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學經典集成》是國家古籍重點規劃項目，精選了具有代表性的宋明清代的關學經典著作9卷18種 ，分為12冊，分別為《張載卷》、《正蒙詮釋卷》、《藍田呂氏卷》、《呂柟卷》、《韓邦奇卷》、《馮從吾卷》、《李顒卷》、《關學人物卷》，還有一冊為《導讀》，集關學研究專家陳俊民先生數十年之功，系統闡釋了關學興起、流傳、發展演變的過程。即將由三秦出版社出版。回想十多年來的編輯出版歷程，不勝唏噓再三，感慨良多。
本項目規模不算太大，但是項目重大，任務艱鉅，為此三秦出版社從一開始就組織了專門的項目團隊進行具體的編輯工作，由筆者主持，統籌指導。由於編輯校對難度很大，不得不一拖再拖。最初的項目叫《關學全書》，曾經因為遲遲不能結項，被迫進行政策性項目終止，然後再重新修正以《關學經典集成》另行上報立項。經過多年的努力，到了2019年底，終於有了成效，進入終校環節。
在編輯《關學經典集成》的這些年裡，編輯們付出了非常辛苦的努力，卻苦中有樂，收穫很多，在潛移默化中提高了自己的文化修養。參加項目的每個編輯都深有體會，他們常常能夠口誦其中的名言警句，很受鼓舞。由於項目組實行分工協作，每個人負責其中的某卷，所以我僅就其中發現的編輯校對《張載卷》中發生的關於“橫渠四句”的事簡要記述並以此檢討一下學術編輯的問題意識作為警戒。
由於從北宋張載開始，“橫渠四句”就被歷代大儒所傳揚，影響已經超出了理學的範圍，而成為中華人文精神和文化擔當的重要標識。“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 這四句大多數文人都已經熟記於心，能夠脫口而出。然而，除了少數的專家學者而外，很少有人知道它還有異文或者稱之為四句變體。一開始我也並不知道。直到2019年11月初，負責最後校對《張載卷》的朱編輯告訴我說：“‘橫渠四句’原本不是這樣的。”我說：“是什麼樣的？”於是她拿過了《張子語錄》給我看。果然不是我們經常見到的那樣，而是“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道，為去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①。第一句、第四句沒問題，但第二句“立命”成為“立道”，第三句“往聖”變成了“去聖”。她說：“這怎麼辦？”在此以前，我並不瞭解其中的差別。但是，也不敢有所懷疑，因為陳俊民先生對書稿要求很嚴，這是經過陳先生審訂的稿子，不可能是人為的疏忽或者錯誤。於是，我說，你再找找看，其他地方是怎麼說的。於是，她又翻了幾遍書稿，發現沈本《張子全書》的《張能鱗萬曆戊午本張子全書序》中的說法和現在通行的一樣，清康熙己亥本《張子全書》朱軾序等也是如此②。
第二天，我便將此異文和趙總建黎商議，他說，幾天前他也聽誰說過，張載的原話不是現在這樣的。我們雖長期致力於關學經典整理，但並沒有深究其中的文本源流，也並不知曉其中的差異。究竟誰是誰非？一時難以確定。但我們以為只能去從張載本身的“命”和“道”的思想體系裡去找根據，而且必須是與張載所處的歷史背景和學術環境密切相關，絕不是他應該是“立命”、“往聖”還是“立道”、“去聖”的學術解答。
此後，我便搜查有關文章，尤其是關於“橫渠四句”的研究文章，其中的多篇文章是論述這四句的文化價值、哲學意蘊的，往往起意於其現代意義和當代責任。③據有關文章所論，“橫渠四句”是馮友蘭先生的座右銘，一生守持，堅信篤行。④後有學者稱之為“橫渠四為”、“橫渠四為教”、“橫渠四為句”等，其根本是一致的，基本上是秉持“立心”、“立命”之說而追本溯源，從孔孟、周易而闡釋其義。為簡便起見，我還是以“橫渠四句”名之可也。關於“橫渠四句”的哲學意義和文化價值，以馮友蘭先生所論最為著名，但凡馮先生之後學者並未脫此窠臼；此則如當代學者趙馥潔先生、陳來先生，其站在傳統文化的大背景下以哲學思辨和社會實踐的角度論述其價值意義，中肯貼切，意味深長。然他們並未就“四句”的原始面貌略加考證，留有餘韻。學界皆認定“橫渠四句”的命名是由馮友蘭先生最早提出，幾無異義。至於其他說法，趙馥潔先生撰文說“這四句話被明代學者賀時泰稱為‘橫渠四為’，……被臺灣蔡仁厚先生稱為‘張子四言’，被當代劉夢溪先生稱為‘橫渠四句教’。”⑤小子識之，便不再追究議論，唯關注“橫渠四句”之原始面貌。
