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5世紀傳入日本直至平安時代末期的日本儒學，可視為日本的早期儒學。自7世紀初的大化革新直至12世紀後期，日本一直存在著較完整的學校系統。在中央有設在京城的大學寮，地方有國學，此外還有大學寮別曹和私學。這些學校既是培養官僚的教育機構，又是日本早期儒學的傳播體系。這是因為，無論哪種類型的學校，其教學的主要內容都是儒家經典。
一、日本古代大學寮的儒學傳播體系
大學寮是日本古代的國家級學校，也是日本古代學校的典型。大學寮的建立較國學為早。但它始建於何時，當時的具體狀況如何，因史料有限已難於詳述。一般認為，大學寮可能始建於飛鳥時代的天智天皇時。《日本書紀》天智天皇十年 正月條有百濟人鬼室集斯任"學職頭"的記載。一些學者認為"學職頭"就是以後的"大學頭"。在8世紀中期編成的日本第一部漢詩集《懷風藻》的序文也說，在天智天皇時"建庠序"。這裡所說的"庠序"也可能指大學寮。在《日本書紀》的記載中初見大學寮的名稱，則是在稍晚的天武天皇四年條。
在日本形成從中央到地方的學校系統，恐怕是更晚些的8世紀奈良時代的事。8世紀制定的《大寶律令》和《養老律令》中，都有"學令"。"學令"對大學寮和國學的機構設置、教學內容和考核方法等作了明確規定。一些日本學者認為《大寶律令》和《養老律令》的"學令"，不過是模仿中國唐代的永徽令和開元三年令的相應內容。當然，模仿中也有取捨。
日本的大學寮相當於唐制的國子監。唐國子監下屬的學校有國子、太學、四門、律、書、算6學。其中的國子、太學、四門3學專門教授儒學。日本的大學寮實際是唐制6學的縮小和統一。大學寮屬式部省，長官稱大學頭。大學寮最初僅設明經道和算道。
國學設立較大學寮為晚。據《養老律令》規定，每國設一所國學，置國博士1人為教官。國學的學生定員因國而異，大國50人，上國40人，中國30人，下國20人。學生須是地方官吏子弟。定員不足時，才允許庶民子弟入學。學制9年。畢業後成為地方官員，或進入大學寮繼續學習。
大學寮別曹最初是皇族或貴族的私人教育機構，收留大學寮學生住宿，或為皇族、貴族子弟進入大學寮作學前教育，以後漸被公認為大學寮的附屬機構。著名的有皇族的獎學院、藤原氏的勸學院、桂氏的學官院等。
二、儒學教育私學的發展
私學情況則較複雜。有稱為"村邑小學"的地方初級識字學校;也有著名學者開辦的以學習漢詩文與中國史籍為主的私塾，其中以菅原氏的私塾規模最大，在著名學者菅原道真任塾主時，"門徒數百，充滿朝野";還有空海等名僧設立的佛學私塾，如綜藝種智院等。這三類私學中，從數目看，以第二類進行廣義儒學教育的私塾居多數。
古代學校中的儒學教育，在奈良、平安時代的幾百年間，已有數以萬計的日本青年在上述各類學校中誦讀儒學經典，從而傳播了儒學。
日本大學寮的教科書與唐制相近。明經道的教科書都是儒家經典，而且必須使用規定的註釋。依"學令"規定，教科書有"九經"，相形之下，日本大學寮較唐的國子監更注重儒學傳授。
教授經典的方法是先"素讀"，後"講義"。這與唐制稍有不同，唐無"素讀"。"素讀"就是用漢音誦讀經典原文，對於初識漢語漢字的日本學生來說，這是不可缺少的步驟。"講義"則是以法定註釋解說經文。學生考試有"旬試"、"歲試"和畢業考試。考試內容是背誦經典和依註釋講解經文。不及格者要挨教鞭，以為懲罰。
大學寮和國學之所以將儒家典籍作為教科書，不惟是模仿唐制，還因為大學寮和國學的主要任務是培養天皇制國家所需的行政與技術官僚。如上節所述，古代天皇制國家是以"天命"觀、"王土王民"、"德治"、"仁政"等儒家思想作為政治理念的，而且官僚們若不熟讀五經和《論語》等就無法起草詔敕或作奏狀，所以，大學寮和國學在培養未來的官僚時，當然要以儒家典籍作為主要教學內容。大學寮明經道、文章道和明法道的學生經畢業考試合格後，即由大學寮申報太政官。這些大學寮的畢業生被稱為"舉人"。
