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嘉靖二十八年(1549年)九月初五，一幫風塵僕僕的客人，來到北京城店戶高銀山家投宿。領頭的兩位名叫傅習和劉友德，同行的還有衙吏胡禮和傅習的宗親傅雄、傅桂枝二人。傅習、傅雄等三人來自四川成都府附近的新津縣，而劉友德來自眉州，他們是為四川織染局解送絹匹到京的匠戶。
何謂匠戶？明朝立國之初，大致沿襲元代的戶籍制度，按職業類別，將全國人口分為民、軍、匠等戶種，凡以手工業謀生的，大都被括入匠戶(軍戶中也有匠戶，稱作軍匠)。同時規定，匠戶“役皆永充”，匠役遂成為世襲的營生。匠戶又分輪班和住坐兩類，前者每隔一至數年前往京城或指定地點服役一段時間，而後者則固定在京城、省城等地的官辦作坊服役。傅、劉等人屬住坐工匠，以織造絹匹為業，統歸四川布政司所屬的織染局管轄。作為住坐工匠，他們每年必須織造一定數量的絹匹上交織染局，又需輪流解送本局絹匹到京城的承運庫繳納，而這正是他們此番進京的目的。
傅、劉等人本該於嘉靖二十年(1541年)承擔解送的任務，但那年四川發生了嚴重的旱災，因此一直沒有上路，嘉靖二十八年方在織染局的敦促下，啟動解運程序。明代的解送任務是項繁重的負擔，負責解送的民眾，亦即當時所謂的“解戶”，因此而傾家蕩產的是常有的事。拿四川織染局的解運來說，衙門只提供額定的運費，解戶在解送期間的盤纏及相關衙門胥吏的需索，都由解戶自己掏腰包。傅習等人在得到本局的通知後，就開始著手籌措盤纏。按照老祖宗立下的規矩，解運的盤纏共計一百兩，由本戶的各個家庭分攤。由於有的家庭拖欠，傅習出發前總計收到近九十兩白銀。這是嘉靖二十八年年初的事。
當年三月，傅、劉二人收完當年絹匹四千五百一十六匹後，上報織染局，織染局再呈報布政司。布政司按往年的規例，動支庫銀一百六十二兩，作為“水腳”(運費)和備辦木料、卷箱、扛架等解運器械的費用。待傅、劉等人備好解運器械後，布政司又會同按察司，將上述絹匹並運費交由傅、劉等領解。最後，傅、劉等人前往撫按衙門掛號。一切辦理停當，他們便從成都城東的錦官驛啟程前往京城。
從成都到京城，有水路、陸路兩種走法：陸路經過陝西，路程較短，僅四千三百一十里，但需走棧道，路小而險，且運費高;水路走長江、運河，路程迂遠，比陸路長一倍多，但運費較廉(綜合《寰宇通衢》《一統路程圖紀》的記載)。可能由於解運的物品較多，走水路便宜，傅習等人選擇走水路。“蜀道難，難於上青天”。長江上游灘多道險，他們在啟程之時，特地備辦了豬、羊、雞、酒、香、紙等，“燒祭開舡”，此後又陸續在嘉定、雲陽、瞿塘、新潭、黃龍廟等處辦三牲、香紙等“燒祭神福”，祈求平安到達京城。
傅習一行自四月啟程，九月初五才抵達京城，費時近五個月。到京城後，首先是投店住宿，並租房安頓運來的絹匹。接著是到工部掛號，再將絹匹送到承運庫驗收。承運庫是明代內府的主要倉庫之一，各省解送的絹匹就在此處繳納。在此期間，傅習等人打聽到，到承運庫辦理繳納手續前，必須先行交納數百兩的所謂“茶果”銀，這大抵是送給倉庫主管的見面禮。於是傅、劉等人設法湊了白銀二百七十四兩，赴承運庫繳納。十二月初二，傅習因盤纏不足，先行返鄉。次日，傅雄等人前往承運庫繳納絹匹，但承運庫驗出內中有兩百餘匹不合格，責令調換。傅雄等人只好花錢設法就地到商鋪調換好絹。最後於次年二月十九日再次前往承運庫繳納，實收後赴工部銷號、領批，方才打道回府。從路程推斷，他們返回新津的時候，肯定已是春暖花開的季節了。*