張岱年先生是關注馮友蘭先生“橫渠四句”及其異文的最有影響的大學者，他曾撰文《試談“橫渠四句”》⑥,分析論證了馮友蘭先生所引的“橫渠四句”的來源。他指出：“‘橫渠四句’有一個版本問題。人們經常引用的是:‘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這是《宋元學案》所載,而宋本《張子語錄》所載卻是:‘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道,為去聖繼絕學 ,為萬世開太平’。不但宋本《張子語錄》如此 ,朱熹主編的《近思錄》、明版《張子全書》中的《近思錄拾遺》所載亦是如此。”並指出“馮友蘭先生在《中國哲學史新編》第五冊論述張載哲學時認為第二句‘立命’應該從《語錄》作‘立道’”。馮友蘭先生在《中國哲學史新編》第七冊中引述朱熹的《近思錄》關於“橫渠四句”是明顯的“誤憶”，但馮先生承認“但從義理言，應從《近思錄》”，然後得出結論說“看來《張子語錄》所載是原文，《宋元學案》所載是經過後人潤色的”。
由此看來，張岱年先生認定張載“橫渠四句”的原始文句應該是“立道”和“去聖”的《張子語錄》版。而且，以張岱年先生的分析論證，馮友蘭先生對此也是認可的。於是他在文末對於這四句做出了簡明扼要的闡釋：
“為天地立心”—— 達到對於天地宇宙的正確認識;“為生民立道”——昭示人類生活的基本準則;“為去聖繼絕學”——弘揚古代哲學的優秀傳統; “為萬世開太平”——尋求人類共同生存發展的道路。這四句可以說是表達了哲學家的宏願。這些宏願雖然不易做到 ,但是作為哲學家的主觀願望,還是具有重要意義的。
張岱年先生和馮友蘭先生都是當代著名的哲學家，長期在北京大學哲學系教書育人，研究學問，其對於“橫渠四句”的原始面貌的觀點似乎並無不同。但是，因為馮先生一直秉持解說弘揚“立命”說而在學界形成了馮先生和張先生各持一端的說法。時有學者為此辯論闡釋。其中尤以林樂昌先生《“為生民立命”——張載命運論的新解讀》為著⑦。其文曰：
在現代學者中，馮友蘭認可“為生民立道”，而張岱年則認可“為生民立命”。張岱年還著重強調“宋、明各本所傳當為原文，《宋元學案》所引則經過後人潤色，但流傳較廣” ［3］。張岱年未曾留意之處有兩點:一是在《宋元學案》之前，馮從吾《關學編·自序》便已率先把“四為句”第二句引作“為生民立命”;二是“為生民立命”比“為生民立道”流傳更廣，不是沒有原因的。馮從吾較早把“為生民立道”改引作“為生民立命”的原因，很可能是在他看來，“立命”更貼近張載“四為句”整體語境的思考脈絡。這是以思想詮釋的方式參與文本選擇的一個案例。馮從吾對文本的選擇，可能影響了後來的黃宗羲。可見，異文的認定，有時需要跳出純粹的文獻版本視野。
林樂昌先生所引註釋［3］正是以上本文所引張岱年先生在《中國文化研究》1997年《春之卷》所發表的《試談“橫渠四句”》，其中的觀點耐人尋思。然對於“立道”“立命”說的溯源卻值得重視。
2017年《史學史研究》第3期上，登載了一篇李銳先生的文章——《“橫渠四句教”小考》一文⑧，開宗明義說：
張載的名言“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一直為後人所稱道，被稱為“橫渠四句教”，近來更是在很多重要場合被談及。但這不是張載的原話，而是經過了改造之語。
現在一般的《張子語錄》所載張載這幾句話是:“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道，為去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朱熹所編《近思錄》也是“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道，為去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 宋真德秀《西山讀書記》卷31 和宋李幼武纂集的《宋名臣言行錄外集》卷 4 則記載為 : “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極，為前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 如果說去聖和往聖、前聖義近的話，“為生民立命”則多是“為生民立道”，或“為生民立極”。
