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西方人的"地理大發現""大航海時代"，我是持鄙視態度的，在我看來，西方鼓吹的那個"輝煌的時代"，其本質就是一幫海盜流竄作案，偶然找到了"發財"路徑，而後報告賊窩，匪首振奮，鼓動更多賊子賊孫，在更廣泛的範圍燒殺搶掠的過程。至於這一過程確實是極大的促進了整個人類的交流和發展，則不是強盜們的本意，而只是意料之外的副產品罷了。
1497年，達伽馬帶4船170人從葡萄牙出發，經好望角，到達印度，發現了歐洲到印度的海上航路。這一路，雖也有燒殺搶劫，但畢竟勢力單薄，只做了些"小單"。
1502年，達伽馬經回國報告發動，第二次開往印度，這次規模就大多了，戰艦就有23艘，人強馬壯，小打小鬧就不過癮了，達伽馬乾的，包括了綁票基爾瓦國王，炮轟卡利卡特城，封鎖紅海，獨霸地區貿易等等大買賣。至於沿途劫掠商船、燒殺土著，那都不過是開胃小菜。第二年，這支船隊滿載財貨回到里斯本，強盜們計算出的數據是：收益超過總投入的60倍。
馬克思說過：...當利潤達到3倍，他們就敢踐踏世間一切的道德和法律。
大於60倍的利潤，令整個西方世界瘋狂了，哥倫布、卡布拉爾、迪亞士、德萊昂、麥哲倫...... 各路"英雄"峰湧而出，殺向全世界，這就是"大航海時代"了。
對此，恩格斯一針見血地指出：【"葡萄牙人在非洲海岸、印度和整個遠東尋找的是黃金；黃金一詞是驅使西班牙人橫渡大西洋到美洲去的咒語；黃金是白人剛踏上一個新發現的海岸時所要的第一件東西"。】
而這一過程的殘酷血腥和令人髮指的程度絕非我前面用的"燒殺搶掠"可以描述，當時隨西班牙殖民者到達新大陸的傳教士巴託洛梅·德拉斯·卡薩斯所著《西印度毀滅述略》中可見一斑，從15世紀末到16世紀40年代，海地島上6萬多印第安人只剩下500人，而牙買加、波多黎各和古巴等地的幾十萬印第安人已被消滅殆盡……作者總結：【在上述40年間，由於西班牙人極其殘酷血腥的統治，有1200萬無辜的印第安人慘遭殺害，實際上，我個人認為足有1500萬人死於無辜。】
就是如此的滔天罪惡，卻被厚顏無恥地描述為：西方為"野蠻地區"帶去了"文明的曙光"，被照耀的，當然包括了從非洲通往亞洲的印度及南亞沿岸地區。這一地區，在被西方"文明的曙光"照耀之前，是怎樣的"野蠻落後"的情況呢？歷史有記錄。
1405年至1433年，早達伽馬近一個世紀，鄭和七次出海，率船數百艘，各類技術人員及士兵兩萬多人，遠航西太平洋和印度洋，最遠到了東非和紅海，訪問了沿岸30多個國家，所到的，正是百年後才被西方照耀到的"野蠻地區"。（其實，我個人有個推斷：從鄭和"第一次"出航的船隻規模和準備周密看來，在這之前，當時的人已在相關航路上積累了完善成熟的經驗，1405年的這一次，絕不是中國人的第一次。）
這七次遠航，鄭和船隊所展示的軍事能力是所向披靡的，但沿途除了針對盜匪，叛亂和圖謀不軌，絕不輕易動用武力，非但沒有絲毫恃強凌弱，還一路幫困扶危，弘揚當地宗教，傳授先進技術，經濟上 "厚往薄來"，文化方面，則"入鄉隨俗"，尊重各國各族人民的文化習俗，並秉承 "禮不往教"的儒家傳統，不主動輸出價值觀，不強加於人。（這段歷史一般都比較熟悉，不展開贅述）。非常明確，中國人執行的是"王者無外"、"懷遠以德"的王道，而且，無意於干涉圖謀他國，無意於主導地區秩序，無意於謀取非份利益。整個地區，呈現的是相對安寧有序的氛圍。
