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今天說件挺有意思的小事——
據說，原定於本月25日上映的美國電影《好萊塢往事》，因為導演昆汀·塔倫蒂諾進行重新剪輯，所以在中國被臨時撤檔。
這個事可以這麼概括：一個美國導演，拍了一部以美國社會為背景的電影，其中有一個角色是華裔美國人李小龍。他的美國籍女兒李香凝認為影片“黑”了他的父親（據說是因為電影中塑造的李小龍的形象有點傲慢），所以投訴到中國的電影主管部門，結果導致在電影原定的檔期前一週被撤檔。而這部電影今年7月就已經在美國上映了。
是不是很有趣，是不是很魔幻！
二
有人說了，國籍不重要，重要的是膚色；國籍不過是個形式，黑眼睛、黑頭髮、黃皮膚才是內容；更重要的是，李小龍是民族精神的代表和象徵。
問題是，同樣是在前不久，關於鞏俐將在電影《中國女排》中飾演中國女排主教練郎平的事，“形式”又高於“內容”了——代表中國女排精神的郎平怎麼能讓一個不是中國國籍的外國人演呢？
你看，這時候國籍又比膚色、血統重要，“形式”又高於“內容”了。標準轉得比陀螺還快。
而且，這自相打臉的論調，十有八九來自同一夥人。
他們喜歡指責別人雙標，但其實他們自己才是最沒原則、最沒底線人，他們唯一的標準就是沒有標準，唯一的原則就是老子天生正確、永遠正確；觀點相同者即為“自己人”，不同意見者皆為“敵人”；非此即彼、非敵即友，不能接受分歧的存在。
他們更不明白，在這個世界上，敵和友其實永遠都只是小部分，絕大部分人和你既非敵也非友，大家不過碰巧生活在同一個時空裡。人家甚至可能壓根都沒在意到你的存在，你要麼自作多情地當成朋友，要麼自作聰明地把人家假想為敵人。時不時就“認親戚”，動不動就聲討、抵制，逼人家認錯、道歉，經常搞得人家莫名其妙，不知所措。
照這樣下去，變成孤家寡人是遲早的事。
三
藝術真實與生活真實（或歷史真實）的關係，是個挺複雜的問題，想從理論上說清楚不容易。
但一個起碼的常識是，如果以生活真實或者歷史真實的標準來衡量藝術作品，顯然是種不合理的要求。
否則，曹操的後人能把羅貫中告到破產，玄奘高僧看了幾百年後的《西遊記》一準氣得吐血；否則，小說、音樂這樣的藝術形式根本就不該存在；否則，你就無法理解西方電影中那些對人、對事、對社會、對政府花樣百出的各種“黑”。
比如，電影《白宮陷落》中，美國白宮能被恐怖份子攻陷，《倫敦陷落》中，整個倫敦城被恐怖分子控制，美國總統成了恐怖份子的人質；美劇《國土安全》中，國土安全局的最高長官可以勾結軍方高層策動政變、暗殺總統；《24小時》中，恐怖分子能侵入美國國防部的指揮系統，從而控制美軍最尖端的無人機，並在倫敦發動恐怖襲擊；《紙牌屋》中，號稱“民主標杆”的美國，其制度漏洞能被品行惡劣的野心份子利用，居然登上了總統的寶座……
如果再加上《無恥之徒》《火線》《絕命毒師》《黑道家族》，這類“黑”社會的劇集，那美國簡直就是一個人間地獄了。全世界那麼多削尖了腦袋往美國跑的人，豈不都是在爭著往火坑裡跳……
不能把藝術真實等同於生活真實，這是常識。
不巧的是，這偏偏是個漠視常識、缺乏常識的地方。許多人把電視劇當成了紀錄片來看，把小說等同於了歷史。通過看宮廷戲、抗戰劇來學習歷史、瞭解世界。
更要命的是，恰恰一些最應該嚴格忠於生活和歷史真實的東西，為了傳達“正能量”，反而被任意裁剪、歪曲，因而變得模糊不清，乃至扭曲、變形。
曾經有一位受過正規高等教育的大叔，跟我談歷史，沒聊到幾句就說：“你看《亮劍》裡，日軍……”從那之後，在他跟前我絕口不談歷史，因為我知道我永遠跟不上他的節奏，我們註定是兩條平行線。
四
昆汀是位優秀的導演，獲獎記錄數不勝數。但是他的電影並不是我喜歡的類型。看過的《低俗小說》《殺死比爾》《無恥混蛋》和《被解救的姜戈》中，算得上喜歡的只有最後一部。