經過分析論證，他得出結論如下：
其實張載已經說過：“此道自孟子後千有餘歲，今日復有知者。若此道天不欲明，則不使今日人有知者。既使人知之，似有復明之理。志於道者，能自出義理，則是成器。”所以他的目標是道，而“志於道”正是孔子之語。因此“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道，為去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是和孔孟之道、孔孟之言緊密相關的。去聖就是孔孟，其道不明已千有餘歲，幾近亡絕，故為去聖繼絕學，就是繼孔孟之學。為生民立道，則是重立孔孟之道。所以道是“四句教”中居關鍵地位的詞，不可輕易改易，今日應該重新恢復本來的“橫渠四句教”。
李銳先生的觀點很明確，是以張載時代的學術追求和儒家“立道”之傳承而言的。但是，還有一些學者如林樂昌先生更是以儒家“立命”之傳承加以論述，他在上文結語中說：
總而言之，“為生民立命”作為張載的重要命題，其“立命”觀是沿著孟子所開闢的方向立說的。但孟子僅著眼於士人君子的修身“立命”，而張載則要為社會大眾“立命”，即為民眾確立命運的道德價值方向，使他們能夠據以做出正確的抉擇，從而掌控自己的命運，賦予生活以意義。在張載的思考脈絡中，“為生民立命”是有其前提條件的，就是首先需要“為天地立心”，把源於“天地”也就是宇宙論意義的“生生之德”向下轉化為民間社會的“仁”“孝”“禮”等道德價值系統。這正如唐君毅所說 :“橫渠之言‘立心’，亦猶其言‘立命’。”“為天地立心”與“為生民立命”之兩“立”，體現了當時士人對社會教化責任的自覺擔當。
文章讀到這裡，著實很是茫然。究竟孰是孰非，尚且難以定論。但我心以為，應該是以最早出現的《張子語錄》版本為是才對，尤其是繼之以朱熹《近思錄》的採信，更應該確認“橫渠四句”是“立道”、“去聖”為原始形態。但是又沒有足以說服自己的學術支撐。於是，在某一日（2020-03-08，5點05分），我便給陳俊民先生髮了個短信，說明我的苦惱：
張載“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道），為往（去）聖繼絕學，為天下開太平”，究竟該如何甄別，原是要上門親自聆聽先生指導，只好微信請教先生。
這後一句話不是客套，當此之時由於新冠肺炎疫情尚未解除，故而大家都不支持互相來往。陳先生是大專家，他一看就明白我的意思，很快（8點14分）就回信說：
《橫渠四句》一因為張載門生紀錄而非張子親手所寫，二因版本流傳久遠，因而形成了文字差異，關鍵是“立命”與“立道”文義顯然不同。……前者是宇宙觀，後者是生死觀，前者包括後者，總體來看無大差別。你若有興趣，可待我從電腦裡找一下過去我給國外演講的一個文稿《橫渠四句與儒學真精神》，還有我指導一個博士生寫過一篇專門考證四句文字演變的小文章，過幾天待我找到後發在你郵箱裡好嗎？云云。
陳俊民先生數十年致力於關學典籍整理和關學學術研究，著作宏富，在海內外學界具有重大影響。何為關學？學界有兩種觀點，一種認為是關中之學，一種認為是關中理學。陳先生是倡議並堅持“關學是關中理學”的觀點的學者。他在即將出版的《關學經典集成導讀》中，詳細梳理並評價了關學的傳承和發展體系，筆者有幸作為本卷的編輯多看了幾遍，受益匪淺。也正是如此，激發了我對於“橫渠四句”原始的衝動。究竟原本是什麼，又是怎麼傳播演變成現在的通行文本的？
過了大概兩個小時（10點39分），陳先生果然發來了一篇文章，附言說：“這是過去指導博士生寫的一篇小文章先請參考。”
我打開看了，是由肖發榮先生所寫《“立道”、“立極”、“立命”——“橫渠四為句”的版本流變及其時代精神》⑨。文章不長，但讀之甚為暢快。本文作者將“橫渠四句”稱之為“橫渠四為句”。他通過文獻考證梳理，將“橫渠四為句”的流變分為“立道”系、“立極”系和“立命”系三個系統，並分析論證了此三系的版本出處以及流變的淵源和時代精神。
其【摘要】如是說：
