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兵“兇悍、不怕死”，這是抗日戰場上中國士兵對敵人的普遍印象。在長期軍國主義教育的灌輸和毒害下，日本步兵被訓練成死硬的作戰機器，在他們身上，集中了狡詐、瘋狂和專業。
1937年8月中下旬，在北京西北的昌平南口鎮附近的群山中，中日兩軍十餘萬人在進行激烈的攻防戰。一位名叫賈善明的中國機槍射手右肩中彈負傷，被抬下戰場。在後方醫院中，他聽說自己所在的第13軍21師第121團二營的餘營長已經中彈犧牲。77年後的2014年，這名老兵不顧自己97歲高齡，毅然決定重返南口，他太想再看一眼那片戰場，更希望能親自到餘營長的陵前祭拜。
筆者還記得在去當年羊臺子陣地遺蹟的路上，和賈善明老人的一段對話：“日本人炮火強麼？”“強！他們有飛機有大炮，炮彈一來，我們就往陣地前面躲。”“我們有炮麼？”“聽說有，但沒聽過響。”“日本兵厲害嗎？”“槍很準，不怕死，我們陣地前面死得遍地都是，但還是從山下往上衝。”老先生回憶，打到後來，他們就用日本人的屍體當作“沙袋”，在上面蓋上軍毯架槍射擊。
會打仗的“死人”
日本兵“兇悍、不怕死”，這是抗日戰場上中國士兵對敵人的普遍印象。實際上，同一時期蘇聯紅軍對日軍步兵的印象更為恐怖——“就像跟死人作戰”。在長期軍國主義教育的灌輸和毒害下，日本步兵被訓練成死硬的作戰機器，在他們身上，集中了狡詐、瘋狂和專業。一戰之後，日本逐漸建立起了亞洲最好的適役青年訓練和動員體系，到抗戰爆發時，日軍步兵普遍接受過兩年左右的系統訓練，擁有較為出色的射擊、投彈和拼刺技術。
在當時中國軍隊中，也有不少接受過幾年軍事訓練，在戰場上摸爬滾打過的老兵油子，他們的作戰技術水平和戰場經驗甚至強於日本普通士兵。另外，受到長城抗戰和“一二·九”運動影響，包括賈善明老先生在內的一大批青年主動參軍，希望走上抗日戰場，他們中大多數人經過訓練也成長為優秀的士兵。因此在1937年全面抗戰爆發時，中日兩國的單兵作戰素養相差並不大。但考慮到中日兩國步兵裝備的差距，日本步兵的作戰能力仍然要優於中國步兵。
以三八式步槍為例，這款步槍在研製之初，就專門考慮了在中國北方作戰，為此專門設計了防塵蓋。除此之外，三八式步槍裝配刺刀後長度較長，採用小口徑子彈降低後坐力以提高射擊精度，這些都是為了迎合日本陸軍重視拼刺和精確射擊的傳統，同時也符合日本步兵的身體條件。而同時期中國根據德國的經驗，採用了7.92毫米步槍彈，雖然保證了槍械威力，卻一定程度上提高了精確射擊難度。
在抗戰爆發後，中國軍隊一度流傳所謂“三槍日軍”的提法，即日軍在挨第一槍後會判斷大致方向、第二槍會瞄準開槍者、連打三槍可能就會被日軍打死。由此可見當時中國士兵對日軍的槍法是相當頭疼的。
不夠用的機槍
不過，日本人愛鑽牛角尖和勤儉的性格也導致他們時常走入誤區。在抗戰爆發後，中國軍隊發現，只要合理地將輕重機槍集中使用，很可能在一段時間內對日軍形成壓制。日軍在1937年有兩套師團編制體系，但這兩套體系中的基層步兵中隊（對應中國軍隊的連），理論上均配有9挺輕機槍和9門重型擲彈筒，每個日軍大隊中還有一個裝備8挺重機槍的機關槍中隊。而同時期中國軍隊除個別德式整理師能達到每營6挺重機槍，每個連9挺輕機槍的水平，大部分部隊一個營也許就只有一兩挺重機槍和幾挺輕機槍而已。
因此，在紙面上，一個日軍中隊的火力很可能超過兩個甚至更多的中國步兵連，當日軍將大隊的兩門九二式步兵炮加強給步兵中隊時，一個日軍中隊甚至可憑藉優勢火力重創中國的步兵團。但是在實戰中，卻時常出現另一幅場面——中國重機槍“一夫當關”，憑藉地利橫掃日軍整個小隊，甚至讓日軍中隊被迫請調九二式步兵炮前來助陣。
