與奧斯曼帝國對亞美尼亞人衍生的和倉促捏造的種族非難不同，於1917年延遲參戰的美國所帶來的種族影響，既深深根植於這個國家的歷史，某種意義上也更為複雜。一戰使得歐洲大陸滿目瘡痍，歐洲大國間互相廝殺所帶來的更為長遠的影響使得伍德羅·威爾遜越發關注“白色”文明全球主導權的衰退，而他認為這種主導權是有種族界限的。威爾遜及其核心顧問起初為英國海軍封鎖北歐一事而煩惱，後來因德國恢復無限制潛艇戰於1917年4月對德宣戰。在這段時間裡，他們對於與美國的盎格魯——撒克遜人擁有同樣高貴品質的本質化的不列顛民族之讚許愈發明顯。相比之下，威爾遜、羅伯特·蘭辛、豪斯上校以及威爾遜核心集團的其他人的演說、通信和官方聲名都充斥著對德國侵略行徑、口是心非以及非理性政策的譴責。威爾遜認為，只有當德國人先天固有的軍國主義癖好被清除後，世界才能“因民主而安全”。這種信念對他做出戰爭決定和在凡爾賽處理複雜的戰後談判都產生了至關重要的影響。
隨著美國社會於1917年準備參戰，其深刻的種族隔閡經常被證明是國家動員士兵和調集資源的一項重大障礙。在戰時和戰後，種族問題所導致的緊張也引發了國內普遍的暴力行為。許多政治家，也許還有大多數公民也不願意看到大量“黑人”被徵募或僱傭加入美國遠征軍，這種情形引發了曠日持久且常常是爭論不休的辯論。強烈的反對聲音——尤其是來自南方的政治家和當地社區的反對呼聲——在美國參戰後最初幾個月扭曲了徵兵方式，表現在徵兵時提倡種族優越性。這種不正常的徵兵方式固執地表明白人是服兵役的主體。威爾遜政府不顧這種高度種族化的異議，選擇吸納非裔美國人入伍，允許他們當志願兵。非裔美國人的居住地和訓練地被徹底隔離起來，以此作為對強烈反對呼聲的一種讓步，同時，包括威爾遜本人在內的大多數戰時策劃者相信這是自然而然的常態。
1917年夏季，都市種族暴亂從東聖路易斯和芝加哥蔓延到紐約和南部數城，其中白人暴徒是攻擊者，非裔美國人成為受害者。這些自然堅定了決策者的信念。一旦決定徵招並隔離非裔美國人，與居住、訓練和部署這部分士兵相關的問題便浮現出來並貫穿戰爭期間及戰後，而且絕對不僅僅限於南方。非裔美國士兵應該被分派到哪個軍事基地？這一問題成為爭論的主要焦點，在南方尤為如此。但在某些情況下，在美國的中西部和大西洋地區，同樣存在這一問題。在決定徵召非裔美國人的幾個月內，駐紮在臨近休斯敦、得克薩斯州洛根軍營中的非裔美國士兵和當地城鎮居民，尤其是與警察之間的緊張狀態引發了種族暴力行為。警察在處置拒絕遵守市內有軌電車和劇場中隔離規定的非裔美國士兵時採取了非人道行為，這激起了新兵發動的武力襲擊，致使16名白人平民死亡，數人受傷。儘管非裔美國士兵在南方之外的城市休假時較少受到限制，但隔離制度仍主導著他們的訓練、營地生活和海外服役。逾七成的非裔美國應招者被降級從事勞務而非兵役，並盡數被分配到與白人指揮官隔離的各部。儘管在官方看來，非裔美國士兵所接受的單獨訓練、住宿與娛樂設施與他們的白人戰友所享有的並無二致，但在每個軍事基地內部和不同營盤之間，依服役各部的種族構成不同，仍存在極大的不平等，情況總是有利於白人士兵。
