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林宣彥訪談:我的電影人生就是要誠實地表達自己的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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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林宣彦访谈:我的电影人生就是要诚实地表达自己的感受

儘管我已經訪談過數以百計的人,但和小林宣彥(Nobuhiko Obayashi)的訪談總是與眾不同。

1960年代實驗電影的先驅人物,70年代電視廣告最搶手的製片人,和獨立特行的製片人角川春樹(Haruki Kadokawa)的合作,以及80年代執導當時最受歡迎女星參演的電影,小林宣彥似乎成了電影神童成功商業化的經典案例。不過,從1977年處女作(古怪奇妙的恐怖幻想片《鬼怪屋 House》)亮相開始深挖他的電影作品,你會發現他是一個非常獨特的類型:他連拍攝自己作品的清晰目標都是為了找到工作。

在新作《海邊電影院》(Labyrinth of Cinema,2019)中,大林宣彥重新討論了日本戰後電影經常涉及的一個主題:臨近戰敗的日本。不過,按照他自己的原始劇本,電影將會開始另一場小林式異想天開之旅:三個年輕人從尾道市(導演位於廣島市的海濱故鄉,他的大部分作品也是取景於此地)的一家老電影院穿越到了原子彈爆炸前夕的廣島。

為了講述他們的故事,這部電影在1945年嚴峻的現實世界和色彩斑斕的充滿歌舞節目的幻想世界中來回轉化,儘管它傳遞的反戰信息響亮而又清晰。此外,小林導演是在他與晚期癌症的抗爭間隙製作了這部長達179分鐘的作品,此時距離他拿到診斷書已經兩年了,而當時被告知僅有三個月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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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東京國際電影節導演作品回顧展的一部分,《海邊電影院》於11月1日進行了首映。也許並非巧合,日本政府於10月29日授予了小林宣彥導演日本文化界最高榮譽之一的“文化功勞者”(the Person of Cultural Merit)稱號。

我上一次採訪小林宣彥導演是2016年在他去參加意大利烏迪內遠東電影節(the Udine Far East Film Festival)之前,電影節上有我組織的關於他作品的展映。他是個天生的健談者,用完美的段落和我講述了他的童年、早期的導演生涯,以及他的電影哲學。我幾乎都不需要提問,甚至無需給他提示,只要放任他自由發揮口若懸河即可。

這次我是在他電影公司的辦公室和他見面的,辦公室位於東京郊外成城市(Seijo)的電影製片中心,他比我印象中的更為形銷骨立一些,也顯得有些虛弱,但依舊精神抖擻,思路清晰。

這位81歲的老人用一種嘶啞但語氣堅定的聲音宣稱對自己的新作“百分百的滿意”。他是在2018年夏天開始拍攝這部電影,並且用差不多一年的時間完成了最終的剪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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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從來不擔心我是否能完成它,”他說,“當然,我有技術人員來幫忙處理藍屏和CG特效。”

我提及了這部電影中的活力與黑澤明和黑木和熊(Kazuo Kuroki)職業晚期較為溫和安靜的戰爭題材影片(指黑澤明1991年的《八月狂想曲 Rhapsody in August》和黑木和熊2004年的《如果和父親生活在一起 The Face of Jizo》)形成了鮮明的對比。

“黑澤明一直想做畫家,但卻成了一名導演。”小林宣彥說,“畫家往往是獨立創作的,所以黑澤明一直想拍自己的電影。但他知道這養活不了自己,所以他不得不參加了(電影公司)東寶並以市場考慮來拍片。這也就意味著他只有少許自由。”

小林宣彥以《七武士》舉例,這部經典作品成了黑澤明蜚聲海外的代表作。

“它並不是真正的黑澤明的電影,”他說,“他想拍出農民草根階層的堅韌精神,但他最後成就了一部頌揚武士道精神的電影。”其中的原因是因為東寶電影公司強迫黑澤明做了重新剪輯以便“與他的初衷背道而馳。但票房確實很好,而且讓他從此名揚天下。”

