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關於“家”的概念，到了最後會不會只是一個幻影，一個神話或者一種迷思？ 我常常懷疑，我們會不會是這種神話的受害者。
在法國流亡那麼久，我沒有了回國的夢想，我帶上了我的布拉格，它的氣息、它的味道、它的語言、它的風景和它的文化。
——米蘭·昆德拉"
來源 | 看理想·八分
上週有一則不大不小的新聞，可能並沒有引起你的太多關注。
那就是目前捷克在世最有名的作家——米蘭·昆德拉（Milan Kundera），重新獲得了他的捷克國籍和公民身份。
自從昆德拉1979年在法國出版《笑忘錄》這本書之後，當年的捷克斯洛伐克社會主義共和國就剝奪了他的公民身份和公民權，距今正好40年。
在失去捷克人身份40年之後，米蘭·昆德拉終於重新獲得了屬於他的公民權。
1.
曾經的“異見分子”
這則消息最先是由捷克共和國駐法國大使傳達給媒體的，要知道，早在1975年，昆德拉就已經從當年的捷克斯洛伐克流亡到法國去了。
這位以《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紅遍全球的捷克作家，在當年的捷克看來卻是一個“異見分子”。
他曾兩次加入捷克斯洛伐克共產黨，又被兩次驅逐出黨，主要的原因據說是因為他的個人主義傾向太嚴重，思想不符合當年捷克斯洛伐克這個國家的政治正確。
在“布拉格之春”之後，他也有很多問題產生，他的書不準在捷克出版，他的戲劇不能在捷克上演，他甚至不被批准在捷克的學院裡工作、教書，他只好繼續寫作，由於作品無法在捷克發表，他就在其他國家發表。
當時最歡迎他的國家就是法國，所以1975年當他獲准離境，也就是開始流亡之後，他很自然地去了法國，從此之後就一直居住在法國。
在過去這麼多年來，其實昆德拉和捷克的關係一直比較複雜。
米蘭·昆德拉
當時的捷克政權不歡迎他，可想而知，但是即便“天鵝絨革命”之後，他與新政權的關係也不見得一帆風順。為什麼呢？
曾任職捷克總統，也是一位非常著名的捷克作家，當年跟昆德拉也曾經是朋友的瓦茨拉夫·哈維爾（Václav Havel），就和昆德拉有過一番爭論，爭論的主題簡單說就是：在一個受壓迫的國家裡，我們到底應該作何反應？應該怎樣去面對這樣的體制？
在這個問題上，哈維爾就顯得相對“政治正確”，認為大家要秉著自己的良心說出自己相信的真話。但是昆德拉，如果你看過他的作品，就曉得他對所有的政治表態其實都是有距離的，他對於所有比較激進的、激烈的政治主張和運動，他其實都是持有一點懷疑的態度，有所保留的。
所以即便後來捷克與斯洛伐克分別建立了兩個所謂的民主國家之後，昆德拉也依然不願意重新回到他的祖國定居，甚至在之後捷克向他頒發了國家最高的文學榮譽獎的時候，他都沒有回國受獎；包括他出生的城市布爾諾，2009年曾為他頒發榮譽公民的身份，他也沒有回去受領。
也因此，去年捷克現任總理安德烈·巴比什（Andrej Babiš）訪問法國，特別在巴黎提出要與昆德拉見面，就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了。會面不久之後，安德烈·巴比什就公開表示，捷克政府無論如何都要恢復昆德拉的公民權。
不過在捷克大使親自將公民證交給昆德拉之後，這位90歲高齡的作家一如既往並沒有接受媒體記者的採訪，也沒有任何表態；而是捷克大使告訴媒體，整個過程“熱情洋溢”，昆德拉也“心情很好”。
已年邁的米蘭·昆德拉
2.
