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日利亞事件中，該國議長巴賈比亞米拉召見中國大使周劍平
疫情蔓延全球，非洲也不例外。
雖然目前公開數據不大，但很可能是由於未能充分檢測。不管怎樣，這場疫情正在衝擊中非之間由來已久的“友誼”。
尼日利亞事件的持續發酵，不僅在雙方“朝野”都造成衝擊波，而且正在激起非洲民眾的抗議和部分政府對華態度微妙變化，一些“反華”聲浪正在興起。
其實，我不太同意“反華”一詞，每個國家都會根據形勢變化及自身利益需要適當調整對外關係，用感情色彩濃厚的“反”描述國家之間錯綜複雜的關係，並不合適，也易引起負面效果。
但，很多人可能對此始料不及，不太適應。
因為非洲被視為中國的“老朋友”。中國是長期對非洲抱有興趣並對其進行深耕的極少數大國之一。截至2017年底，中國對非直接投資達430億美元，位居首位。
很多年來，由於諸多原因，非洲幾乎是一塊被遺忘的土地。然而，中國始終將自己的觸角伸向非洲。
正因如此，非洲成為中國外交新政的重點施力方向之一。“一帶一路”倡議在非洲得到廣泛共鳴，並開展了實質合作。
受此影響，非洲突然變成了“香餑餑”，變得熱鬧起來。在這塊土地上，美國、俄羅斯、歐盟、日本和印度的身影越來越活躍。
比較突出的是美國和日本。
日本不甘於帶路倡議在非洲的發展，仿效中國對非採取“投資+援助+免債”，甚至同樣舉行了日本-非洲論壇，為非洲提供了中國之外的替代性選擇方案。
也許一個細節能彰顯安倍晉三政府對非洲的“意圖”。
他在復出後首次以政府首相名義再度倡議“自由開放的印度-太平洋戰略”，是在非洲的肯尼亞。
直到一年後，美國總統特朗普在其首次亞洲行時，才對這一概念“背書”。
印太戰略，往輕了說，是制衡中國的戰略；往重處說，將來就是遏制中國的戰略。由此可見，日本抓緊在非洲佈局目的何在了。
美國在非洲展現了更大的雄心。
特朗普政府成立後，非洲在其外交棋盤上的位置日顯重要，儼然成為其與中國進行全面戰略競爭的重要“戰場”。
特朗普政府實施“重返非洲”戰略，將重點放在經貿、安全和發展三大領域，並明確提出中國和俄羅斯是其在非洲的主要競爭對手。
在重返非洲框架下，美國已出臺了《更好利用投資引導發展法案》，通過“美國開發性金融公司（IDFC）”統籌管理對非投資和援助，為美國企業的非洲項目提供融資支持；出臺“非洲戰略”和“繁榮非洲倡議”，與加拿大和歐盟合作建立“開發性金融機構聯盟”等。
美國和日本在非洲的直接和主要的目標顯然是中國。美中在非洲的影響力之爭，核心是不同的發展理念、規則和模式，是地緣政治、經濟和戰略的全面競爭。
在滿足一定條件下，這種全面競爭就會轉化為相互的全面遏制和對抗。
隨著主要大國（或地區聯盟）相繼進軍非洲，它們都想在非洲“分一杯羹”，與此同時牽制甚至遏制對手，導致該地區的地緣生態日趨複雜。
非洲國家在選擇多元化情況下，會以更挑剔的眼光看待與中國的關係、與中國的合作，這是非洲從政府到民間出現一定幅度的“反華”聲浪的重要原因之一。
美國務卿蓬佩奧訪問非洲，“阻擊”中國是重要任務
另一方面，非洲出現“反華”聲浪，也與非洲大多實行民主體制，“改朝換代”是常有的事，因此在朝和在野的政治勢力會從不同角度看待兩國關係和合作，一旦“改朝換代”，就往往跟中國產生摩擦和矛盾。
中非在投資、貿易、基礎設施建設以及援助等領域的合作，與西方存在什麼不同，很多人也心知肚明。此處不贅言，但它們常常是引發西方和當地政府非議的重要因素。
美國批評在當地製造政治腐敗、債務陷阱，進行產品傾銷、過剩產能輸出，合作低質低效、剝奪了就業機會等，都是有的放矢，引起了所在國政府和輿論的共鳴，因此在一些外部誘因刺激下，就會出現所謂“反華”現象。
由此出發，非洲國家一些政府可能會採取一些對華政策調整的舉措，與之前的親密關係一比，就顯得“反華”了——正因這樣，不贊成以感情色彩濃烈的詞語描述對外關係，可能使事態更加惡化，而無任何裨益。
第三個方面，非洲政府對外合作大多抱著實用主義態度，有些還很腐敗，有奶便是娘，斷奶就罵娘。
一些政府對華態度生變，是出於希望中國減免債務的訛詐心理。
還有一層，就是用過就甩，事過境遷不當回事，民間的“反華”衝突更是水漲船高，愈演愈烈。
第四個方面，作為一種戰略投資，在對非洲人員特別是留學生來華及資金補助方面，給予的禮遇比較高。
國內民眾跟自己一比較，就產生強烈反彈。同時，在華非洲人的負面新聞較多，比如前不久在廣州發生的尼日利亞事件。
一旦發生，就會集中衝擊兩國人民的感情，對非洲年輕一代，也帶來比較壞的影響。
最後，從國別文化差異看，無論是對外合作交往還是兩國人民的民間交往，法律、規則、市場意識不夠，在對當地員工態度、勞工福利保障等方面存在一些問題，難以贏得所在國人民的由衷尊重，甚至引致反感、惡感和仇恨，這可能是海外屢屢發生“仇華”事件的深層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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