由地方推薦來的國學畢業生則被稱為"貢人"。"舉人"與"貢人"一起在式部省接受任官考試。考試分4科進行。合格者依成績高下授不同官職。惟獨算道和書道的學生，畢業考試合格即可任官。然而，各科考試入選者所授官位並不高，如秀才科考試優秀者僅授官正8位上，與5位以上貴族之子可由蔭庇授從8位上官位，相差無幾。因而大學寮和國學不過是中級行政與技術官僚的養成所。
三、儒學的繁盛及衰弱
平安時代前期即9世紀，是所謂"唐風文化"的全盛期，平安時代前期的日本文化各領域無不渲染著唐文化的風采。在這樣的文化氛圍中，已具規模的大學寮也進入它的最盛期，大學寮的新址就建在皇宮南大門的最近處。其建築規模之大遠在各官衙之上。
然而，在一片昇平景象下，已潛伏著危機。如上所述，儒學流行和大學寮、國學的興盛，是由於適應了中央集權政治的需要，即政治力量的扶持與提倡是日本早期儒學興起的主要原因和首要特徵。而在9世紀後半期，中央集權政治制度日趨瓦解了。藤原氏等大貴族和佛教大寺院不斷侵吞公田，使班田制難於實施。外戚藤原氏的專政使天皇集權的官僚制度也遭到破壞。中央集權制度的衰落使日本儒學喪失了對它的社會需要和支持它的政治力量，成為日本早期儒學走向衰落的主要原因。而大學寮明經道地位的下降、教官世襲化、考試製度的廢弛等，則是日本早期儒學教育體系逐漸衰落的表徵。大學寮明經道曾是奈良、平安時代儒學傳授的最主要場所。
然而，在8世紀中期設置文章道後，情況逐漸發生變化。平安時代前期，寫作漢詩蔚為風潮。加之，文章道的畢業生更易授官。於是，大學寮學生們的興趣逐漸轉向文章道。文章道的學生經常滿員，而明經道的生源往往不足。文章博士的地位也逐漸提高。明經道生源減少，縮小了儒學傳播的範圍。10世紀末以後，由於大學寮教官世襲化，儒學進而萎縮為有數的博士學官的"家業"。以明經道的清原、中原兩家為例，直至12世紀末，中原家有23人，清原家有13人先後成為明經道教官。儒學似乎已被視如手工匠人世代相傳的技藝。
日本早期儒學的衰落，還有其內在原因，即與其自身的弱點有關。從"學令"規定的大學寮教科書及其註釋的書目，便可得知當時在日本傳播的是訓詁性質的漢唐經學。漢唐經學由於其繁瑣支離的箋註主義和固守師法、家法的弊病，在中國已逐漸喪失思想上的創造力與吸引力。
日本早期儒學所吸收的既然主要是漢唐經學，自然亦難於擺脫其母國儒學的弊陋。加之，日本人必須閱讀以異國文字漢字寫成的儒家經典，因而他們更為注重章句解讀而忽視義理。這樣就使得漢唐經學的弊陋，在日本比在母國更形嚴重。10世紀以後，大學寮教官的世襲化，又造成了與中國"累世經學"類似的世襲學問。這些日本早期儒學的負載者，將師法家傳視為換取秩祿的手段，對創造性理解與發展儒學思想並無興致。日本早期儒學，在思想上多系中國儒學的照搬與模仿，很少創新與發展，尚未使日本儒學表現出更為符合日本社會文化風土的特性，未能沉潛於日本文明的深層。這可以說是日本早期儒學的第二個特徵，也是其走向衰落的原因之一。
從日本早期儒學影響的範圍與層次來看，我們對其影響不可估價太高。在當時的日本，燦爛唐文化的受惠者主要是生活於京城的皇室、貴族和各地的官僚階層。就奈良時代看，當時日本的總人口約為600萬，京城奈良的人口不過20萬，而其中能夠閱讀漢文、接受儒學典籍教育的，據推測不過數萬人，這在日本總人口中只是少數。也就是說儒學思想尚未影響及金字塔式的日本社會的底層。
總結：
儒學思想對日本人來說，畢竟是一種外來文明的成果，它要轉化為日本民族的心理，也需要持久而連續的積澱過程。日本早期儒學在未及積澱為日本民族心理時，就因喪失了它的政治上的扶持者而失去了存在的依據。如同植物生長，紮根未深，其生命力便不會旺盛，日本早期儒學走向衰落也就不足為怪了。
參考文獻：
《易經》
《論語》
《中國儒學與日本古代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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