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語
厲行文字獄是清朝的祖宗之法，自滿清入關以來，為加強對中原士人的控制，便屢興文字獄大案。康雍乾三朝近150年，文字獄更是達到了高潮，然而
清朝的這一祖宗之法，卻在嘉慶帝手中得以終結。嘉慶朝發生的唯一一次文字獄，就是洪亮吉事件，此案之後，嘉慶朝再也沒有因文字獲罪的事件發生，盛行了150年的文字獄就此畫上了句號。
嘉慶朝唯一的文字獄--洪亮吉事件
洪亮吉，江蘇常州人，乾隆五十五年，高中榜眼，授翰林院編修。洪亮吉為官擔當敢言，頗有名聲，嘉慶帝親征後，帝師朱圭就向皇帝推薦洪亮吉。
洪亮吉目睹了乾隆朝晚期以來的吏治腐敗、百姓民不聊生、白蓮教如火如荼的種種怪相，洪亮吉憂國憂民，卻又因為自身沒有上書言事的職責而無法向皇帝反映問題。
嘉慶四年，洪亮吉再也無法繼續沉默下去，他寫了《乞假將歸留別成親王極言時政啟》，並將此文書寫三份，分別寄給了親王永瑆，吏部尚書朱圭、左都御史劉權之，希望他們能轉寄給皇帝。
嘉慶皇帝
洪亮吉的《極言時政啟》將矛頭直指嘉慶帝，認為嘉慶帝沒有“盡法祖宗初政之勤”，其中“集思廣益之法未備”、“進賢退不肖似尚遊移”、“士大夫漸不顧廉恥，百姓則不顧綱常”深深刺痛了嘉慶帝。
嘉慶帝指斥洪亮吉“誹謗朝政”，“以小臣妄測高深，意存軒輊，狂謬已極” 。下令將洪亮吉革職查辦，交軍機大臣會同刑部審訊，審訊結果，是洪亮吉按大不敬罪處斬。後又經過朱圭等人的求情，洪亮吉從輕發落，發配到伊犁贖罪。
嘉慶帝釋放洪亮吉
洪亮吉案給滿朝文武造成了很大的心理震撼，嘉慶即位之初，曾廣開言路，使士人敢於議政論政。然而經過洪亮吉事件，朝臣銳氣大減，又回到了緘默不言、一片沉寂的局面，與民生百姓相關的大事、難事再也無人敢提及。
嘉慶帝鑑於此，反思洪案，他認為對洪亮吉處罰過於嚴重，影響了朝廷的言路。因此，嘉慶帝重新翻閱《極言時政啟》，認為其中有些話是有些偏激，但是洪亮吉所言“
實無違礙之句，仍有愛君之誠”，嘉慶帝得出結論：亮吉所論，實足啟沃朕心，故銘諸座右，時常觀覽，勤政遠佞，警省朕躬。
同時告誡朝臣，我是能夠採納群臣的意見的：“知朕非拒諫飾非之主，實為可與言之君。諸臣遇可與言之君而不與言，負朕求治苦心。”
因此，嘉慶帝即刻傳上諭，宣佈洪亮吉立即釋放回籍。
終結文字獄
嘉慶帝對洪亮吉事件的處理，緩和了朝廷緊張的氛圍，挽回了士人大夫的人心。
事實上，就在洪亮吉案當年二月，嘉慶帝對文字獄的看法就有所鬆動，他要就刑部重新詳查文字獄逆案的案情原由，並開單等候皇帝重新定奪，這就為文字獄案犯及其子孫得到了平反的機會。
嘉慶五年，嘉慶帝對因文字獲罪而坐牢或者充軍發配的一些人犯進行了開釋，並允許他們參加科舉考試，這就進一步的寬鬆了對文字獄的政策，
從側面傳達了終結文字獄的信息。盛行150年的文字獄，為何在嘉慶帝手中終結？
康雍以來，特別是乾隆一朝，清朝實行高壓政策，屢興文字獄大案，帶來很大的負面效應，漢族士大夫風氣萎靡，銳氣被消磨殆盡，“因循疲玩”、“不作為”成為當時整個官場的常態。當時的情形是：
自內部院諸臣，事本不多.....皆雲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在外督撫諸臣，其賢者斤斤自守，不肖者亟亟營私。
帝國精英們的這種狀態，是無法應對現實的統治需要的。要想解決這些問題，就必須提高官員們的積極性，刷新吏治，那麼廣開言路，使士人敢於議政，終結給士人帶來痛苦回憶的文字獄政策，則是其中最重要的舉措。
幸運的是，嘉慶帝順應了這一時代的要求，“終結文字獄”這一文化解禁政策，引發了文化思想界對漕運、鹽政、河工、農事、邊疆等一系列大政問題的探討，魏源、龔自珍、趙翼、林則徐這些研究大家紛紛湧現，對學術文化的發展影響極其深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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