逃難—從杭州城到重慶城

千里刀光影

  公元1937年8月13日,中日淞滬大戰爆發。這是自清末甲午戰爭以來,受盡屈辱的中國軍人第一次為爭取戰略上的主動地位而義無反顧地打響的第一槍!

  70萬武器落後的中國軍隊與30萬裝備精良的日本海陸空大軍,在華東平原上展開了一場殊死的搏鬥。剎時間,炮聲隆隆、硝煙瀰漫,血雨腥風橫掃瞭如詩如畫的錦繡江南。

  11月5日,日軍登陸杭州灣!11月12日,上海淪陷!12月13日,滅絕人性的日軍以屠城的方式佔領南京,35萬中國軍民血染長江!

  天地悲鳴,風雲變色,千里刀光影,仇恨燃九城。大和民族給中華民族留下了一道永世莫忘的傷痛!

  當杭嘉湖平原上空傳來日軍轟炸機馬達的轟鳴和炸彈落下的尖嘯聲時,素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之稱的杭州城,瞬時就被炸得血肉橫飛、鬼哭人叫。我那家住杭州市區北部拱辰橋的外祖父鄭金奎、外祖母徐阿元與其兄鄭××、其姐徐××(我稱大外公、大外婆),這兩對雙挑夫妻,早就被這種“天上下鐵蛋的殺人鳥”嚇得一佛出世、二佛昇天,惶惶不可終日。最後他們決定,三十六計,走為上策。於是,我的外祖父懷裡揣上其兄給的五塊大洋,帶著我的母親、姨媽,一家四口逃往內地;其兄(我的大外公)一家五口則逃往上海租界。在一片千叮嚀萬囑咐的哭叫聲中,血肉相連的一個大家庭,被活生生分割成兩半,在兵荒馬亂中各尋生路。

  誰料,這一別竟成永訣,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間。我的外祖父外祖母和大外公大外婆,這兩雙親兄弟、親姐妹,從此終身不復相見。是年(1937年)12月14日,杭州城破。

  外祖父一步三回頭告別故土,攜妻牽女,沿長江而上,踏上了八千里雲和月的流亡路。在日本飛機炸彈機關槍的驅趕下,經九江、漢口、沙市、宜昌,爬山涉水,餐風露宿,走走停停。終於在1939年左右,乘坐民生公司的輪船,來到了抗戰中心——重慶。

  

逃難—從杭州城到重慶城


  民生公司的創始人是中國現代航運鉅子盧作孚先生。面對著日寇大規模侵入中國內陸,他受命於危難之際,於1938年8月出任國民政府交通部常務次長,坐鎮武漢、宜昌,以超凡的組織協調能力,在極短的時間裡,把大批戰略物資和工業設備安全運入四川,把後方部隊迅速運往抗日前線,為中華民族的救亡圖存立下了豐功偉績。

  他還將大量難民運送到四川,使之脫離苦海。許多年後我的父輩在談論他時,仍口口聲聲稱其為“盧恩公”,可謂口碑長存。抗戰勝利後,盧作孚先生榮獲國民政府頒發的抗日戰爭一等一級獎章。解放後,任全國政協委員、西南軍政委員,毛澤東稱讚他是我國四個不能忘記的實業家之一。1952年盧作孚先生在重慶不幸逝世(吃安眠藥自殺),享年59歲。

  在大轟炸下安家

  我們一家人到重慶後,在同鄉孫金文的父親幫助下,落腳重慶城臨江門。當時,我母親18歲,姨媽才14歲。這年的5月3日、5月4日,日寇飛機對重慶實施狂轟濫炸,從朝天門到中央公園,從小十字到較場壩,從“精神堡壘”到七星崗,一片火海。炸彈擊中了國泰電影院,兩百多個平民倒在血泊中。據當時防空司令部統計,兩天共炸死3991人,炸傷2323人,炸燬房屋846棟。事後,人們將國泰電影院附近的交雞街、蹇家橋合併為一,取名“五四路”,以告誡後人毋忘“五.三”“五.四”大轟炸,毋忘國恥。

  母親後來多次對我講:“五.三”、“五.四”東洋鬼子的飛機轟炸重慶,我們和孫家姆媽(孫金文的母親)一家,到處躲轟炸。從臨江門城門洞,逃到沙坪壩磁器口對岸的大竹林、江北的黑石子一帶農村,沒被炸死真算命大。多年以後,只要提起東洋兵打中國這檔子事,母親總是不寒而慄,涕泣交加。

  