另外一個類似的例子,小林宣彥提到的是黑澤明1961年的獲得巨大成功的《用心棒》。

他說,“當時我們影迷說那是黑澤明為了賺錢才拍的電影。”但正是這部電影的成功,才讓黑澤明的製片公司有足夠的資本去拍攝一部非商業電影《電車狂》(Dodes’ka-den,1970),一部關於生活在貧民窟的智障男孩的電影。

“(黑澤明)對我說,‘你覺得怎麼樣?我用了你慣用的方式花了28天就拍出了這部電影。’”

在《電車狂》和他後期創作的《夢》(Dreams, 1990)、《八月狂想曲》和《嫋嫋夕陽情》(Madadayo,1993)中,黑澤明“終於拍出了他自己想要的電影。”

“他告訴我說,‘這些電影雖然投資小,但其中的哲學和理念都是我自己的。’之後他拍攝的《八月狂想曲》是用他電影公司總投資的零頭拍的。”小林宣彥說,“他自由了。他還和我說,‘小林,你應該理解我的處境的。我現在可以用我自己的錢來拍攝我的電影了。你從一開始就這麼做了,我覺得真是太好了。所以我們現在都是業餘愛好者了。做業餘愛好者挺好的。我可以像畫家作畫一樣拍電影了,而且遵循我自己的電影哲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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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林宣彥說黑澤明是一個“情感脆弱容易激動的人”,但是他最好的電影《亂》(Ran, 1985)則是由相對而言較為冷靜的仲代達矢(Tatsuya Nakadai)主演。

“仲代是最適合黑澤明的演員。他從來沒有稱呼自己為明星,他總是說,‘我是一個演員’。他是一個舞臺明星,不是電影明星。自從啟用了三船敏郎(Toshirô Mifune)之後,黑澤明的電影超想了另一個不同的情感更為脆弱的方向。但仲代一直是黑澤明舞臺上的演員。”

小林宣彥自己有一個類似的“最好的演員”嗎?

“當我還年輕的時候,我的工作就是培養新人。我最早遇到的一些新人最後都成了明星。”他說,“在後來的電影裡我啟用了一批老演員,讓他們有最後的謝幕演出的機會。”

小林宣彥說黑澤明和他有過一次對話,當時他50歲,黑澤明差不多80歲高齡。

“他說,‘我會繼續用這種方式再拍10年電影,然後你可以接力再拍20年。如果你也未能完成,我的兒子、孫子或者曾孫輩可繼續。戰爭隨時一觸即發,但實現和平則需要400年之久。’從那以後,這就成了我的主題和我的口號。”小林宣彥說,“黑澤明說過,‘電影無法改變歷史,但可以改變未來的歷史。所以要堅持創作。’這也是過去十年我一直在努力的事情。”

但為何還要繼續製作發生在七十年前戰爭的電影呢,而且已經有很多日本電影人都拍過這種題材?小林宣彥說,原因在於日本的年輕一代“對戰爭幾乎一無所知”,包括廣島的原子彈爆炸事件。

“這是我們的責任,向從未經歷戰爭的年輕人傳達戰爭的真實。”他說。

小林宣彥表達真實的方式是天馬行空的自由,這種自由在他的電影裡隨處可見。

“對我來說,‘自由’就是做之前沒有人做過的事情,做前無古人的事情很重要。對我們電影人來說,這是最重要的事情。”小林宣彥說,“有人說電影有著悠久的歷史,全世界都在製作電影,所有該拍的全部拍完了,再也沒什麼可拍的了。我覺得那是胡說八道。還有很多事情從來沒有人做過。”

與此同時,小林宣彥現在感覺這是他的義務和職責,“因為我是一個歷經世事的老人,而我知道戰爭的真相。”

“這是我繼續活在這個世界上和拍攝電影的理由,”他說,“我努力嘗試並誠實地表達自己的感受,絕不說謊。這是我的電影人生。”

|原文發於《日本時報》(The Japan Times) 2019年10月31日|@迷影翻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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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日本時報》(The Japan Times)高級影評人,美國《綜藝》(Variety)雜誌駐日本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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