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在替隋煬帝說話，提到東征高句麗還是很有必要的，打服高句麗那叫做維護亞洲新秩序。那麼我們有必要簡單討論一下這個問題，
這個問題其實應該從根子上來看，那就是中國人傳統的天下觀。
在中國古代，幾千年來逐漸形成的一種天下觀，叫做朝貢體制。朝貢體制的含義是，把皇帝治下的天下，按照統治方式的不同分成幾個層次。幾個層次，像是一個同心圓，所以，我們可以索性稱為同心圓天下觀。同心圓中，
最內一層，是都城；
再外一層，是地方；
再外一層，是羈縻；
再外一層，是藩屬；
最外一層，是普通朝貢國
也就是說，雖然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但是根據統治方式的不同是分成不同層次的。比如，當年明代的遼東就是地方，外東北就是羈縻，朝鮮就是藩屬。
我們再退回來，
中國的中原王朝，對外的擴張是一步步進行的。
具體表現，就是跟社會經濟發展水平相匹配，農耕文明的步步外延。從首都開始，把周邊地區變成直接管轄的地方；再往外，搞不定的地方，先進行軍事佔領，然後進行屯田，軍屯或者民屯；如果這個地方確實已經有大量的異族存在，又無法進行大規模肉體消滅，那麼就進行“改土歸流”，先羈縻，後漢化。
其中這個漢化是最厲害的武器之一。
所謂的“漢化”的說法其實並不準確，應該叫做文明化。因為在古代世界中，長期以來中華文明是領先世界的文明，至少也是大幅領先中國周邊幾乎所有舟車能夠輕鬆到達的地區的一種文明。所以中華文化以文學，藝術，科技，服裝，建築為載體，非常深遠地影響著幾乎所有周邊地區。在周邊地區的異族眼中，中華文化才是真正的文明，模仿中華文化才是文明的象徵。
漢化這個大殺器一亮相，到最後周邊異族都自慚形穢，恨不得給自己找一個漢人祖先；漢人觀點王朝的天下觀，就是這樣利用農耕文明，吃一塊，羈縻一塊，消化一塊。當吃掉的國土消化不良的時候，就會有戰爭。
所以，漢人的擴張以農耕文明為代表，以文化的輸出為結果，這種擴張幾乎是不可逆的。所以中華文化是不是一個溫和而柔弱的文化？那肯定不是。因為我們已經把“擴張”這倆字，完全沒有痕跡地融入了我們自己的文化之中，並且能夠對外輸出，並且能夠讓異族主動認同，這是最高層級的一種擴張方式。這是一種不用拿著刀劍槍炮的，最文明的但卻是最為徹底的擴張方式。
所謂窮則擱置爭議，達則自古以來，這事是老祖宗那裡傳下來的邏輯。
那麼既然如此，大隋和大唐有沒有這種情況？
有，因為漢人最早的離開中原核心區的大擴張，上乘自漢武帝，他老人家是鼻祖。不管大隋還是大唐，只要是一提漢武帝的“自古以來”，都能找到理論依據。
漢武帝大幅度拓展了四個邊疆，
西北，絲綢之路的河西四郡；
東北，遼東地區的漢四郡；
西南，越南北部的漢三郡；
東南，兼併了東甌國和閩越國。
這其中，利用軍屯民屯以及漢人農耕移民，消化的最好的區域就是河西四郡。所以，河西四郡，早早地就成了漢人的直接地方管轄區域。
東南方向上，太熱，不適合農耕移民。直到兩晉時期的永嘉南渡，才開始進行徹底消化；西南方向上，太熱，不適合農耕移民。直到冷兵器時代結束，中原王朝都無法消化這塊地區。
東北方向上，也就是大隋和大唐征討的高句麗這塊地方，當年漢武帝就曾經設置過漢四郡。但這塊地方，太冷，農耕民族一直沒法用移民種田的方式徹底佔據。所以別說隋唐了，這塊區域就算一直到明代，都存在嚴重消化不良的情況。
朝貢體制的核心思想，就是中原王朝皇帝才是決定這個體制的唯一權威。
羈縻，藩屬，普通朝貢國，都必須對中原王朝進行形式上的效忠，並且明確自己所處的地位。是羈縻的不準私自變成藩屬，是藩屬的也不準隨意成為普通朝貢，否則就是僭越。羈縻，藩屬，朝貢國的首領和國王，都必須在形式上由中原王朝皇帝進行冊封，否則就是非法的。
然而，所有的前提，都必須是中原王朝能夠有力控制全局的情況下，比如像明成祖朱棣，藩屬國甚至朝貢國有作奸犯科的，千里萬里都要抓到北京來治罪。中原皇帝實力不夠的情況下，他的天下觀可以受到挑戰，但是不能影響到中原漢人傳統區域的根本利益。
帝國的損失，僅僅只是面子而已。
那麼我們再回到我們問題的本身，討伐高句麗的實質是什麼？
中原王朝的天下觀受到嚴重挑戰。不管是隋文帝和隋煬帝，高句麗都是陽奉陰違，嚴重挑戰了朝貢體制下的政治外交程序，這種情況延續到了唐太宗唐高宗時期。於是，中原皇帝的出兵理由是高句麗“不臣”。
要知道，當時的高句麗佔據的是遼東和朝鮮北部這塊，這塊地區呢，在當時的農耕文明程度下，漢人移民沒辦法填滿和消化，所以只能用羈縻或者藩屬的方式來進行管制。高句麗佔據的地區，恰好是當年漢武帝拓展的漢四郡，而“自古以來”，中原擁有漢四郡的最終解釋權。然而，河西四郡是中原王朝的核心利益，因為陸路外交渠道就是河西四郡。相比河西四郡，遼東漢四郡，遠遠談不上中原王朝的核心利益，帝國需要的只是面子。
當然，中原王朝的彈性在於——進一步，法理上可以講漢四郡時期的自古以來；退一步，則可以用朝貢制度進行有效約束。底線是，高句麗自己可以“不臣”，但是不能夠帶著半島南端百濟新羅這些小兄弟一起學壞。
隋煬帝時期，這個彈性拿捏的並不好。
在國力有限的情況下，隋煬帝為了保衛河西四郡的討伐吐谷渾，是必要的，因為那是保衛河西走廊的中原王朝的核心利益；而討伐遼東，則是不必要的。因為除非朝貢體系被嚴重破壞，東北方向並非中原王朝的核心利益。
然而，唐太宗時期的國力也是有限的，但是唐太宗尤其到了唐高宗時期的高句麗，同百濟結盟，時刻準備滅掉朝鮮半島的大唐藩屬國新羅。在這種情況下，高句麗已經不僅僅是“不臣”的問題了，這是朝貢體制被破壞，很有可能土崩瓦解。往深處考慮，這已經是企圖挑戰中原王朝為核心的“同心圓天下觀”的問題了，那麼討伐遼東就是必要的。
簡單點講，朝鮮半島問題，是中原王朝的核心利益，唐太宗唐高宗時期，這個利益被高句麗嚴重挑戰了。這也根本不是單純的面子問題了，戰爭是必須要打的。而在隋煬帝楊廣時代，這個仗打的徒耗國力，必要就沒那麼大了。
說到底，想要做到文治武功的隋煬帝楊廣，毫無疑問是太心急太心急了。
很快，反隋的浪潮就到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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