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共第一代領導人緣何都有教師情結

1970年12月，毛澤東向來訪的老朋友美國著名記者斯諾說了很著名的一句話：

“所謂的‘四個偉大’很討嫌，總有一天要統統去掉，只剩下導師這個詞，就是教員。”

毛澤東講這句話的歷史背景是：“文革”中期，炙手可熱的接班人林彪通過盛讚毛澤東“四個偉大”（偉大的導師，偉大的領袖，偉大的統帥，偉大的舵手）抬高自己、搶班奪權。

毛澤東對林彪“醉翁之意不在酒”之行為開始戒備和反感。講這番話明為個人崇拜降溫，實為降下林彪的溫度。

然而，“導師、領袖、統帥、舵手”四個稱謂中，毛澤東唯獨對“導師”情有獨鍾，願意保留。可見，在他自願表達的心聲中，植有根深蒂固的“教師情結”，這種“教師情結”所為何來？

自二十世紀初葉中國發生革命熱潮，無論是藍色陣營還是紅色陣營，都出現了不少教師出身的政治家。 從黃埔軍校校長蔣介石、政治部主任周恩來，到中國共產黨創始人陳獨秀、李大釗，直至率領共產黨取得國家政權的毛澤東。他們都有教員的身份。

陳獨秀和毛澤東之所以成為政治領袖，首先不是因為先生的資質，而是先生的性格。即他們不同於傳統先生，都是叛逆老師。陳獨秀和毛澤東都是具有叛逆性格的狂狷之士：一個特立獨行，是愈挫愈奮的終身反對派；一個沖決網羅，是千古難尋的造反英雄。

他們的性格同舊社會先生涇渭分明。即與傳統知識分子儒道互補的人格模式有著很大的差異。他們厭惡中庸和諧、溫柔敦厚、明哲保身、行不逾矩的人生風格，內心裡始終潛伏著騷動不安的心理衝動，渴望徹底打破溫柔和諧而令人窒息的平衡。他們不欣賞溫文爾雅、文質彬彬的氣質和“溫良恭儉讓”的生存風格，崇尚的是鮮明熱烈、酣暢痛快的叛逆人生。

在他們的人生字典裡，根本找不到臣服、屈從、退讓之類的字眼。他們的生存意志就是大張旗鼓、不屈不撓地向整個不公正的舊世界挑戰，而絕對不能容忍卑躬曲膝、甘受命運的擺佈，或者主張繳械投降的奴才性格。

正是這種嫉世憤俗的反叛意識，驅使陳獨秀、毛澤東取得了如日中天的顯赫威望，創造了開天闢地的政治局面。

投身政治革命，成為骨幹的教師，大都擁有這種反叛精神，紅色陣營裡的陳譚秋、蔡和森、瞿秋白、董必武都有教師履歷。

轉到另一個陣營，國民黨那邊，教師也不少。蔣介石即便成為委員長和大總統，最能跟他拉近距離的稱呼卻是“校長”，他最喜歡部下叫他“校長”，尤其是對跑到共產黨陣營的昔日學員，如陳賡、林彪等，若當面叫他“校長”，則喜不自禁。可見，蔣介石的“校長情結”亦不可謂不深。而這種“校長情結”顯然乃“教師情結”衍生。

為什麼國共第一代領導核心，都有“教師情結”？

因為清末民初的中國，雖然一度推翻了皇帝，但人心依然沒有多大改變，即國人的思想、文化、生活方式與封建社會相比，沒有本質的變化，所以依然是個舊世道。在這種局面下，政治革命首先是思想的革命。而這種政治革命不僅需要生產革命者，而且需要生產思想。

如此看來，以“傳道授業解惑”為職責的老師成為革命的主角，亦是時代的呼喚， 是20世紀中國政治革命性質的現實需要。

革命有大、小之別，“小革命”以暴力推翻或奪取現有政權，以達到轉變現有政治秩序的目的，如辛亥革命；“大革命”除小革命的目的外，還要以政治力量迅速改變現存的社會、文化秩序，如法國革命、十月革命，彼時中國政治革命，從國共兩黨第一次合作開始，已經發生性質變化??即是從“小革命”向“大革命”鉅變。

基於改天換地的願望，教師領袖的理想是再造中國，革命不以奪取政權為滿足，它的最終目的是重新建立一套可稱之為意識形態革命的價值信念和行為準則。

所以，在這種“大革命”形勢下，國共兩黨一代核心領導人都擁有“教師情結”。“做校長的好學生”、以及“做主席的好學生”，成為國共兩黨領袖最垂青的追隨者表達方式，也就不足為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