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案頭翻到馬家輝先生寫的一篇文章《算賬》，馬先生以數字形式量化人生考試次數，發出“許多事情總是重複得無謂”“小數怕長計、人生怕算賬”的感慨。思緒不禁與這兩週團隊律師的會見雜感重疊，索性羅列清單，做一篇律師在疫情期間的會見手賬。
1. 為保護當事人隱私和防止無聊人士對號入座，特將看守所名稱用“A看”“B看”（以此類推）替代。
2. 本文部分細節為“添油加醋”，但不影響基本情況屬實。
賬目支出：物資
（1）電腦
與以往面對面的會見方式不同，疫情期間的會見方式優先採用視頻會見，這無形中就彰顯了各大看守所的硬件配置水平。
A看和B看都有兩間“包廂”，供律師與當事人進行遠程視頻會見。去往A看的團隊陳律師盡享網速快捷，與當事人的視頻“會晤”沒有卡頓，可用誇張的修辭手法讚揚該看守所或率先實現了“8K+5G”的遠程傳輸；去往B看的團隊張律師，則回到了“2G”的淳樸時代，與當事人心有靈犀、巧用四字短句溝通案情，避免了網速切斷長句的尷尬。
注：左圖為網圖
C看只有一間，人品不好的陳律師第一天到達現場後，趕上系統崩盤、電腦斷線的好戲。陳律師鍥而不捨，第二天再去，碰上前面有四位律師同行虎視眈眈、緊盯一房。剎那間，恍惚回到了大學時代與四千同學搶佔自習室座位的場景。此時的小陳，彷彿還是那個當年嗜睡晚起而搶座失敗，到處跪舔求一座的小陳。
D看沒有“包廂”，律師可自主選擇在曠野冷風中持手機與當事人視頻會見。（詳見：《疫情之下，一次溫暖而別樣的律師會見》）。
（2）三件套+
一堵高牆，隔絕了在押犯人與外界的物理接觸；一次會見，帶動了律師與監所內部的空氣循環。雖身居不同處，但為案件的悲喜相通。部分看守所可能也理解律師與當事人之間“豈曰無衣，與子同裳”的“革命”情感，遂要求律師在會見前需自行準備口罩、手套、鞋套各一副，這三件套基本是會見標配。有的看守所還會為犯人提供護目鏡，如果採用現場會見，有的看守所則會要求律師為自己和當事人配備防護服或隔離服。
突然想起去C看當日，偶遇法院工作人員來看守所提審犯人，三名壯丁脫下法袍，換上防護服。我相信，被汗漬浸溼的只是他們的後背，至於法律的威嚴，依然被其守護得嚴密無縫。
某律師前往B看會見：像去微機房上課的主刀醫師
賬目支出：文書
以前，律師到看守所會見，通常只需要提供律師執業證、委託書、律師事務所函或法律援助公函。今時不同往日，除以上材料外，還需出具律師事務所開具的健康證明。到了現場，律師還得在窗口簽署防疫承諾書或健康情況申報書。
前不久，E看還要求律師提供當天肺部胸片檢測CT和核酸檢測的報告方可會見（現已取消）。我所一同事便懷著對刑辯事業的熱愛，帶著對當事人的盡責，伴著對家屬殷切思念的回望，身體力行到醫院掛號拍片，成功前往E看會見。
原以為，一些律師在疫情期間的監管會見可謂相對便民、有的放矢。看廣州市律師會見，需提供所在律所或者居住地社區衛生部門提供的健康證明；再看深圳市律師會見，需出具律所開具的健康證明和“服務碼/粵康碼”；還看上海市律師會見，需出具承諾書、審查意見書（彩色打印）、如實陳述承諾書、“隨申碼”、身份證供監管場所核查。
1
廣州市司法局律師工作管理處《關於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間律師會見事項的通知》
2
深圳市律師協會《關於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間辦理律師會見業務的通知》
3
上海市律師協會《關於疫情防控期間本市律師會見工作的通知》及《關於疫情防控期間本市律師會見工作具體操作流程的提示》
賬目支出：時間
律師是最尊重時間的一群人，畢竟沒看過《精英律師》的我，也知道男主羅檳換了一隻又一隻的百達翡麗手錶。
疫情期間的會見，對律師而言，最主要的影響莫過於：增大了時間花銷，增加了不經意的曬表機會。只不過，最後的下場是“耐心為你等待、落空多少期待”。
1、未接來電都是你的，每天27個
團隊蔣律師把一日分二晨、用時十四天、撥打F看電話，要麼面臨無人接聽的空寂，要麼被髮下週再預約的“好人卡”。終於，他成為了一個天天為當事人掛念案件、給女性工作人員撥打電話的“右先生”。
這令人欣慰的改變都要“歸功於”部分看守所實行“有開庭才讓預約”的會見政策。
2、小朋友，你是否有很多問號？
據一位沒有留下姓名的同行所述，其6：30就從福州到達G看，成功拿到第一個號碼牌，後因尊師重道，讓給8點到、排在第二位的師傅。結果，9點過去了，師傅在裡頭，他在外頭；10點過去了，師傅走了，他還在外頭。
正當該同行在練習發聲、準備高歌一首《到底我要等到什麼時候》之際，G看工作人員解答了該同行的疑問，“我看實行輪班上崗制，提審人手不夠。”
3、能不能給我一首歌的時間
團隊陳律師在A看縱享視頻會見暢通無阻，不曾想，“衝浪”剛過半小時，即被“網管”敲門提醒注意時間、他人在等待。眼下情急之景，像極了在網吧上網因網費不夠網聊不盡興，隨便敲打3166520的小學生；像極了考試時間只剩下15分鐘還有一道論述題沒做，只好奮筆疾書練就狂草字體的考生。
結算：理解和變通
作此文，名曰“算賬”，但無“秋後算賬”之意，無意對現有的監所會見規則進行批判，更不是也不願對身為法律職業共同體的監管工作人員進行責難。因此，該文本質是對團隊律師在疫情期間會見所產生的工作成本進行調侃式小結，以冀攜手同行回想疫情會見的特別辛甘，提醒當事人看一看律師追求刑辯夢的真心。
確實，站在宏觀角度來看，目前的會見形勢存在不少問題。比如，要求律師出具健康證明這一舉措是否合法、必要抑或形式？遠程視頻會見能否確保犯罪嫌疑人不被監聽？能否以此為契機，推進網絡視頻會見的全面、持續性鋪開，以實現“家門口探監”……
電影臺詞截圖
此外，各地關於疫情期間看守所會見的工作要求也確實是五花八門、並無統一。看似造成了各自為政、讓人無所適從的處境，其實換個角度想，無可厚非，各地疫情嚴重程度本不相同，因地制宜、對症下藥才是對上級關於疫情防控決策部署的全面貫徹落實，才是對本地區監所工作人員與羈押人員生命健康權益的重視與保障。
所以，在疫情還未結束、司法運行還未迴歸常態之際，不妨多一點“法律共同體”的理念：當事人與律師之間是因一案之緣而形成的法律共同體，司法工作人員與律師之間是因共同的知識、語言、思維、理想而形成的法律共同體。因此，雙方大可少些無知、溝通不對稱的埋怨，多些互相理解、互相配合、互信互重，若此方能化解矛盾、共克時艱。
於千萬人之中,遇見你所遇見的人……也沒有別的話好說，唯有輕輕的問一聲：“噢，你也在這裡嗎?”
——張愛玲《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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