這就是在西方"文明的曙光"照耀之前，東方原有的道德標準和國際秩序。與西方的"英雄們"相比，中國人似乎沒有意識到自身的強大，也似乎沒有留意到沿途"人傻、錢多"，而只是規規矩矩做生意的過客而已。由此，至今多數西方人都不太相信鄭和的事蹟，因為"不合邏輯"。而在我們的觀念裡，不欺負弱小；別人的東西我不要，這些難道不是作為人的道德底線嗎？
鄭和船與哥倫布船對比圖
倒是鄭和第七次航行之後，中國的航海探索活動就被突然禁止了，而且，禁得非常的堅決，鄭和下西洋的檔案《鄭和出使水程》所包括的全部原始資料被完全銷燬（或藏匿），由一艘艘鉅艦組成的龐大的船隊消失得連大木片都找不到一塊，總之，不留一點痕跡給後人猜測想象和作為效仿的依據。——這中間疑問太多。
首先，看看為什麼要突然禁止？
史料記載最多的說法是，鄭和的遠航活動勞民傷財，加上"厚往薄來"，引發嚴重的財政危機，造成國內"錢荒"。也就是說，因為"差錢"，大明朝無力支撐航海事業發展。
稍早於鄭和、大名鼎鼎的沈萬三就是靠的海外貿易賺到巨大財富的，而且，據說沈萬三的商船獲利能力是"百倍"，這個倍數比達伽馬兼帶搶劫所得的60倍還高，似乎不太可信，但是，考慮到，比起當時歐洲，中國有更多的高端出口商品，如：絲綢、瓷器、茶葉，以及先進技術等等，同時，巨大的國內市場為進口商品提供了商機，有學者已經考證，當時蘇木、胡椒這兩項主要進口商品的贏利，都在50倍以上。再加上中國船隻大得多的裝載能力等等，我認為,"百倍"可能只是中文的習慣的概數（類似"百萬大軍""人生百年"），而並非虛構。
掌握了那麼完整航海知識和技術的明朝政府和鄭和團隊當然會瞭解到這些"創富故事"。事實上，史料記載了大量鄭和船隊與沿途各地開展貿易活動的情況，這些貿易活動廣受歡迎且成就卓越、影響深遠，只不過，朝廷發佈出來的信息是，這些生意都不賺錢。——這就是最大的疑點了。廣受歡迎的生意怎麼就不賺錢，就算鄭和船隊人員多些、開支大些，成本高些，但大船隊同時又具備更大的載貨量；更強的協調和交易能力；能抵達更多的港口和市場；還有更可靠的安全保障等等優勢，應該足以衝抵大船隊的高成本，最不濟，無非是在幾十倍的基數上少賺些罷了，怎麼偏就虧得讓朝廷負擔不起？
換一個角度，鄭和本人一直是主張深化拓展航海事業的，為個人的理想抱負，他也會招幕選拔善於經營的人才，努力為朝廷賺錢——如果朝廷確實"差錢"的話，而不可能眼看著這個很容易解決的問題阻礙他的事業。所以，因為"差錢"，導致鄭和的航海事業不能繼續的說法，絕對是站不住腳的。
再退一步吧，鄭和船隊不善經營，一虧再虧，其造就的萬國來朝的友好局面總是可以利用的吧，沿海建些港口，沿途各國再設些辦事處，讓民間做生意，朝廷只收稅，這該是穩賺吧？也不浪費成祖皇帝和鄭和船隊花那麼大的代價開創的局面。然而，事實是：從明太祖朱元璋起，明朝就實行了非常嚴苛的海禁政策，一而再，再而三，不厭其煩地頒佈禁令，禁止一切形式的民間與海外的貿易，違者與盜匪同論，一律梟首示眾，並株連家族；在鄭和船隊七下西洋的過程中，也絕對禁止民間商船隨行，鄭和之後，禁令則越發嚴厲了。
依常理可知，人們禁止某一事物，往往源於對其危害的恐懼，禁得越厲害，其實是內在的恐懼越深刻。明朝實行如此嚴厲的"海禁"，肯定是基於某種深刻的恐懼。