“立道”系在文獻中出現最早，當為張載原本，自宋代流傳至今。它最能體現張載“當自立說”以“造道”的哲思追求，代表了第一代理學家“以道自任”的時代精神。“立極”系在南宋中後期最為流行，它集中體現了處於內外交困世局中儒家知識分子的學術追求與承擔精神。“立命”系自明代以來流傳最廣、影響最大，它不僅是理學家人格理想的象徵，而且也成為近世中國知識分子的人格追求；它雖然不是張載的原本，但在中國知識分子的人格塑造上和中國文化精神的豐富上都有重大的意義。
全文就是圍繞以上觀點展開論述，其通過詳實的文獻資料，勾勒出了三個系統的流傳演變過程：
“立道”系即“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道，為去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源於《橫渠語錄》（《張子語錄》），以南宋乾道四年（1168）前刊刻的《諸儒鳴道》所載為最早，“堪稱‘橫渠四為句’的原型”，“之後的各種流傳版本都是在此基礎上形成的”，然後見於南宋德祐元年（1275）朱熹與呂祖謙合編的《近思錄》。“‘立道’系四句的流傳主要是通過《語錄》和《近思錄》兩條途徑。”
縱觀宋代“橫渠四為句”的傳播情況，“‘立道’系、‘立極’系和‘立命’系均有引述，然稱引‘立極’系者最多。”其最早出現是真德秀（1178—1235）所說：“張子有言：‘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極，為前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云云，這是“‘立極’系四句的最早版本”，此後“在南宋中後期非常流行，成為‘儒者常談’之語”。真德秀是朱熹一門理學的正宗傳人，卻並未遵循朱熹《近思錄》的版本原型，而予以繼承發展，是因為在南宋內外交困的局面下，“借用周子（周敦頤）‘立人極’的思想資源對‘為生民立道’進行了創造性發揮，形成了‘為生民立極’的表達方式”。作者認為：“立極”即確立標準、規範之義，而“‘道’自在天地間，無所謂‘立’與‘不立’。如果說是‘立道’，其語意難以自足，尚需進一步解釋。”然而，到了南宋末期，由於文天祥的出現，“立命”系開始流佈天下。據本文作者考證，目前流行的完整的“立命”系“橫渠四為句”“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最早見於文天祥在南宋寶祐四年（1256）的科舉廷試的策文中，而且他是宋理宗當年欽點的狀元，官至右丞相兼樞密使，其民族氣節、英雄壯舉，“對宋元之際包括之後的知識階層和普通民眾都具有相當大的影響力，這些因素都推動了‘立命’系四句的傳播”。但是，在文天祥之前，還有一個重要的人物名陳淳，他是朱熹最重要的弟子之一，他是最早將“立道”、“立極”改為“立命”的人，他在引述朱熹《近思錄》時，便成為“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去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只是改“道”為“命”，保留了“去聖”。但到文天祥時，他在陳淳的基礎上，將“去聖”改成“往聖”，從而成為此後“立命”系的固定文本，常被元明清諸本所引用，直到現在。
肖發榮先生本文所引用的文獻與李銳先生《“橫渠四句教”小考》中所引基本一致。李文著重於考證來源，而肖文卻梳理了流變的過程，分析了之所以變化的社會背景、政治基礎、文化依據和價值取向，其結論是一致的。
總而言之，“橫渠四句”也好，“橫渠四為句”也罷，還是“橫渠四為”、“橫渠四為教”，其本質並無二致。但其發展演變有一個過程，“立道”系是其原始版本，“立極”系和“立命”系是宋儒在繼承張子“四為”句精神實質的基礎上，根據時代的需要而改造的結果。其路線大致如下：
北宋張載“立道”原文記錄在《橫渠語錄》（《張子語錄》）、南宋朱熹《近思錄》，到了南宋真德秀《西山讀書記》演化為“立極”，再至南宋陳淳、文天祥演化為“立命”。期間也有幾種變體，但重要的基本如此。至於黃百家、黃宗羲《宋儒學案》已經是清代中葉的作品了，是繼承了宋元的文獻並有所取捨的結果，是研究張載思想的重要依據，但以之作為考證“橫渠四句”的原始面貌則稍顯不足。因此，“橫渠四句”以“立道”說為之元始文本是值得信奉的。