在明朝的那些歲月，因當差而外出奔波的，絕不限於傅習等匠戶。明代三大類戶籍中，民戶、軍戶跟匠戶一樣，或需承擔繁重的解運任務，或需前往他鄉服役。朱元璋在設計財政體制時，遵循一個基本原則，即力求不跟貨幣打交道，因此衙門的各種雜役和公共工程的修建，都採取僉派差役而不是徵稅的辦法。衙門的各種差役，舉凡錢糧的解運、地方治安的維護、衙門雜務的操辦、監獄的看守，乃至木柴的砍伐、柴炭的搬運、河道的修治、倉庫的修葺、物料的搬運、官物的運輸、公文的投遞、運河水閘的開啟等，都從民戶中間僉派。這些差役的服役地點，多半是在縣城或附近的鄉村，被僉派的民夫，離鄉而不必離土。但錢糧、物料的解運就不同了，明初沒有商業性的物流機構，原則上也不可僱人代役，這檔子事兒還非得由被僉派的民眾自己來完成。到了明中葉後，漕運改由衛所解運，大多數民戶才從這項繁重的徭役中脫身出來。
說到錢糧、物料的解運，明初建立了一套看似古怪的制度。這套制度的古怪之處，是稅收的上繳和財政的下撥，無需由戶部經手，而是由稅收的徵繳單位，將戶部額定的劃撥經費，直接解送到財政使用單位。背後的考慮無非是為了節省來回京城的解運費用。但問題在於，對口的經費使用單位經常不止一個，這就意味著，徵繳單位必須派人分頭承擔解送任務，因此，非但民眾不一定得到實惠，反而出現相當荒唐的做法。比方說洪武末年，五千名金吾衛軍士的軍餉，不是由國庫支出，而是指定應天府內五千個納稅人戶，把他們應交的稅米直接送到這五千名軍士的家裡。*這種做法無疑是對人力、物力的巨大浪費。凡被僉點負責解運的糧長和裡甲戶，往往被弄得家破人亡。《醒世恆言》有個故事，說的是“張廷秀逃生救父”的事，談到張家祖上是個糧長，結果這個差役“壞了人家”，搞得張家傾家蕩產，到張廷秀祖父一輩，“已是寸土不存”，還是無法擺脫這個要命的差役。
軍戶的總體待遇就更糟了。明初的兵源，來自被括入軍戶的民眾。像匠戶一樣，軍戶也是世襲的。軍戶所佔比重，各地不一，有的地方(如福建)相當於民戶丁口的一半。*為防止軍人開小差，他們一般被調到外地服役，因此，他們不得不拋下妻小，到數百里乃至數千裡外的衛所當差。更麻煩的是，這些阿兵哥不但要義務為朝廷站崗放哨，連路上的盤纏、服役期間的衣衫等，都需自行籌措。若是死於服役的衛所或前往衛所的途中，衙門會前往原籍地勾補。為了保證充足的兵源，朝廷還規定軍戶不得脫離原來的戶籍，不得自立門戶。但軍役如此繁重，軍人開溜的現象自然還是時有發生。
明代萬曆十二年福建連城縣的清丈歸戶單，“一條鞭法”稅制的實物佐證