當時朝廷海禁的公告是說防止倭寇侵擾。防止沿海居民勾結倭寇，這我是不信的。第一，明初之時，倭寇還不算很猖獗，還可以控制。而且，朝廷不至於不懂，隨著經濟的發展，海防是可以進一步加強的。還有，朱元璋就曾經考慮過的徹底搗毀倭寇巢穴——日本，以鄭和船隊表現出來戰鬥力，稍作謀劃，完全可實現太祖皇帝遺願，就是說，至少在明初，倭寇沒那麼可怕；第二，因為海外貿易利潤太誘人，沿海很多沒出路的老百姓就常冒險做點走私生意，而朝廷禁令則把他們成批逼入盜匪之列（反正是殺頭並株連），有家難歸，只能投靠日本，成為"倭寇"（有說法絕大部分倭寇就是這些人）。朝廷的政策事實上造就了更多 "家賊"，這也是後來倭寇登陸之後常能衝殺轉戰千里的主要原因。也就是說，海禁政策防患倭寇，效果是適得其反的。很簡單的道理，如果讓這些老百姓正常繳稅做生意，且不論中國人固有的家鄉情結，就以當時的條件比，誰願意把家安到日本，而有這些人自覺捍衛家園了，就是朝廷不出面，倭寇又能有什麼機會。很大可能性，這些人覺得倭寇威脅到生產生活了，出錢出力，就能把倭寇連鍋端了。
而正是這一種可能性，才是朝廷最深刻的恐懼。元朝末年，海上貿易已經相當發達，明朝廷清楚地瞭解海上貿易驚人的造富能力，一旦放任，要不了好久，沿海就會出現許多個富可敵國的"沈萬三"，他們在長期的貿易實踐過程中，會順理成章地形成組織和軍事實力，他們會有能力抵禦甚至消滅倭寇，也會有能力對抗威脅朝廷。因此，對於剛打得天下的老朱家，這才是最大的恐懼。
怕老百姓太富太強，對朝廷形成威脅。那朝廷完全可以單幹，增加財政收入，何樂不為呢？
查看歷史記錄，鄭和出航最頻繁的永樂年間，即使是在完成了北京紫禁城的建設和遷都這些超大工程之後，都很少有記錄提及財政緊張，反倒是"百姓充實，府藏衍溢"，而鄭和停航之後，相關政財緊張的記錄就頻頻出現了。而且，鄭和去世後40年，有人提效仿永樂盛事，再下西洋，明憲宗朱見深就傳旨查看鄭和航行相關檔案，卻莫明其妙地找不到。之後就沒有之後了。
細讀這一小段歷史，發現問題更大。
1465年，憲宗朱見深繼位，朝野一片混亂，可以說是典型的亂攤子，經連年征戰，還算不錯，平定了一系列叛亂、流民起義，擊退韃靼入侵，這差不多就到了有人提出"續永樂盛事"的成化九年，不用腦子也想得到，這時的國家財政怎麼都不會充裕，且百廢待興，永樂時都"虧"不起的盛事，是這個時候考慮的嗎？但一向英明的朱見深偏就考慮了，還有了研究籌備的意思，所以，我猜測，很大的可能性，是有人建議朝廷做點生意，賺點外快，補充國庫，緩解財政壓力。
接下來的事就更神妙了。
不管出於什麼目的吧，有人這麼一提，皇上就傳旨查看資料，而存放在兵部的整套檔案竟找不到了，這在哪朝都哪代都是重大罪責吧，然而，非常奇妙的是，史料記載，檔案找不到，關鍵責任人兵部郎中劉大夏（五品）還義正辭嚴：【"三保下西洋費錢糧數十萬，軍民死且萬計。縱得奇寶而回，於國家何益！此特一敝政，大臣所當切諫者也。舊案雖存，亦當毀之以拔其根。尚何追究其有無哉！"】這話再有道理，說得再慷慨激昂，也是明顯批評牴觸皇上，大逆不道；而且，就算你講的全是真理，皇上看了資料，自會判斷決策，你一個小五品，不能履職，還如此狂言亂語，這是吃錯了藥怎麼的。但是，更神妙的情況這時就出現了，他的頂頭上司兵部尚書項忠（正二品,相當於國防部長）非但沒有對他的離奇行為管束指責，而是 【竦然聽之，降位曰： "君陰德不細，此位不久當屬君矣。"】 竦然就是驚恐懼怕的樣子，降位就是大幅放低了身段，這是什麼情況？兵部尚書與郎中，差好多級呢，再說了，兵部尚書總算是見過大世面的吧，何至於就沒聽過慷慨激昂的發言、被下屬的幾句話嚇成這樣？後面還有，劉大夏後來就真當了兵部尚書。
很明顯，劉大夏有恃無恐，並被確認立了大功。