“我接受在法國的生活，
我帶上了我的布拉格”
今天提起這則新聞，其實我想和你談論的是，一名作家，與他的祖國到底會有什麼樣的關係？
比如昆德拉曾經說過，“在法國流亡那麼久，我沒有回國的夢想，我帶上了我的布拉格，它的氣息、它的味道、它的語言、它的風景和它的文化。”
這句話聽起來有點像德國大作家托馬斯·曼（Thomas Mann）的那句名言，當年托馬斯·曼為了逃避納粹，自我流放。在美國的時候，曾經有人問他，你離開德國那麼久，有沒有懷念過你的祖國，想要回去？結果他說了一句氣派十足的話，他說，“我在哪裡，我的祖國就在哪裡。”
到了1984年，當時《紐約時報》也採訪過昆德拉這個問題。
因為那個時候，昆德拉已經開始預備用法語來寫小說，以前他都是先以捷克文寫作，然後再翻譯成法語。但從1988年的《不朽》之後，他全部的書籍都直接採用了法語寫作，於是《紐約時報》採訪他，詢問他對自己的祖國捷克，到底有什麼看法？昆德拉說了一段意味深長的話。
他說，“我們關於’家’的概念，到了最後會不會只是一個幻影，一個神話或者一種迷思？我常常懷疑，我們會不會是這種神話的受害者，我們對於’家’和’根’的這種觀念，是否只是我們抓住不放的一樣虛構的東西。”
他還說，“是做一個流亡在法國的人比較好，還是做一個恰好只是也寫作的普通人比較好，這兩者之間應該如何抉擇？”意思就是，大家認為他是一個流亡者這樣的身份比較重要，還是他作為一個作家的身份比較重要？
他的回答是，“我會認為我在法國的生活，只不過是一種置換嗎？是一種替代的生活，而不是真實的生活嗎？我會不會對自己說，你的真實生活在捷克，在你的老同胞那裡？還是說，我接受現在自己在法國的生活。我現實生活在這裡，我試著在這裡完整地去生活，就像一個普通人那樣完整地生活，我會選擇法國 ”。後來，他也宣佈，大眾應該把他視作是一位法國作家。
這聽起來好像有點悲哀是不是？但是，我們又該怎麼理解一個寫作者與他出生、成長、生活這些地方之間的關係？
3.
兩場世界大戰，
撕碎了“昨日的世界”的美夢
實際上，最有趣的一個關於作家與其身份的案例，還要提及一位我深愛的作家，也就是約瑟夫·羅特（Joseph Roth）。
他的很多作品都被列為德語文學的經典，其中一部甚至被公認為是20世紀德語文學裡最偉大的一部作品之一，足以與卡夫卡相比。
你可能對他的名字並不是太熟悉，不過我們可以用一個你可能更熟悉的作者來與他做一個平行比較，那就是斯蒂芬·茨威格（Stefan Zweig）。
茨威格與約瑟夫·羅特是同代人，也是朋友，他們兩人有一點十分相像——你可以回想一下他們生活時代的背景，他們都是十九世紀最後十幾年出生的人，到了二十世紀中葉英年早逝。
斯蒂芬·茨威格（左）與約瑟夫·羅特（右）
那是個什麼樣的時代？那是一個歐洲殘存的老帝國，仍然苟延殘喘，掙扎著走過最後一段歲月的年代。而茨威格和約瑟夫·羅特也都是當年奧匈帝國的國民。
不久之後，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那時的歐洲，出現了一種很樂觀的世界主義情緒。在那個年代，很多文化學者、知識分子，當然也包括許許多多革命者在當時歐洲的一箇中心——維也納來來往往。
所以，曾經有這樣一段時間，在維也納共同生活著一群人，其中有列寧、有托洛斯基、有佛洛依德、也有希特勒……在他們之中，有的人在搞陰謀，有的人在策劃政變，有的人在挖掘人類內心世界的秘密，有的人則在盼想著未來世界將如何美好。
那樣一個時代，多種語言往來於歐洲各個港口與城市之間，彼此之間沒有什麼間隔，真正的重要的政治問題可能僅僅是階級問題。
沒想到，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槍聲打響了，徹底撕破了他們的“美夢”，因為他們赫然發現，原來階級問題再重要都不如民族問題重要。
原本大家都是無國界的工人階級，昨天還在暢談全歐洲乃至全世界的工人階級要聯合起來推翻資本家，結果轉眼之間就調轉了槍頭，各自拿起武器對準對方。
他們活過了這樣一個年代，而且當一戰結束沒多久，居然帶來的是一場民族主義更為極端的發展，演變成了更極端的法西斯主義，一種更恐怖的意識形態。
所以，茨威格也好，約瑟夫·羅特也好，他們都曾活在這樣一個“世界主義美夢”破滅的年代，見證了一場戰爭以及又一場更大規模的戰爭的這樣一個年代。
如果你讀過茨威格的《昨日的世界》，你大概就能夠看到那是什麼樣的一種感覺，他們這些人對於“昨日的世界”保有怎樣一種懷念和追憶。
《布達佩斯大飯店》
茨威格還有作品被改編成了一部著名電影，也就是《布達佩斯大飯店》。實際上，《布達佩斯大飯店》描述的世界也是一個“昨日的世界”，舞臺的核心就是酒店。
而約瑟夫·羅特，他的大半生其實都是在酒店居住的，為什麼？
4.