逃難—從杭州城到重慶城


  日寇大轟炸後的重慶城

  到重慶後不久,為了生存,外祖父在市中心附近的勉勵街開了一家醬園,取名“同康”,寓“大同”“小康”之意。在這個不足12平方米的臨街小店,靠著外祖父的精明、勤勞、節儉,竟掙了不少錢。之後,外祖父又陸續投資“三六九”“陸稿薦”等知名店鋪。直到五十年代我還去這些店鋪收過股息,1994年母親去世前還唸叨這事。我現在還保存著兩張借條,水輪機廠同鄉曹子林曾兩次借去外祖父現大洋五百元,一直未歸還。由此可見外祖父的慷慨忠厚之性和他當時的經濟實力。

  據我母親講,她那能用一根魚骨頭下三碗飯的外公是杭州城彈棉花的,她的祖母因長毛(太平軍)圍城斷糧而成了餓殍。而我的外祖父外祖母、父親母親、姨媽、繼父,這兩代人,身逢亂世,為了逃避戰爭,一生顛沛流離,到頭來落得個客死異鄉的下場,何其不幸也!

  民國三十三年十月初十,也就是1944年11月25日,我出生在重慶“川東醫院”,以前叫“寬仁醫院”,是個教會醫院,即現在的重醫附二院。外祖父為我取名國壽。我還未滿週歲,父親竟去世了。

  我的父親名叫蔡中興,浙江紹興人。我不知道父親是怎麼來重慶的,也不知道他是在什麼時候進入鄭家的。我只知道,他曾是外祖父的店員,一個不折不扣的“閏土”(魯迅作品人物),一個地地道道的“壽生”(《林家鋪子》人物)。1945年的一天,父親到沙坪壩磁器口運一張鐵床回市區,淋了雨,得了急性肺炎,不久就去世了,年僅26歲。因為日機轟炸,父親連相片都沒有留下一張。

  成年後的我,當第一次讀到朱自清散文《背影》時,第一次看到羅中立油畫《父親》時,我的心顫抖了,一股被壓抑了多年的、渴望父愛撫慰的情結湧動起來,心裡有一種揪心的痛。放眼世上,大多數父親都充當了兒女的人生導師和保護者,我為自己從來沒有得到過父親的呵護與斥責而深感遺憾。我常常想:我一生平庸而又孤傲不羈,心比天高、命同紙薄,最終難成大器,這除了社會時勢、家庭經濟狀況等原因外,也多多少少與幼年喪父失教有關。

  父親逝世後葬於江北浙江亭,一塊昔日浙江同鄉會建立的公墓區。亭者,停也,即暫停靈柩之所,希望有朝一日能帶柩重返故鄉。

  2001年10月,我輾轉尋覓到此,發現這裡現在是重慶少年管教所,地名叫茅家山,四周是一片碧綠的菜地。一個40來歲的莊稼漢眉飛色舞地告訴我:“在少管所以前,這兒是部隊駐地。裡面有一座很漂亮的大廟,前幾年才拆掉。解放初,從那裡面扒出來的金銀財寶用籮筐裝,幾天幾夜都沒運完!下江人,有錢慘了!”口氣極其怪異。

  春花秋月,大江無語;晨風暮雨,父親不言。

  阿爸,此時此刻的我,真的、真的好想你……一時百感交集,留句如下:

  風輕輕,夜沉沉,覲陽門鎖浙江亭。

  雲捲雲舒天涯路,潮漲潮落故土情。

  蘭亭花雕成往事,巴山夜雨伴孤魂。

  國恨家仇知多少,鎮海樓接朝天門。

  注:覲陽門是原江北城的正門,浙江亭在覲陽門內。“蘭亭花雕”句:據母親說,父親喜歡寫毛筆字,喜歡喝紹興酒。鎮海樓在杭州城南門,宋時名拱北樓,元代叫朝天門,明代稱鎮海樓至今。登此樓可望錢塘江潮,唐時杭州即名錢塘。

  

逃難—從杭州城到重慶城


  杭州鎮海樓舊貌(下層拱門上鐫刻“鼓樓”,第二層上掛橫匾“鎮海樓”,第三層掛橫匾“朝天門”)

  飄萍落根重慶

  江南憶,最憶是杭州。我祖籍浙江,父親是紹興人,母親是杭州人。抗日戰爭改變了我們一家三代人的生存空間,結果我落根巴渝,成為了長居異鄉的浙江人。雖然我從未回過故鄉,但我對故鄉的眷念,就像春蠶吐絲一樣從未間斷過。兒子出生後取名鄭杭,就寄託著我對故鄉的一片深情。

  我外祖父家所在的勉勵街原名鹿野居,背靠竹子市、雜糧市,上臨四賢巷,長不過50米,寬不過5米,是一條不起眼的背街。1949年時這條街上已經有了自來水站,而照明仍然用煤油燈和蠟燭。我的家位於勉勵街正中央。家門對面的牆上有一個國民黨黨徽,其下方是防空洞,洞今尚存。一條小石梯直通上面小山坡,現在已經成了石灰市農貿市場。

