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越，就是曾給《三聯週刊》寫專欄的土摩托，在他那本講述美國民謠史的《來自民間的叛逆》裡，說過這麼一個段子，“當我把這個愛好（喜歡民歌）告訴了幾位朋友之後，他們都用一種不屑的口吻反問道：'民歌？每次春節晚會一輪到民歌上臺我就躲出去抽菸，……民歌太俗了！'”
他接著說，“可是，我所知道的美國民歌可不是這樣的！在美國，民歌經歷過好幾次復興，至今仍然受到廣泛的歡迎，幾乎所有類型的流行音樂都多多少少受到過民歌的影響，民歌在年輕人當中也一直有相當多的愛好者。可在中國，民歌什麼時候成了保守、俗氣……的同義詞了呢？”
在試圖回答這個問題之前，我們先來釐清袁越所說的“民歌”是個什麼概念。
李皖在《民謠流域》(2008年版）中認為，“民歌”其實就是民謠（Folk Song）。民謠既包括了流傳下來的音樂，也是現代流行音樂的源頭，並一直是其“堅固的核心”。它是一種長期繼承、發展、嬗變的音樂類型，流域寬廣，囊括各種歐美流行音樂的類型（如布魯斯、搖滾、朋克）以及所謂的世界音樂（World Music），等等。
民謠的概念如此寬廣，基本把我們所知的音樂類型都包括進去了。不過，袁越提到的聯歡晚會上的“民歌”，顯然更多指傳統民歌和現代以民族唱法演唱的歌曲，而他所說的美國民歌，則應該更多指傳統民謠極其影響下的美國現代民謠。
回到袁越在前面提出的問題。他找到的答案是這樣的：
一、真正的民歌大都是很美的。在傳播媒體不發達、也沒有“官媒”的時代，一首歌能流傳下來，不可能靠炒作和硬推，必須有很多人喜歡才行。
二、民歌就是來自民間的叛逆。真正的民歌大都反映了老百姓的真實生活，描寫了他們在日常生活中的喜怒哀樂，表達了他們對生活中的不平事的不滿和抗議。
袁越認為，（中國的）民歌要發展，必須現代化。就是說，內容上要貼近生活，唱老百姓最關心的事情。形式上要與其他音樂類型結合，否則是沒有生命力的。傳播上，要利用商業化來推廣優秀作品，但不能被商業牽著鼻子走，從上到下的硬推就更不行了。
我個人覺得中國當代民歌（包括所謂小眾的“民謠”）面對的主要挑戰是在內容上，反映時代真實的境況和人們的心聲，不避開甚至主動去面對社會問題的作品仍然不多，自然難以引起大眾的共鳴。臺灣有位民謠歌手說過：
“我總在心中惶惶恐恐地想著：我的歌聲足以回答社會上關心我的人們的愛心嗎？如果音樂除了作為娛樂的消遣品而外，不能在這大時代中負起一份該盡的義務與責任，音樂的存在是必要的嗎？”
改革開放至今三十餘年，願意且有一定經濟能力為鐘意的音樂作品掏腰包的人為數不少，這些人就是現代民謠崛起的豐厚土壤。他們所呼喚的是什麼呢？無非是最能表達大眾共同心聲的優秀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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