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字獄，顧名思義，就是因為文字緣故而構成的罪案和冤獄，文字獄是中國封建專制主義制度下所特有的一種歷史文化現象，長期以來，對人們思想鉗制，成了沉重的精神枷鎖，其淵源流長，可以一直追溯到春秋戰國時期。
春秋戰國“文字獄”
人們所共知的一個故事，齊國大臣崔宇，殺了國君光，太史據史記載其事，“崔宇弒其君”。他因此被崔宇殺掉，太史的弟弟，照寫不誤也被殺掉，另一個弟弟還是如此書寫，崔宇終於不敢殺了。這就是中國最早史家的職業道德，冒死直書。這大概是我國最早的因文問罪，至人頭落地的刑案，這只是文字獄的萌芽。
接著就是秦始皇的焚書坑儒，可能是封建社會最早的文字獄，封建法律中歷來有觸諱的規定，皇帝的名字，父祖名都要避諱。否則就是犯罪。西漢宣帝成假惺惺的說。現在老百姓上書，多觸忌諱。都已經觸犯了刑法，我非常可憐他們了，這是在漢書，宣帝本紀中記載的。說明在西漢時，觸諱罪名就已經十分普遍了。到了唐朝時，唐睿宗明文規定，上書奏事犯了重要的諱，都要受到懲罰，起名字犯了諱，還要判三年徒刑。宋代大文學家蘇軾，曾因在詩賦中抨擊時政，宣洩胸中鬱氣而被逮捕關押在烏臺，此案牽連39人，史稱烏臺詩案。
明朝“文字獄”
到了明初，朱元璋當皇帝時，語文罪人英文殺人的例子多了起來，朱元璋出身寒微，當過和尚，投過紅巾軍，所以，對僧，光，賊，道，整治非常敏感。杭州一位官員在進進呈賀表中寫到，光天之下，天生聖人，為為世作則，幾句歌頌功德的話，但是這位官員想不到的是，他的拍馬屁，卻起到反的效果，朱元璋看了勃然大怒，說，生者僧也，暗指我曾當過和尚，光者剃髮也，下令把這官員上了。後來文字中的忌諱越來越多，天下有道，與有盜同音，殺。遙望帝扉，與帝非同音，殺，藻飾太平，與早失太平同音，殺。
無論宋代也好明朝也罷，以文罪人的事件還是比較零星的，文字獄真正氾濫起來是在清朝，清代文字獄數量之多規模之大，持續時間之長量刑之殘酷，乃是歷代封建王朝，望塵莫及的。
清朝“文字獄”
明史案 。
在康熙二年，出現了一件案子，叫做“明史案”浙江歸安縣的一個富戶，偶然買的明朝大學士朱國珍的一本未刊明史，他花錢請人修訂補充，刊刻成書，定名為，《明史輯略》，附上自己的名字意圖流芳百世，在該書中，保留著一些站在明朝立場上說話的口氣，如稱清太祖努爾哈赤，為建州都督，直呼其名而不避諱，寫清朝入關前的年代不用清朝的年號，而有明朝的紀年，把明朝將領孔有德，耿仲明投降清朝成為叛逆，這些寫法在當時看來，實屬大逆不道。
這件事被人告發後，朝廷派相關官員前往審查，結果，已經病故的富商被開棺戮屍梟首，他的父親弟弟也被斬首，凡是與這本書有關係的人都受到了株連，寫序，校閱，刻字，印刷，等人全被處死，甚至買書藏書的人也難逃厄運，原禮部侍郎曾為為這部書寫過序言，自己連同4個兒子都被殺。無言，潘奕張二人對明史很有研究，被列入校閱者名單，因而被處死，杭州將軍也因事先未稟報，被削去官職，他的幕客也被砍頭，帶他去死，歸安，烏城兩縣學官，被加上查辦不利有意包庇的罪名也掉了腦袋，湖州知府到任剛半個月案件就發生了，倉促間因抓不到富商家的人，以隱匿罪處以絞刑，號稱盛世的康熙王朝“明史案”，共殺害70多條人命。這是一次有意識的小題大做，其目的是給懷有反清思想的漢族知識分子一個暴力的威脅，清代鉗制人們思想的精神牢獄，文字獄開始構建。
呂留良，曾靜案。