說明代不少民眾活得很苦很累，不是要幫他們倒苦水，而是希望藉此指出，明代雖以農業立國，鄉村人口占了很高的比重，但明帝國的子民，卻未必盡是沒見過世面的鄉巴佬，生活在幾乎與世隔絕的環境裡，很少跟村外世界打交道。理由是，明初建立的那套戶籍賦役制度，在客觀上為民眾的空間流動提供了驅動力。換句話說，明代有相當一部分民眾，為了完成衙門的差役，被迫離開家鄉，出門遠行。從這個角度看，明中葉開始實行的各種賦役改革，尤其是16世紀中後期各地推行的“一條鞭法”等賦役改革，通過將賦役折納為銀兩，以物的流動減少人的流動，在一定程度上將民眾從強制性的空間流動中解脫出來，其影響應該說是革命性的。此後，強制性的空間流動並未退出歷史舞臺，但畢竟已經大不如前，商業的邏輯沖淡了制度的邏輯。在市場供需驅動下的空間流動，成為那個時代空間流動的主要形態，利潤和生計成為驅動民眾出行的主要動力。
筆者的老家福建，素來山多田少，不少地方號稱“七山二水一分田”，為了謀生，經商的人很多，明人張瀚就稱閩人“寡於積聚，多行賈四方”*，他們活動的空間範圍是很大的。特別是泉州人和漳州人，充分利用得天獨厚的瀕海優勢，唐宋以來就積極開展海外貿易，到了16世紀，更不惜違反朝廷的海禁政策，利用廈門對岸的月港等港口，與東來的歐洲人做生意。明後期在帝國境內流通的白銀中，有數千萬兩來自南美和日本，它們多半由閩商經手，源源不斷地從這些港口進入中國內地。為了與官兵對抗，在海上立足，他們甚至進行軍事化管理，組成亦商亦盜的武裝商業集團，泉州安海鄭氏集團的興起，就是一個例證。
鄭氏集團的締造者鄭芝龍，早年隨母舅前往澳門經商，在跟葡萄牙人打交道的過程中，不但學會了他們的語言，而且與他們建立了生意網絡。不久他去了菲律賓。後來加入李旦海盜集團，李旦死後，鄭芝龍接替他的位置，成了這個集團的頭領，逐漸成為左右東南沿海的主要勢力。鄭芝龍之子鄭成功跟父親一樣，不僅是個“空間穿越者”，也是個“文化穿越者”。他出生於日本平戶，母親為日本人。他繼承父親的事業後，繼續與日本人和歐洲人做生意，而且生意越做越大，建立了半獨立的海上商業帝國。清朝入主中原後，鄭成功曾多次與清軍交鋒，失利後，遂攻略臺灣，趕走荷蘭人。1662年去世前，他派遣使者前往馬尼拉，威逼西班牙人俯首朝貢，並打算髮兵攻打他們。要不是由於猝死，鄭氏很有可能建立一個規模不小的海洋帝國，那麼東亞地區的政治格局該會是另一番模樣吧？
鄭芝龍
當然，在明清中國內地執商界牛耳的，是徽商和晉商。明末福建人謝肇淛說：“富室之稱雄者，江南則推新安，江北則推山右。新安大賈，魚鹽為業，藏鏹有至百萬者，其他二三十萬則中賈耳。山右或鹽或絲，或轉販，或窖粟，其富甚於新安。新安奢而山右儉也。”*徽商與晉商的崛起，一方面固然與商業發展有關，另一方面卻也與朝廷的典章制度有剪不斷的關係。他們賺到的第一桶金，來自朝廷推行的“開中法”。明代為防止蒙古人侵擾，在北方邊境駐紮重兵，陸續設立九個邊防重鎮，合稱“九邊”。為了解決“九邊”的軍糧問題，朝廷出臺了一個政策，凡將糧食運到邊地者，可獲得朝廷配給的鹽引，獲得鹽引後，就可到指定的鹽場支鹽，並在指定範圍內銷售，這就是所謂的“開中法”。不少徽商、晉商就是利用這一制度契機，賺得盆滿缽盈，成為稱雄大江南北的商人群體的。因此，如果說閩商多半在朝廷體制之外運作，徽商和晉商的經商之道，則相當注重與衙門的合作。