1919——1920年間迎接自戰場歸來的非裔美國士兵的是普遍的種族騷亂，這證明了非裔美國人為國家戰爭所做出的貢獻，及其在後方所做的努力都無助於削弱戰後美國的種族歧視和社會約束。事實上，種族隔離在很多方面強化了，暴力和公然的壓迫變得更加明顯，這在南部地區尤為如此（如果對私刑的發生率的統計是準確的話）。數十年來美國曆史學家的標準敘事將種族壓迫描述為向“常態”的復歸，至少在美國是如此。
種族主義假設的持續影響塑造了1919年凡爾賽艱難的和平談判所達成的最終解決方案，在許多重要方面預示了大戰給後世帶來的全球性遺產。正如羅伯特·蘭辛的回憶錄所充分證明的那樣，事實上，包括威爾遜總統及其核心顧問在內的政要在做出重大決策時，內心都懷有種族等級制。他們所締結的和平條約存在相當大的缺陷，結果是結束了一場戰爭卻引發了另外一場戰爭。種族主義信念明顯出現於國聯盟約的措辭中，這歸因於威爾遜願意為這個他認為最能保衛持久和平的組織而犧牲一切。同時，種族主義信念也在實際上主導了凡爾賽和會的方方面面。在戰後世界安排中，對中國山東半島前德國殖民地的處置，或許能夠表明種族優越論的狂妄所起到的最有害的，並極具歷史影響的作用。依據英日1902——1903年海軍同盟協定，在歐戰爆發後，日本立即猛烈攻擊德國在中國的特權飛地和在南太平洋地區的島嶼屬地。戰爭期間，這些領土實際上變成了日本的殖民地。
至於山東問題，凡爾賽會議上大多數代表認為應將其歸還中國。威爾遜一改他堅持廢除大國秘密協定的主張，試圖採用不公開的會議形式與中日外交官協商山東問題。日本的意圖在於將自己實際上已吞併的區域併入其日益膨脹的帝國中去，這成為幕後激烈爭論的焦點。已將自己定位為唯一仲裁人的威爾遜不久便面臨一種兩難困境：日本決定在國聯盟約中加入一項確認所有民族基本平等權的條款，但卻被威爾遜斷然拒絕。導致威爾遜持反對意見的首要原因在於其自身的種族主義偏好及其如下假設：
如果支持日本的建議，那麼英法談判代表便會在非公開的最高會議上堅決反對他的意見，而這些委員會將控制和會的議程和結局。出於以下擔心——如果日本人在其所提出的實為宣示種族平等的條款被拒的情況下再被迫放棄山東，那麼他們將堅持以拒絕加入國聯為威脅——威爾遜選擇接受延續殖民佔領而不是堅稱人類平等。如羅伯特·蘭辛及其幾位同僚當時明確向威爾遜所闡明的那樣，他拋棄中國人的決定——後者曾與美國一樣參戰，並在西線為支援協約國的戰爭努力貢獻了十餘萬勞工，且以雄辯之才扞衛自身對山東的所有權——違背了自己屢次闡明的各項道德原則。他們也警告道，與日本達成的交易將給美國招來非議，因為美國一貫堅稱自己是正在形成中的中國民族國家的守護神和庇護者。同時這種交易還會給遠東地區的戰後秩序帶來有害且長期的影響。當然，蘭辛的評論非常有先見之明。
將中華文明核心區域的一部分移交給日本帝國控制的麻木不仁的做法——日本政府於1915年強迫袁世凱軍閥政府簽訂的“二十一條”已經使得這一情況肆意蔓延——為日本的軍事和經濟擴張政策提供了強大的推動力，併為它在十年後試圖將整個中國變為自己殖民地的企圖提供了一個至關重要的據點。
