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兩代可以說是廣州地方誌寨修的黃金時期，這一時期所修的方誌，不僅在數量上大大超過了之前幾朝，而且方誌的體例也顯得更為成熟，並且從總體上來看的話，這些方誌的寨修質量也相對較高。因此，對明清時期的方誌寨修進行研究分析，從中總結出某些具有規律性的認識，這對現今修志工作是有很重要的價值和意義的。但圄於條件及個人能力，難以盡覽廣東一省歷代志書。對明清時期廣州府志篡修情況進行解析，以試圖從中發現明清兩代廣州府志修寨的一些特點，以期對廣東方誌研究提供有益借鑑。
廣州府對府志控制日漸強化。眾所周知，隋唐以前，寨修方誌一般屬於個人行為，志書大多為當時文人士大夫的私人著述。從隋唐兩代開始，我國地方誌編修發生了明顯的變化，那就是建立了方誌的宮修制度。如《隋書·經籍志》有載，隋煬帝大業之時，＂普詔天下諸郡，條其風俗物產地圖，上於尚書"。這可以說是我國有史以來第一次有組織、成規模的篡修方誌的活動。而到了唐代，唐王朝則制訂了定期篡修"圖經"的制度。《唐會要》就記載，唐人州郡圖經每隔三年一修，至唐德宗建中以後又改成五年一修。至此以後，唐人方誌可謂私修與官修並存。
分析可考之廣州歷代府志，我們足可發現，發展到宋元兩朝，廣州府志編修雖也是官修與私修並行，但此時私修仍佔據主流地位。如據文獻記載的廣州諸志，仍能確認寨修者名號者為九種，但是這其中明確為官修者僅僅為三種。比如前文已經提到的宋代兩部廣州志一一《南海志》，分別為嘉定元年（1208年）的知廣州軍知軍陳艦以及子淳站七年（1247年）任知廣州軍的方大瓊所修。又有著名的（大德〉《南海志》，為元代大德年間廣州人陳大震寨修，後來又經呂桂孫增修完成。以上方誌寨修，少有官方直接出面，都應屬於私修範疇。此外諸如宋代王中行所篡修的《廣州圖經》兩卷，也當屬於私修，因王中行寨此志時尚未為官，至淳熙十三年才被委任為增城縣令，故有此推論。
總的來說，宋元以前廣州方誌私修者數量佔優，基本上是總志數的三分之二以上。實際上，這種情況不光在反映一州、一軍的州志、軍志或圖經中出現，就是當時廣州以下各縣縣誌也有所表現。例如據筆者統計，宋元兩朝寨修的番禹縣誌目前仍然可考者3種，其中就有2種屬於私修，而另外1種則不明寨修者。又如，廣州下轄增城縣，該縣縣誌成於宋元時期的有1種，亦為私修。其它地方諸如從化等地當時尚未設縣管理，則無縣誌篡修。
入明後，廣州府志基本上都被納入了官修的範疇，可以說，宮修志書己經開始佔據絕對的優勢地位。比如（成化〉《廣州志》以吳中為宮時聘人所修，黃佐所寨的〈嘉靖〉《廣州志》雖為黃佐一人之力，但黃佐為地方官員，該志實則也有明顯的官修色彩。至清代的幾部廣州府志更是宮修一統天下。當時三部府志，除第一部康熙《新修廣州府志》外，其餘兩部不但為都有非常嚴密的官方修志的組織系統，但凡總裁、總篡、編修、校對等分工不一而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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