對這種空間位移的體驗，是甜是苦？明清時代經常遠足的人中，士人是值得注意的一群。為謀取功名，他們必須到省城和京城趕考;求得一官半職後，因任官迴避制度的規定，又必須遠走他鄉赴任。其中有遊山玩水的雅興的，人數可能固不在少，但一路上舟車勞頓不說，若是遇到盜賊，還可能丟了性命，因此，他們對遠遊的感受大概是很複雜的。普通民眾既無士人的雅興，又無富商巨賈購置“鮮衣怒馬”的本錢，他們對逆旅的感受，可能還是比較苦澀的。明清小說中，便不乏對行旅辛酸的描繪。《喻世明言·楊八老越國奇逢》這樣描述為商的苦處：
人生最苦為行商，拋妻棄子離家鄉；
餐風宿水多勞役，披星戴月時奔忙；
水路風波殊未穩，陸路雞犬驚安寢；
…………
偶然小恙臥床幃，鄉關萬里書誰寄？
一年三載不回程，夢魂顛倒妻孥驚；
燈花忽報行人至，闔門相慶如更生；
男兒遠遊雖得意，不如骨肉長相逢。
請看江上信天翁，拙守何曾闕生計？
苦也罷，樂也罷，不管出於對利潤的追逐，還是來自養家餬口的壓力，15世紀中葉以來，越來越多的鄉民還是離開了熟悉的故土，遠走他鄉。
當然，明中葉賦役改革後，強制性的空間流動已不再重要，遠走他鄉的人，在鄉村畢竟不多見。為數更多的，是出門三五天的鄉民。同樣是徽州，腰纏萬貫、幾年不返鄉的行商大賈自然不乏其人，但不時外出做小買賣的普通鄉民，恐怕才是大宗。徽州婺源縣，是個山多田少的地方，“每一歲概田所入，不足供通邑十分之四”，於是鄉民“併力作于山”，“收麻、藍、粟、麥，佐所不給”，並“以其杉、桐之入”，販賣到毗鄰的饒州和休寧，“易魚、稻於饒，易諸貨於休”，看來在這樣惡劣的生態條件下，不做點買賣是無法過日子的。加之婺源沒有販賣官鹽的鹽棧，普通鄉民必須前往休寧縣買鹽，他們“挑負諸土物逾嶺零星貿易，價溢而勞瘁倍之”，由於路上辛勞，“故窮僻村氓，多食淡者”。*這些鄉民行走的範圍究竟有多大，過去我們無從考究。所幸近年發現的晚清當地鄉民所記排日賬，為解決這一問題提供了第一手的關鍵史料。
排日賬主要記錄日常行事和來往賬目，是介於賬簿與日記之間的一種文類，且多半為鄉民所記，不消說，其史料價值是很高的。筆者蒐集的13冊排日賬，是婺源一家程姓農戶祖孫三代所記。程家種了幾畝水、旱田，又在山上採山貨，種茶葉，還經常外出做小買賣。他們活動的範圍，往東到達浙江境內的開化縣，往西到達江西境內的德興、樂平等地，活動半徑達到兩百多華里*。程家頻頻造訪的地域範圍稍小，西起婺源西鄉的市鎮賦春，東至休寧東鄉的重鎮屯溪，活動半徑也有一百多華里。太平軍到來之前，程家從事的一宗買賣，就是到休寧、婺源邊境的溪口鎮買鹽，挑到他們生活的婺北地區及西鄉販賣。有時他們甚至穿越省界，進入江西浮樑等地販鹽，這已算是販賣私鹽的行為了。婺源西鄉與毗鄰的浮樑縣，盛產魚、米和油，程家在這一帶賣出鹽巴後，就地購買這些貨物回家，這樣來回都不打空。太平天國運動被撲滅後，程家又時常做挑夫，幫婺源重鎮清華的茶行挑茶到溪口一帶販賣。從程家的個案看，普通民眾離鄉出行的主要動因，早已不是為衙門當差，而是為了養家餬口了。