在巴黎和會上，絕大多數代表將山東問題的爭論視為對中國主權的赤裸踐踏，它是威爾遜對自己那項潛在的激進倡議——和平協議應建立在所有民族的自決原則基礎之上——的一個背叛。對於民族自決原則的內涵到底有多大包容性的問題，總統最初的看法充其量是模稜兩可的，但來自美國堅定的帝國主義盟友（尤其是英國和法國）的壓力導致了自決原則在有關民族和地區的適用範圍受到限制。蘭辛的回憶錄再次明確揭示了這一退卻行為的種族主義背景。作為威爾遜的心腹之一，蘭辛明確提出“把這種思想灌輸給某些特定種族是危險的”，這一警告只是強化了威爾遜總統對於將自決擴展到非歐洲種族的擔憂。最終將不具有歐洲血統的其他一切民族排除在外的做法，使得亞非知識分子和民族主義領袖普遍醒悟，他們不再相信威爾遜所謂人類正義與和平的忠實代理人的聲稱；同時，這種做法也強化了那些謀求維持由西方主宰的戰前殖民秩序的國家對種族優越論意識形態的依賴。
經過無數次爭論和冗長的討論，1919年交戰各方終於在凡爾賽達成和平協定。在其後的數年中，種族主義思想仍是一股重要的力量，它參與塑造了戰後的世界政治—外交以及經濟秩序，並強化了持續存在的對殖民地人民統治和剝削的正當性。但1914——1919年歐洲民族之間爭鬥的場景——西格蒙德·弗洛伊德譴責其為返祖現象和非理性與兩敗俱傷的行為——以某些意味深長的方式促成對那些一個多世紀以來一直被視為種族差異和“高加索人種”優越論科學證據的批判與日俱增。對歐洲血統各民族卓越理性和物質成就的假設遭到了兩戰期間亞非政治家和知識分子的攻擊，與此並行的是歐美傑出的社會科學家和公共知識分子對上述假設所發起的挑戰日益增多。
對於普遍流行的做法——即賦予人為劃定的人群以某些與生俱來的不變的習性——持批判態度的學者中最有影響力的當屬法蘭茲·鮑亞士和他傑出的門生們，其中最著名的是瑪格麗特·米德。他們的田野調查和為人廣泛閱讀的書籍和文章反駁了種族主義“理論化”所謂的經驗基礎。儘管公認其觀點通常是假設的並有所保留，但鮑亞士及其同事試圖證明，文化和環境在決定人的能力和社會成就方面，遠比身體屬性更重要。在20世紀早期的話語和解放運動中，種族本質化和社會偏見仍然是居於支配地位的議題。隨著時間的推移，鮑亞士等人的研究發現開始被當作反對種族本質化和社會偏見的意識形態攻勢的核心要素。
儘管向種族主義發起挑戰的思想—社會運動被證明經久不衰，但至1930年代早期，這些運動似乎即使沒有被消滅，也黯然失色了，原因在於某些最為惡毒的種族主義思想及其滋生的殘忍的迫害與壓迫日益興起。納粹主義以及有關大和（日本）種族優越性那些粗鄙有加卻經不起推敲的觀念，導致了軍國主義化的擴張主義國家日漸崛起。種族主義思潮對此有不可開脫的責任，而第一次世界大戰及戰後具有深層缺陷的謀求創建世界新秩序但卻無功而返的外交（失敗的外交尤其體現在對中—東歐和中—遠東的安排方面）支撐了這一思潮。
戰爭期間對亞美尼亞人的攻擊預示著以種族主義為根基的帝國主義列強的崛起，它們在歐洲前線炮製了有史以來最慘烈的種族滅絕，在太平洋戰爭期間則製造了殘忍的集體強姦、屠殺以及死亡集中營，規模超過了除斯大林古拉格之外的以往任何集中營。1945年後，史上最具毀滅性的種族主義政權所表現出的十惡不赦致使人們加倍攻擊種族主義意識形態和積習，儘管這對於那些在暴行中喪命的數千萬罹難者，以及由一戰孕育的專制政權所導致的數百萬無家可歸和飽受凌辱的受害者而言，幾乎無以慰藉，但它前所未有地促使世界各族人民為爭取獨立、人權和個人尊嚴而奮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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