在雍正年間算是最大的一次文字獄。呂留良是浙江人，著名的理學家，明亡後他始終不和清合作，後來也拒絕參加博學鴻詞考試，乾脆削(xuē)發為僧，在和尚廟裡著書立說，他主張皇帝和臣子的關係，不能同父子一樣而應當以義為重，反對君尊臣卑的風氣，他還主張，把驅逐異族統治者恢復漢人的天下看做是比君臣之義更重要的道德標準。呂留良死於康熙22年，湖南聲援曾靜是呂的思想崇拜者，他同呂的學生嚴鴻逵經常往來，試圖把反清朝的思想變為反清的行動。當時川陝總督嶽鍾琪，傳說中是岳飛的後代，曾靜派門生張熙帶了密信去遊說嶽鍾琪和他們共謀推翻清朝，嶽鍾琪不僅不同情他們的反清義舉，而向皇帝告發他們。結果當時已經死去的呂留良和她的兒子呂葆中，學生嚴鴻逵，被刨棺戮屍，的另一個兒子呂義忠，顏鴻逵的學生沈在寬被砍頭，子孫遣戍，婦女為奴，曾經為呂留良建祠刻書和私藏呂的著作的人一律論死。但是，雍正卻留下了曾靜張熙，令他們寫出表示悔改的供詞，連同雍正親自寫的諭旨合刊成《大義覺迷錄》發到全國，各府州縣，及遠鄉僻壤，要求做到家喻戶曉，肅清反清思想。雍正還利用這個案件，大肆追查政治謠言，目的在於打擊威脅雍正政權的諸王勢力，但是曾靜張熙二人，雖表現悔改也難逃厄運，雍正帝一死，他們就在乾隆即位的當年被凌遲處死。
呂留良，曾靜之獄，算是清代文字獄中唯一的一次謀反案件，儘管這個反抗是很微弱的，不成氣候的，至於其他明朝遺民，只不過是借吟詩作文發發牢騷暗語諷刺，也同樣招致了殺身之禍，所以，清代專制主義鉗制人們思想的文字獄，對後世起到了十分惡劣的影響。
康熙字典案
乾隆時期，有一個叫王錫侯的舉人，認為《康熙字典》收字太多難以貫穿，於是，自己編寫了一部《字貫》，意思是這部書可以把字典裡零散的詞貫穿起來，正好彌補了《康熙字典》的不足，《康熙字典》是康熙朝奉皇帝諭旨制定的，批評《康熙字典》就是批評清王朝，乾隆皇帝親自看《字貫》，又發現書中提到，康，乾，雍幾個皇帝的名字事，都沒有避諱。認為這是大逆不道，罪不容誅，命令以大逆罪處決。江西巡撫海城因為沒有看出書中的未避諱出，被革職查辦，他的上司兩江總督也受到株連，被革職治罪。像這樣的是在清朝事情比比皆是。有些窮秀才覺得自己懷才不遇，企圖向皇上獻計獻策以求一官半職，這些窮極無聊，類似的舉動有時給自己帶來殺身之禍，廣西60歲的生員吳英抱著對朝廷的一片忠誠，攔住了布政使的轎子獻上自己的冊書，吳英所寫的不過是減免錢糧，設倉備荒，治理匪盜之類的普通意見。但是，統治者既不讚賞他的計策，也不體諒他的忠心，而是指責這個迂腐之輩，疊放皇上御名，備案大逆罪處以凌遲之刑。乾隆16年，山西有一個讀書人，向地方官員送了一個歌頌皇太后生日的詩聯，希圖皇帝高興而求得一官半職，被地方官指責為借名顯頌，枉自狂言，大幹紀法，後來山西巡撫查證這人是個瘋子。上報皇帝，乾隆御筆硃批，斬立決。像這樣的精神病患者也遭到迫害，文字獄的殘酷程度於此可見一斑。
清代的文字獄，在康熙，雍正，乾隆三朝愈演愈烈，前後歷時100多年，大小案件不下百起，被判死刑的攻200餘人，受到株連的更是不計其數，被害者上至朝廷大員，下至秀才士子，以及江湖術士，船伕轎工等等都有。文字獄是清代極端專制主義統治的突出表現，他充分暴露出封建法制野蠻，殘酷的實質，清代文字獄對後世的影響非常深遠，文字獄的冤魂在中華這塊古老的大地上時不時的冒出來遊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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