其實，說程家出行完全是為了養家餬口，也不全對。道光十八年(1838年)七月，程家的戶主程發開到休寧縣城賣葛粉，葛粉出手後，跑到歙縣揀日子。光緒七年(1881年)閏七月，他的次子程允亨前往歙縣看病。次年八月，又利用到屯溪販賣黃精的機會，順道到休寧縣城看病。程允亨媳婦的孃家，在二十華里外的一個休寧小山村。程允亨經常到這個村子走親戚，有一次到那裡觀看目連戲，流連忘返，接連住了四五天。還應提到的是進香。程家進香地點主要有三處，一是村子附近半山腰上的金剛嶺，一是村東的山峰高湖山，一是休寧西部的齊雲山，其中以齊雲山最為重要。
齊雲山古稱“白嶽”，是明清時期江南一帶的真武崇拜中心，其地位僅次於武當山。據排日賬記載，程允亨父子共前往齊雲山進香五次，年份分別是道光二十六年(1846年)、同治十一年(1872年)、同治十二年(1873年)、光緒五年(1879年)和光緒七年(1881年)，每次往返時間都是四天。他們途經的路線和在山上參與的活動，在賬中基本上沒有留下記載，唯有道光二十六年九月的進香活動，稍微留下了一點信息。此年九月二十三日，“己上齊雲山拜老爺，溪口歇”，說明程家前往齊雲山進香，取道溪口，並在溪口休息一夜。老爺，就指真武，又稱玄天上帝。二十四日，“己溪口上齊雲山拜老爺”，當晚應該在山上的道觀過夜;二十五日，“己齊雲山拜老爺打醮，下山迴轉莊前歇”，這是第三天，當日在山上打醮。他們還會前往山上各處重要的道觀燒香、求籤，賬中夾帶的幾張詩籤就是明證。此日儀式結束後下山，在莊前休息。二十六日，“己莊前拜老爺回家下馬”，這是第四天，從莊前返回家中。
進香之旅持續時間不長，但對明清時期普通民眾的影響不可小覷。作為一種宗教活動，進香為普通民眾體驗超自然世界提供了不可多得的機會。再者，不少進香中心為招徠遠方的香客，提出“照遠不照近”的說法，說是香客的家鄉越遠，獲得的庇佑越多。這種說法無形中將來自不同地域的人群拉入同一個社會文化空間，從而為普通民眾觀察、接觸、認知來自其他地域的人群，走出他們的身份、職業、地位加之於他們的生活空間的諸多限制，提供了絕佳的機會。
《鄉土中國》（費孝通 著）
不管是強制性的空間流動，還是自發性的空間流動，從來自兩個不同時代、不同區域，從事不同職業的傅習和程允亨身上，可以窺見一個我們不怎麼熟悉的傳統中國。面對這個陌生的中國，筆者不禁想起費孝通在20世紀40年代提出的問題：傳統中國的“本色”是什麼？在《鄉土中國》中，費孝通指出，傳統中國村與村之間的關係是“孤立、隔膜”的，這是因為，鄉村人口的流動率小，“社區間的往來也必然疏少”，鄉民的活動範圍“有地域上的限制”，造成“在區域間接觸少，生活隔離”，因此，他們“各自保持著孤立的社會圈子”。*但事實上，不管是由於時代和制度造就的客觀條件，還是出於他們自身走出小地方的主觀訴求，像傅習、程允亨這樣的普通民眾不單有可能，而且有必要頻頻走出他們生活的小世界，時常與村外世界打交道。在這種意義上說，我們是否應該追問：鄉土中國，有多“鄉土”？
本文原刊於《讀書》2016年第6期，第63~71頁，註釋從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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