但我知道，昆汀在國內還是有不少“忠粉”的，他們會不會想去電影院裡看看這部電影呢？
事實上，不管你想不想。對不起，你都沒機會。
有人說了：他（昆汀）有權不重新剪輯，我們也有權不讓他上映。
這話乍一聽，似乎很有道理。但仔細琢磨，又有點不合邏輯。因為撤不撤檔、上不上映，貌似不是說這些話的人能決定的。換句話說，這些人所說的“我們”，並沒有權力決定讓不讓它上映。
而且，我還挺好奇，因為：
我不知道引進這部電影的合同中，有沒有這種臨時被撤檔的約定條款？這樣算不算違約？
我不知道，那些原本已經為這部電影排了檔期的院線，有沒有事先對於這種情形的預案，有沒有“備胎”來填補突然空出來的檔期？還是早已習以為常？
我更難理解也更不明白的是，這種臨時決定的標準何在。難道之前批准上映的時候，我們沒有對電影進行審看，沒有發現其中的問題？還是僅僅因為家屬的投訴，我們的標準就改變了？
還是說，原本就沒什麼明確標準和程序，完全根據個人喜好和形勢需要？
我唯一知道的是，有權決定是否撤檔的，絕對不是那些人所說的“我們”，而是那高高在上的極個別的“我”。不是“我們決定”，而是“我”決定。
一部純粹娛樂性質的電影，也很好地呈現了“我”和“我們”之間的這樣一種關係——“我們”要不要看，能不能看，“我”說了算。
“我”和“我們”之間的，隔著的，就是這樣一部《好萊塢往事》。
很不幸，同樣是因為常識的匱乏或其他原因，很多人至今還沒鬧明白 “我”和“我們”之間的關係——當然，揣著明白裝糊塗的也不少。
五
藝術（或者說更大概念的文化），對於社會或國家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龍應臺曾經有個比喻：人本是散落的珠子，隨地亂滾，文化就是那根柔弱又強韌的細絲，將珠子串起來成為社會。
馬克斯·韋伯曾經用基督教文化裡的價值觀來解釋資本主義的經濟繁榮。在他之後，福山、亨廷頓、英格爾哈特等學者也都不斷提出論證，認為文化是塑造社會的是一個關鍵元素。
比如，美國學者英格爾哈特認為：文化價值觀上愈重視個人自主和多元開放的地區，經濟力愈強大；愈強調集體意識、國家或宗族權力的地區，愈是窮困。
應該說，這個觀點是中外歷史一個基本規律的概況。
我們常用“盛世”或者“荒漠”來描述歷史上某個時期的文化景象。而且我們會發現，在一些特定或特定的地方，文化與社會有時並非共榮同枯，伴隨著經濟繁榮的，也可能是文化的凋零與荒蕪。
但這必定是短暫現象，文化的荒蕪往往意味著社會創造力在被扼殺，隨之而來的必將是社會的衰敗。
這很好理解。因為只有個人的創造力和想象力能夠自由揮灑，社會整體才能生機蓬勃、充滿朝氣。反之，如果個人的想象力和創造力總是受到約束，書可能被封，電影可能被禁，事先、事後的審查層出不窮，那麼苛求社會的創造力和活力，無異於緣木求魚。
就好比一百多年前的晚晴時代，因為集權對思想的極致控制，整體國民創造力被扼殺、被“侏儒化”，到了連撒謊騙人都沒有了創意的地步。高壓專制把人們都變成了渾渾噩噩的“混世主義者”，整個社會了無生氣，國家也就在這樣的狀態中一步步日薄西山。
六
就像前面說的，我並不是特別喜歡昆汀的電影。《好萊塢往事》撤不撤檔，跟我真沒多大關係。就算上映，我也未必會去看。
我也好多年不看NBA了，也沒用過蘋果手機，對意大利的那個叫杜嘉班納(Dolce & Gabbana)的品牌，更是一無所知。
我也可以不吃加拿大的龍蝦和牛肉，不用日本的馬桶和電飯煲，不買美國的汽車、澳大利亞的奶粉……
我只是在想，如果這些都被我們“懟”得漸漸遠去，我們還剩下什麼？
莫非，我們希望我們的下一代重新回到“自給自足”的那個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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