追憶一個已經消亡的帝國
這是因為，當年一戰結束之後，奧匈帝國解體這件事情對約瑟夫·羅特來說，影響實在是太大了。
他一直認為自己是奧匈帝國的遺民，他在懷念的是什麼？相比於他後半生所看到的種種狂熱的意識形態，他反而覺得當年的帝國是相對寬容的，因為在奧匈帝國的境內，可以有基督教徒、有天主教徒、有伊斯蘭教徒，也有無神論者，大家可以共同居住在一個國境之內。
在奧匈帝國土地上，不僅可以容納不同的宗教信仰，包括不同的主義、不同的民族、不同的語言都能在這裡自由流通，那是一個相對寬容的時代，與他後來看到的極端法西斯是非常不同的。
所以他要懷念的正是那樣一個年代，這也影響到了他後來大半輩子的寫作。
我們甚至可以說，約瑟夫·羅特一生中最重要的作品，都是出於對一個已經消亡了的帝國世界的一種追憶。
《布達佩斯大飯店》
今天我想要和你介紹約瑟夫·羅特一篇很有意思的小文章，叫做《抵達酒店》（Arrival in the Hotel)。
這是1929年，他在報紙專欄上所寫的一篇小文章，那個時候，約瑟夫·羅特認為自己已經是一個沒有家的人了，他離開了維也納，離開了奧匈帝國過去的領土，在歐洲各個城市漫遊，到處寫一些雜文，通過報紙專欄來養活自己。
為什麼這篇文章很有意思？你聽聽他所描述的酒店，他說，每一回他回到自己常住的某家酒店，酒店可能是位於歐洲某個重要的港口城市，他都會把這裡當作是他的“祖國”。
5.
他們都暫時從盲目的情緒裡解放了
抵達酒店的時候，羅特會油然而生一種特別的熟悉感，這種熟悉感從門童就開始了。
雖然稱之為“門童”，但很多時候，開門迎接你的可能都是大酒店裡最老的一位員工，當他替羅特開門的時候，對他的那種態度，看著他的表情，就像是一位父親歡迎遊子回家一樣，甚至比一般的父親（至少比他的父親）還要親切。
進去後，他看到大堂的接待，從櫃檯裡走出來，對他微笑，深深鞠躬。羅特說，看起來他來到這個酒店，對酒店裡的人們而言，那種喜悅程度不言而喻，深深穿透著一種友誼。
而酒店的接待其實是非常羞恥於要給他一張入店登記表格的，因為這麼做太不斯文了，根本不需要，酒店會幫你自動填好你所有的身份材料。至於這些身份材料是不是真實可信，又有什麼所謂呢，“他對我有充分的信心，儘管他根本不知道我到底是個什麼樣的人”。
再來是幫忙負責開關電梯的男孩，雙手接過他的行李，就像一個天使展開它的雙翼一樣。
在這裡，他們沒有人會問他，你到底打算在這住多久，無論是住一小時，還是住一年，這個“祖國”總會歡迎自己。
《布達佩斯大飯店》
羅特還特別喜歡酒店房間那種沒有特殊性格的“性格”，關起房門，整個房間就屬於他自己一人了，他可以輕鬆與世界疏離孤立開來。可是他只要一打開窗，天哪，這個世界就進來了。
他可以聽到遠方海港上汽輪的鳴笛提醒，也可以聽到街上經過的有軌電車發出的叮叮作響，還聽得到一些車的喇叭，“他們全都在歡迎我”。
而這家酒店，就更像一個小小的“聯合國”，替他料理一切的電話接線生，是一個意大利人；餐廳的侍應來自澳大利亞北部；幫人提行李的服務生又是一個來自法國普羅旺斯的人，而大堂的接待則是諾曼帝人。
樓下酒吧的主管是巴伐利亞人，房務清潔是瑞士人，門口開門的侍者是位荷蘭人，至於大堂經理，則是黎凡特人，他繼續寫到，“這麼多年來，我還懷疑廚師其實是捷克人”。
不止酒店的服務人員組成了一個“小聯合國”，裡面所住的賓客也都來自世界各地，有的來自大陸，有的來自海洋，有的來自島嶼，有的來自半島，也有的人說不定一輩子都住在船上。
在這個酒店裡面，有不同的國籍、不同的信仰，無論你是算賬，還是交易，無論你是密謀，還是正在欺騙，都是用各種各樣不同的語言在進行著。
所有不同國家的貨幣在這裡也都暢通無阻，彼此匯通。所有的人都從民族主義的侷限裡解脫出來，所有的人都摘下了盲目的民族情緒的眼罩。
大家都從那種對土地和同胞的嚴格的“愛”裡短暫解放了出來，給自己放了個小假，所有的人都在這裡展現出了他們本來最應該是的模樣——那是什麼？那就是“世界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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