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8月10日，德國漢堡。
Wempe首款潛水錶的發佈會出人意料地短，除去之前的酒會和之後的晚宴，也就一個小時左右，其中大半時間是在往返的大巴里。幹完正事，還有足夠的時間來安排些私事。
趁著來漢堡的機會，我多留了一天，利用週六的上午，通過一個德國拍賣行，約了幾個歐洲想出貨的藏家，看看有什麼有趣的東西。
Wempe首款潛水錶
拍賣行請來的是兩個分別來自西班牙和德國的懷錶藏家，而前來看貨的四個客人，都是有些年紀的歐洲人。“中國人？也喜歡懷錶？”在他們的印象中，中國玩家感興趣的只是腕錶。“看看而已，看看而已。”桌上放著6個托盤，每個托盤中放了10餘隻懷錶，還有放大鏡、絨布、冷光燈、小天平、撬刀和幾套鐘錶工具，每人面前都有一塊黑色絲絨墊。大家很紳士地聊了一會，等人到齊了，才開始看錶。
一上手就發現，這批表不僅功能各異，而且狀態極佳，只只都愛不釋手。Audemars Frères的萬年曆計時加三問，機芯就像剛出廠的，在放大鏡下也找不到刮擦的痕跡；Jules Jurgensen的雙秒追針計時，還帶有1/4飛秒，琺琅族徽暗示著不尋常的來歷；James Cox的音樂表，錶盤上走鋼絲的人偶伴隨樂曲搖擺舞動；Ilbery的彩色琺琅黃金曼陀鈴，裡面藏著一隻微型表，表圈鑲滿珍珠……每一件都是博物館級的珍品，幾乎沒有5萬歐元以下的標價。
兩個小時過去了，只有我面前空空如也——又難以取捨，又力不從心。原來沒有打算花很多錢，可面對這批罕見的珍品又於心不甘。“哦，還有四個洋蔥頭，是位老人委託的。”拍賣行的Jorck從包裡取出這幾隻熟透了的高古表，輕輕地放在桌上。
此時，三問打簧聲、音樂表的樂聲此起彼伏，每個人都在關注手中的玩物，一動不動。我第一個伸手拿來兩隻洋蔥頭——這種懷錶出自17世紀中期到18世紀中期，通常是雙殼或多殼結構，帶有芝麻鏈機芯，所以很厚重，圓滾滾的像洋蔥。每次看到洋蔥頭，我都會很糾結，喜歡是因為它們古老，能流傳下來不容易；猶豫是因為以現代的眼光，它們簡單粗糙到不堪入目，而且常常被後來的“三腳貓”們東拼西湊，早已面目全非。
第一隻的銀質錶盤上半部分，有個分別用太陽和月亮指示日、夜時間的大窗，下半是個日曆小窗，中間有根單獨的分針。這是我尋找了好久的一種很典型的早期懷錶，所以就毫不猶豫地拿下了。根據銘文，它是19世紀初荷蘭鐘錶匠Andres Van Schifgaarde的作品。打開內殼，機芯的鏤空藤蔓罩歷歷在目，擺輪蓋板上雕刻的小天使栩栩如生，遊絲上連接著左右擺動的小圓錘，果然是件精品！最後看一眼外殼，浮雕中居然帶有David Cochin的簽署，不禁竊喜。
我的Andres Van Schifgaarde懷錶
第二隻洋蔥頭外觀很普通，牛眼表鏡外凸得很厲害，白色琺琅錶盤上的裂紋依稀可見，很短的把頭有些搖晃，但按不動。“應該不會太貴，買兩隻回去，還算不丟面子……”這麼想著，打開了內殼。瞬間，我屏住了呼吸——機芯蓋上刻的是Quare & Horseman。Daniel Quare（1647-1724），寶璣之前最有貢獻的鐘表巨匠之一。是他最先把分針和時針統一在錶盤中軸上，刻畫出我們所熟悉的鐘錶盤面佈局；是他最先研發了迄今佔據複雜功能之巔的打簧報時技術，被尊稱為問表之父。
我的Quare & Horseman懷錶
Daniel Quare和徒弟Stephen Horseman自1718年起合作，兩人聯合署名的表一直生產到1733年。輕輕打開機芯蓋，露出了熟悉的雕花擺輪蓋，而底板上方赫然出現的是問表的錘頭——是Quare的問表？以前也見過不少Quare的表，全球各大博物館只要有鐘錶系列，就不會錯過Daniel Quare。只是，Quare的問表極其少見，因為根據記載，以Daniel Quare署名的問表編號為109到857，以Quare & Horseman署名的問表為843到1129。千餘隻的總量，兩百多年下來，已所剩無幾。我面前的機芯銘文上的編號是1035，定是問表無疑，可怎麼之前就沒發現呢？
我的Quare & Horseman懷錶
我小心地合上錶殼，再去試著按把頭，沒按動，重些，再重些，終於伴隨著一陣微微的震顫，把頭沉了下去。“叮，叮，叮，叮叮”清脆的鈴聲驚動了在場的所有人，目光循著聲源落到我手中的表上。“不會是Quare吧？是的，天哪，是的，是的！”
我的Quare & Horseman懷錶
一陣騷動，但我已捷足先登。等安靜下來，桌上的另兩隻洋蔥頭已不見蹤影。我反覆查看我的兩件戰利品，心滿意足。委託人只要求在他購入的價格上加25%，再付給拍賣行10%的佣金，幸運的是，委託人買入這批表是在近10年前，當時的價格不到大拍賣行成交價的三分之一。
我的Ferdinand Berthoud懷錶
為了獎勵一下自己，我又挑了一隻Ferdinand Berthoud的22K金彩繪琺琅表，一隻18世紀日內瓦雙面琺琅人物彩繪金錶。花費遠超預算，但心滿意足。然而，在分手前，操著德國腔英語的老紳士告訴我，他拿了那最後兩隻洋蔥頭，一隻是George Graham的，另一隻我始終沒聽明白，只因他激動得語塞了，“感謝上帝”，我聽明白的就只有這最後一句。
我的日內瓦雙面琺琅人物彩繪金錶
在回上海的航班上，我一直在想，這些洋蔥頭的主人是個什麼樣的藏家？他為什麼要賣出這幾隻？他還有些什麼？那最後一隻洋蔥頭究竟是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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