文章至此，應該是告一段落了。但是，作為編輯，尤其是學術編輯，我以為還遠遠不夠。學術編輯的使命，首先是在甄別中發現新的學術亮點，沒有創新的學術論文，充其量只能作為文化普及產品，正如本文一樣，並無學術創見，只是普及了“橫渠四句”的流傳脈絡。但是，這一工作的起因卻正是編輯的問題意識。如果沒有對《張載卷》中這四句話異文的質疑，則不會出現這一系列的問題解析。所以，作為學術編輯，時刻要慎重對待學術異見，只要出現異見，一定要核查不同學術觀點的原文出處，不能聽信專家一言。但在實際工作中，往往最容易犯的錯誤正是太信任專家，說某某是教授、博導，美其名曰“一家之言”，或者以“文責自負”敷衍了事、推脫學術責任。誠如本文所引述的某些文章的觀點，雖然個人的論證都能夠自圓其說。但是，細細思量，總有美中不足。既然發現有所不足，就要立即思考問題的癥結所在，然後逐漸找出解決問題的路徑，期望合理的解釋，提請作者解答。
誠然，編輯不是專家，但提出質疑是自己的本分，是職之所在，不應佯作不知，或者有意迴避問題的焦點。現以林樂昌教授的上文所引為例：
1.“在現代學者中，馮友蘭認可‘為生民立道’，而張岱年則認可‘為生民立命’。”這是一個很大的問題，因為涉及兩位當代極其有影響的哲學家的思想認識，究竟如何？作為學術編輯一定要核查觀點來源，確定該觀點是否準確？
2.“張岱年還著重強調‘宋、明各本所傳當為原文，《宋元學案》所引則經過後人潤色，但流傳較廣’”［3］。這是帶有雙引號的原文引用，並有註釋來源，一定要核查究竟有沒有誤記或者錯引的問題。
3.“張岱年未曾留意之處有兩點:一是在《宋元學案》之前，馮從吾《關學編·自序》便已率先把‘四為句’第二句引作‘為生民立命’……馮從吾對文本的選擇，可能影響了後來的黃宗羲。”這是一個大問題，有不同的學術論點，作為編輯更要慎重。第一，張岱年是“未曾留意”，還是無須多言，要根據張文的意圖和取捨而定；第二，馮從吾是否“率先”為之，並可能影響了黃宗羲的。
這些問題是需要認真梳理、深刻研究的。本文不做結論，只是以此作為培養學術編輯的問題意識的舉例。
至於“橫渠四句”的哲理與意義，並非本文的重心所在，有興趣者可參閱相關文章，尤其要重點閱讀馮友蘭、張岱年、張豈之、陳來、趙馥潔、方光華、林樂昌等先生的專題文章及綜合論述。
2020年3月18日星期三 李鬱於西安
【註釋】
①陳俊民.關學經典集成：張載卷[M].西安：三秦出版社，2019：369.
②陳俊民.關學經典集成：張載卷[M].西安：三秦出版社，2019：769-770.
③王新春.“橫渠四句”的生命自覺意識與易學“三才”之道[J].中國哲學，2014,5:39-44. 張廣慶.也談橫渠“四句”[J].濟南教育學院學報,2003,3:22-24.
④沈素珍,錢耕森.馮友蘭對“橫渠四句”的執著情懷[J].東吳學術,2011,2:038-042.
⑤趙馥潔.張載學術使命意識的深湛義蘊及其現代啟示[J].華夏文化，2016，4：5-9.
⑥張岱年.試談“橫渠四句”[J].中國文化研究:1997年春之卷.1997,15:2-4
⑦林樂昌.“為生民立命”——張載命運論的新解讀[J].西北大學學報( 哲學社會科學版),2019,3:10-13.
⑧李銳.“橫渠四句教”小考[J].史學史研究,2017,167(3):122-123.
⑨肖發榮.“立道”、“立極”、“立命”——“橫渠四為句”的版本流變及其時代精神[J].天府新論，2014，4：142-147.
【參考閱讀】
[1]陳來.“關學”的精神[J].陝西師範大學學報( 哲學社會科學版),2016,3:7-9.
[2]趙馥潔.論關學精神[J].三秦智庫：春季號，2014，8：16-29.
[3]林樂昌.張載命論三題[J].東方論壇,2017,1:69-72.
[4]辛亞民.張載生平若干問題辨正[J].河南科技大學學報( 社會科學版)， 2010，28（4）：16-20.
[5]楊勇.探析張載哲學思想中的道[J].哲學史學研究:文教資料，2008，9:67-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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