原來，由於日本陸軍在裝備採購上異常吝嗇，而且國內工業產能不足，到1937年日本軍工企業僅完成足夠17個常設師團分配的大正十一年式輕機槍，九二式重機槍更是隻能優先供給駐紮在東北負責應對蘇聯方向的關東軍部隊。在抗戰爆發前，甚至有日軍將領發牢騷，單價高達2175日元的九二式重機槍和單價650日元的大正十一年式輕機槍實在是“奢侈品”，給步兵（日軍稱之為白兵）每人發一支單價不到100日元的三八式步槍足夠了。
此外，中國軍隊裝備的卅節式和民國24年式重機槍都採用水循環冷卻，使用帆布彈鏈，火力持續性遠優於日軍使用三十發彈板的氣冷型九二式重機槍。雖然中國自制的機槍加工精度較低，與日軍堪稱奇葩的大正十一年式輕機槍相比，據說故障率反而更低一些。所以，日軍發現，面對準備充分的中國軍隊，單憑雙方的輕重機槍，日軍必須集中幾倍數量，才有可能在對射中佔到便宜。日軍針對當時中國軍隊單兵作戰能力較差，基層部隊缺乏輕重機槍等支援火器的特點，逐漸在作戰中編成步兵大隊規模的滲透部隊，這些部隊攜帶高精度作戰地圖和數門山炮，專門尋找中國防線的薄弱處滲透，迂迴到中國軍隊側翼進行卷擊和穿插。
在實戰中，中國軍隊確實對日軍的小股滲透部隊極為頭疼，但同樣有不少日軍滲透部隊在通過中國防線後，因為無法和日軍主力匯合，最終全軍覆滅。
壓倒性的炮兵
那麼，到底是什麼原因造成在中國正面戰場上，幾乎都是日軍以少打多，讓擁有兵力優勢的中國軍隊付出巨大犧牲呢？除了中國軍隊指揮體系效率低下的問題以外，日軍師團以上的單位對中國同級別單位在技術兵器方面具有絕對優勢，也是一個重要原因。
賈善明老先生曾向筆者提到，當年他一個戰友聽別人發牢騷每天只吃涼米飯太淡，想要加菜，隨口講了一句笑話：“有炸彈、炮彈、手榴彈，要啥配菜？”從1937年抗戰全面爆發開始，中國軍隊從上到下，都深切地感受到了日軍的火力優勢。除了賈善明老先生這樣的基層士兵，中國的高級將領也常有被日軍航空兵和炮兵火力襲擊，導致受傷甚至犧牲。同是在南口戰場，張治中將軍的弟弟，時任第四師十二旅少將副旅長的張本禹，在指揮轉運彈藥時遭遇日軍轟炸，不幸犧牲。
當時中國軍隊在正面戰場的歷次戰役總結中，無一例外提到了日軍的技術兵器優勢，例如在國民政府對淞滬會戰的總結中，提到“敵軍炮空火力旺盛，能受到壓我炮兵之效，為戰況迅速發展之主因”。即便是像臺兒莊這樣的大捷，關麟徵在戰後總結中，特別提到“我軍無論攻防，受敵害最大者為炮兵。”
根據日本陸軍制定的編制，四單位制的師團下轄一個山炮兵聯隊（對應中國軍隊的團），由一個裝備12門野炮的野炮大隊和兩個裝備12門山炮的山炮大隊組成。而同時期中國軍隊中裝備最好的德式整理師，也僅下轄一個裝備12門山炮、4門反坦克炮和4門20毫米高平兩用機關炮的師屬炮兵營而已。而且，日軍在作戰中經常會將軍屬的野戰重炮兵聯隊加強到第一線，這就造成了日軍對中國軍隊在炮兵火力方面形成壓倒性優勢。
到1939年，日軍已經編成了一批三單位制新型師團，這些師團的炮兵實力得到進一步提升。首先是每個步兵聯隊裝備了4門四一式山炮（所謂聯隊炮）和4門九四式37毫米反坦克炮。其次每個師團裝備12門105毫米的十釐榴彈炮和24門75毫米野炮。而這一時期整個中國軍隊的105毫米榴彈炮加起來尚不足50門。
雖然中國在抗戰爆發前向德國、法國、瑞典等進口了少量先進火炮，單炮性能超過日軍主力的四一式山炮、三八式野炮、九一式10釐米榴彈炮和四年式15釐米榴彈炮，但由於中國炮兵在數量上處於絕對劣勢，因此大部分情況下只能消極避戰，至多是展開炮兵游擊戰，對日軍炮兵形成一定牽制。在這種情況下，日軍炮兵得以從容地機動、展開、瞄準、開火，命中精度自然較高。例如在中國軍隊對中條山戰役的總結中，認為日軍“炮兵即能應時發射。進至我軍陣地最近距離之瞬間，復能立即延伸火力”。而在日軍當時拍攝的戰場寫真中，像四年式15釐米榴彈炮這樣的巨炮竟然敢於在前沿無遮無攔的平原上展開，對陣地及周邊不做任何偽裝，日軍炮兵的驕橫氣焰由此可見一般。