劉大夏所恃的當然不可能是"言之有理""慷慨激昂"，能支持他對上司，甚至對當今皇上發彪的；能讓兵部尚書"竦然"和"降位"的，除了皇帝本人、聖旨和尚方寶劍之類，還能是什麼？因此，劉大夏當時應該是持有"密詔"的（先帝遺詔；也有可能是朱見深的密旨，那就是"雙簧"了，）唯有這種情況，劉大夏懷揣密詔，才膽敢訓責皇帝，才能震懾住上司，項忠看到這個下屬能作為先帝的宣旨人或當朝皇帝的秘密配合者，立下大功，才有"你太有福份，我這位子該你坐"的感慨，劉大夏也才可能從憲宗皇帝朱見深那裡過關，並得到認可。
通過劉大夏的這一番操作，實際達到了阻斷時人乃至後人步鄭和後塵的念想，這應該就是他的"大功績"，而且，兵部尚書馬上就認可了，皇帝也認可了，說明這次阻止確實起到了為朝廷"趨利"或"避害"的作用，那麼，皇帝和兵部尚書為什麼能如此輕易迅速地判斷不再進行航海活動對明朝更有利呢？
以我的推測，還是恐懼，對海外貿易創造財富能力的恐懼，僅僅以數倍的利潤算，多小的成本，要不了幾次就會翻成天文數字，派出的官員很容易就會擁有比朝廷更強大的經濟實力，同時擁有遙不可及的海外縱深，而打過天下的老朱家的人當然會理解這會觸發正常人的野心，一旦出現這個情況，天高皇帝遠，朝廷是完全沒有能力管控的。這也應該是鄭和船隊最終被罷停，且相關可能導致重啟的資料及設備都被以非常絕決的方式銷燬隱匿，並且，還搞得雲山霧罩，轉彎抹角，讓人摸不著頭的關鍵原因。
曾讀到有學者對鄭和下西洋的負面評價：既然是天朝向外番宣示威武，為什麼偏用太監作主使呢？這不是嚴重地有辱國格嗎？
明成祖朱棣以及當時的整個朝廷會不懂這個道理嗎？而且，在一再出航的20多年的時間裡也沒有意識到嗎？大明朝就真的沒人了嗎？就算是除了鄭和，別人不具備相關航海知識，那設一個參謀長之類的職務不就解決了；再看看副使王景弘、洪保等等，幾乎都是太監，相對而言（僅僅是相對而言）這些非正常人會多些忠誠，少些野心。
不妨設想一下，假如鄭和有家人後代，是不是有可能為家人後代的發展留些資源和技術呢？其他掌握了資源或技術的官員會不會效仿呢?在大洋上，這些後人會合作還是競爭?他們還能行‘’王道‘’嗎?還會忠於老朱家嗎？……
我不得不深刻地認識到，曾經被我們貶得一塌糊塗的所謂封建統治階層，有著比我們常人深遠太多的眼界。我也越發相信，在那個時代，恰恰是因為太容易賺錢，是因為朝廷對巨大而難以掌控的財富的恐懼，阻斷了鄭和船隊以及其他所有中國人的繼續航行。
轉身再看 "地理大發現""大航海"過程中，西方人那麼大範圍的被瘋狂捲入到強盜狀態，為非作歹，喪盡天良，至今無法自拔（強盜邏輯已根深蒂固）。我突然一廂情願、天真爛漫地想象，說不定，是明朝的皇帝具有更高級別的先知先覺，感悟到此中兇險，才特意設置了禁令，以使我炎黃子孫免於成為賊寇，墮入惡道。
聽過一位美國智者的故事：智者遭遇賊匪、錢包被搶，損失不小，人們都來安慰。智者反慶幸，1、僅損失部分錢財，非全部，值得慶幸；2、只損錢財，身體無恙，更值得慶幸；3、做賊的不是我，這是最大的幸運。
造化弄人，個人一失足，落入濁水汙流，即成千古之恨。推廣到整個民族，又何嘗不更是如此。在歷史的關鍵點，明朝廷——哪怕就是老朱家的這一己之私，也確實是為中華民族擋住了誘惑，阻擋住中華兒女滑向可能的滔天罪惡，這才是天佑中華 !
聲明：本人非學者，文中內容也多是個人設想及感慨，與學術無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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