  勉勵街右端接民生路,在拐彎處有一個直徑2米的防空洞出氣口,像一口大幹井,至今未填。勉勵街左端接第三模範市場,即原總督署,街的出口處就是舉世聞名的大隧道慘案發生地——石灰市防空洞。我清楚地記得,在這裡,5歲的我因跟另一條街的小孩“打仗”,無意中將一個頭包白布、身著長衫的農民打昏在地。

  我家門口低矮的屋簷下掛著一個防盜的銅鈴,屋子裡陰暗潮溼,堆滿了各種陶土罈子,經銷的是油鹽醬醋、年糕紹酒之類的食品。進門右邊有一個收錢的櫃檯,晚上鋪上涼板就是我和母親的床位,外祖父母則住在閣樓上。

  當年重慶的夏夜,有著這個城市最熱鬧、最獨特的風景。“火爐”的熱浪把男女老少都趕出家門,各種歇涼的竹床竹椅擺滿了整條街,家家露宿街頭。此時也是孩子們最快樂的時刻,喧鬧之聲滿街飛揚,滾鐵環、打陀螺、踢毽子、“修房子”、抓子兒、逮貓,孩子們的遊戲花樣繁多。晚風中,一架手搖留聲機在不停地播放著周璇唱的《四季歌》。

  夜深了,涼風吹過,一覺醒來,母親的大蒲扇還在我的頭上搖晃,有時還有一杯如瑤池甘露般的德元酸梅湯供我享用。母親的扇子搖啊搖,從勉勵街搖到保安路,搖到正陽街,又從我的頭上搖到我兒子的頭上,一直到1972年我搬家到上清寺為止。

  在街頭歇涼的那些日子,躺在涼板上的我常常靜靜地望著滿天星斗發呆。當皎潔的月光撒向大地、籠罩在熟睡人們的身上,一顆顆流星、彗星搖曳著劃過夜空,我總在心裡暗問蒼天:滿天的星斗啊,你們誰是牛郎織女?誰是北斗七星?浩瀚飄渺的宇宙,哪兒是你的起點?何處是你的邊際?我是誰?我從哪裡來?要到哪裡去?生與死、善與惡,貧與富,誰主浮沉?

  無數次與星空的對話,竟令我萌生了當天文學家的夢想。雖然這個夢想後來並沒有實現,但至今回想起來仍然甜絲絲的,它畢竟是我童年時代的一段美好回憶。

  冬天來了,在那不知電為何物的年代,人們睡得很早。那時鐘表也是稀罕之物,夜晚人們靠更聲來判斷時間。寧靜的夜色中傳來打更的銅鑼聲。二更了,父母催促著兒女上床睡覺。遠處響起“炒米糖開水、鹽茶雞蛋、藕粉面茶”的叫賣聲、賣梆梆糕的竹梆聲,它們應和著打更的鑼聲,組成一曲悽美的樂章,在風中飄揚,時遠時近,時高時低,大街小巷,坡上坎下,從城裡到城外,從月上東山一直演奏到啟明星升起、清晨來臨。

  這飽含了泥土芳香的巴山小夜曲,夜復一夜,年復一年,演繹著大千世界的繁複人生,那千般繾綣、萬種風情,令多少人為它夢繞情牽,為它垂淚嘆息。

  不知不覺,在母親的江南小調《小白菜》歌聲中,在山城的小夜曲中,我告別了童年。夏日的星空,巴山的夜雨,山城的迷霧,街頭的黃包車伕,路邊的小人書攤,巷口拉二胡的算命瞎子,外祖父風雨夜歸……一幅幅畫面定格在記憶深處。童年成為一個遙遠遙遠的夢。

  一天早上,我一覺醒來,從門縫裡往外瞧,發現整條街突然出現了很多穿黃軍裝、打綁腿、懷抱大槍的北方大兵,他們或坐或站,秩序井然。當各家各戶打開大門後,這些軍人告訴市民:“老鄉們,我們是解放軍。現在解放了,國民黨垮臺了,窮人翻身了。”

  幾天以後,在民生路和民權路的交會處(老地名叫魚市街),身著灰布長衫、留小平頭的我迎來了解放軍進城大遊行。我看到了坦克炮車、標語紅旗、朱毛的畫像,我學會了用純正的吳儂軟語呼喊:“毛主席萬歲!朱總司令萬歲!共產黨萬歲!”這三句口號。☆

  寫於2002年12月

  

逃難—從杭州城到重慶城


  1949年11月30日重慶人民夾道歡迎人民解放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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