不過，日軍在抗戰爆發後，發現中國戰場的道路條件極為惡劣，日本的汽車工業又較為落後，因此日本炮兵更多依賴畜力挽拽火炮。當時日軍的一個炮兵大隊編有450匹挽馬，比騎兵大隊的馬還多（410匹）。曾有日本老兵在回憶錄中寫道，日軍炮兵把中國老百姓的牲畜都搶光之後，又去“搶”騎兵大隊的馬，最後乾脆把主意打到旅團司令部的16匹乘騎馬上。道路不利通行、挽畜缺乏使得日軍的重炮在行軍中經常被甩在後面，很多日軍將領更傾向於利用輕便的山炮支援作戰。例如在中國軍隊1943年出版的《浙贛戰役之檢討》中提到“此次戰鬥中，道路被我破壞，除山炮外，敵其餘炮兵不能運動”。
所以當中國軍隊採取機動作戰時，日軍的炮兵優勢很難得到發揮。但如中國軍隊試圖長期堅守固定防線，就會遭到日軍逐漸集中的優勢炮兵的密集轟擊。例如從1938年10月到1939年3月，中國軍隊在贛北憑藉修水河天險抗擊日軍近半年，在這段時間中，日軍在修水河方向逐漸集中了近200門（194門）火炮，其中不乏八九式15釐米加農炮、十四年式10釐米加農炮和四年式15釐米榴彈炮這樣的重炮，並在1939年2月秘密完成了修水河附近的大地測量作業。3月20日，日軍突然集中火力對中國陣地發起炮擊，在兩個半小時的壓制射擊後，日軍兩個師團開始渡河，據日軍計算，在日軍攻擊正面，每公里平均有24門火炮，日軍參戰炮兵數量達到中國炮兵的五倍。
決定性的優勢
與炮兵相比，日軍的裝甲兵和航空兵雖然對中國軍隊威脅也很大，但與日軍師團的配合或多或少會有問題。雖然在日軍的三單位制師團搜索聯隊中編有一個輕裝甲車中隊，但大部分情況下，面對中國軍隊的堅固防線，日本都會派出獨立戰車聯隊和專業工兵部隊支援步兵和炮兵作戰，不過由於日軍坦克的性能較差，雖然中國軍隊缺乏有效的反坦克手段，但卻總能依靠不怕犧牲的反坦克步兵和構築合理的反坦克障礙來剋制日軍的坦克。例如關麟徵對臺兒莊日軍坦克的表現就有如下評價“敵戰車雖多，但受我小炮射擊，及步兵破壞，大失效能，近幾不敢使用。”
而日軍的陸軍航空兵，對中國軍隊的威脅則是逐漸增加的。在抗戰爆發時，中國陸軍始終缺乏足夠的防空武器，但在戰爭初期，中國空軍憑藉蘇聯援助和自身勇於犧牲的作戰精神，給日軍造成了較大打擊，此時日本陸航對中國軍隊而言，“其飛機初對我守城部隊具有轟炸威力外，在野戰中，實無大效用（語出臺兒莊戰役總結）”。但到1940年之後，隨著中國空軍損失殆盡，日本完全控制了戰場制空權，其航空兵在某些情況下甚至可以完全替代炮兵的作用，例如在浙贛戰役中，日軍“多以飛機轟炸，代替炮兵，發揮威力甚大（語出《浙贛戰役之檢討》）”。
單純從紙面上計算，日軍的師團在技術兵器方面甚至超過中國軍隊的軍一級單位。而且日軍在炮兵和其他技術兵器方面具有絕對的數量和質量優勢，單個日軍師團甚至可能調集中國軍級甚至集團軍才能調動的技術兵器支援進攻。因此中國軍隊在作戰中，必須集中絕對優勢兵力，並且最大程度發揮機動性和地利人和的優勢，才有可能抵擋住日軍的攻勢。日軍憑藉優勢的炮兵和航空兵，可以用較少的兵力固守待援。
這也就不難解釋，為什麼在抗戰爆發後，中國軍隊在正面戰場上，即便有數倍於日軍的兵力優勢，卻只能且戰且退，而且每一次戰役都要付出幾倍於日軍的犧牲，仍不一定能達到預想的戰役目標，這是中國作為農業國抵抗日本這樣一個工業強國侵略時必然陷入的困境。因此，對於中國的抗日戰爭，如何能夠揚長避短，抵消日軍的裝備優勢，發掘蘊含在農村和民眾間的戰爭潛力，將龐大的人口和廣袤的國土變為打擊侵略者的戰爭基礎，是擺在中國抗日軍民面前最大的，甚至可以說是唯一的問題，誰能解決這一問題，就能夠領導中國走向抗戰的勝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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