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古代，當官是所有百姓夢寐以求的事，想要光耀門楣出人頭地做官是最終目的。
歷朝歷代以來，大部分朝廷官員都是嚴於律己、謹言慎行，努力地做好本職工作為朝廷出力、百姓謀福，可以說了官雖然日子過得比平民富裕，卻也要時刻小心哪裡出錯。
但有一個朝代卻例外，這便是宋朝，宋朝文官十分自在，尤其是北宋，在北宋當個文官實在是十分舒服的差事。
這一切都要歸功於宋太祖趙匡胤的“勒石三戒”，有了這道護身符使得宋朝的官員幾乎沒有了後顧之憂。
“勒石三戒”的形成與其產生的作用
北宋文官能夠自在的原因主要是因為當時仁厚的太祖皇帝，太祖皇帝對文官尤其好，文人政客無不稱讚，范仲淹更是說：“此盛德之事”。
而宋太祖之所以對士大夫如此包容，也是從江山社稷的穩定出發考慮，他深知天下是在馬上得來的，但不能在馬上治理天下，尤其是他黃袍加身後江山就已經改寫了。
如果讓武將為所欲為，那麼混亂局面一定會持續下去，他要讓文官來改變這樣的混亂局面。
除此之外，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勒石三戒”，“勒石三戒”說的是趙匡胤得了天下之後，曾經讓人在石頭上刻上三道誓言。
“太祖勒石，鎖置殿中，使嗣君即位，入而跪讀。其戒有三：一、保全柴氏子孫；二、不殺士大夫；三、不加農田之賦。嗚呼！若此三者，不謂之盛德也不能。”
後繼任者都要先跪拜誓言之後方可就職，有了這三條祖訓，整個北宋朝沒有處死過一個文官，也正因為這道護身符，蘇軾在遭遇“烏臺詩案”時才沒有被對手置之死地，只能不了了之。
那為什麼趙匡胤也重文輕武呢？一部分原因是他崇尚“文以載道”，鍾愛文化，追求依文治國的理念。
“天子重英豪，文章教爾曹，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
除了這淺層的原因，趙匡胤的重文輕武中其實還包含著自己的私心，他知道“秀才造反，三年不成”，讓武官讀書學習，不僅能讓他們懂得忠孝禮儀，更可以讓他們修身養性，抑平反叛的情緒，消除潛在隱患。
但凡是都是有利必有弊，武將的不受重視，使得宋朝沒有出過幾個名將，宋朝一統天下的願望最終也沒能實現，但同時宋朝也沒發生過地方動亂。
北宋來自五代十國，那是一個兵荒馬亂的時代，只要集齊人馬就能冒出一方諸侯或者興起一方勢力。
趙匡胤的黃袍加身並不是第一個，他效力的後周太祖郭威當年就是因為部下將一面黃旗披在他身上，才成了後周的太祖。
所以如果趙匡胤不進行改革，他絕不是最後一個黃袍加身的人，不可否認，趙匡胤是一個好皇帝，他“接管”了後周的天下之後，沒有對後周的老臣子進行處理，後周的宰相範質和王溥，以及一幫文臣武將，繼續被北宋朝官封原職。
這充分說明趙匡胤是個仁義的人。不過話又說回來，後周的這些老臣雖然官封原職，但是職務沒有了，更談不上差遣了。
說白了，這些官被晾在一邊了，還有被晾在一邊的官，就是那些“杯酒釋兵權”退下來的官，他們不可能再有職務，更不可能再有差遣，政府無形之中就是幹養著這些人。
這些人中有很多是封侯封爵的，他們不僅一輩子是官，而且後代輩輩為官，天長日久，官員的數量自然就多了，且這些官員都因為有背景，所以他們可以安心地拿著俸祿，過著自在的生活。
宋朝文官的權力分設與影響
自陳橋兵變後，宋太祖一直在考慮一個問題：自晚唐來，各路藩鎮割據，皇帝換了一代又一代，可每代最多不過十幾年，新生的大宋朝有什麼辦法來擺脫這種局面呢？
宋太祖是軍事家，更是一名軍事家，他通過和功臣的一次酒會就讓他們交出了兵權，避免了功臣居功自大禍國的局面。
通過改革重新分配了官僚體系的權力，趙匡胤很清楚五代之所以如此混亂的原因，不光趙匡胤清楚，在他之前的每個帝王都清楚，那就是兵權。
“兵權所在，則隨以興，兵權所去，則隨以亡。”
每個皇帝都是大軍閥出身，手下一幫能征善戰的猛將，自己活著能壓服他們，可自己若是死了，像先帝柴榮那樣英年早逝，留下孤兒寡母，恐怕會再出現一次陳橋兵變。
趙匡胤的志向可不僅僅是當一名亂世皇帝，他想開闢萬世的太平。
趙匡胤怕被宰相分權，便設計了一文一武兩套機構：：一府由 “三省”組成，“三省”即中書省、門下省和尚書省，這個是文官機構；另外一府是樞密院，由文人擔任最高長官的軍事管理機構。
中書省、門下省、尚書省、樞密院的最高長官分別叫中書令、侍中令、尚書令和樞密院使，但為了分權的需要，這些機構的實際長官位置都空缺著。中書省與門下省在北宋初期是合併的，簡稱中書門下省，他的實際最高長官是尚書僕射，尚書省的實際最高長官為中書侍郎。
宋朝的官員假設要印名刺的話，他們的名刺一定比別朝的要長，因為，每個人的名字下面差不多有三個“稱謂”：“官”“職”“差遣”，首先說“官”，官是領取工資的標準，有點像軍人的軍銜。
左、右僕射、六部尚書、侍郎、大夫、郎中、員外郎、卿、少卿等，這是官；其次說“職”，顧名思義就是職務，官對應的權力大小取決於職，相當於部隊裡面的主官，職一般指三館：昭文館、史館、集賢院和秘閣中的官職，如大學士、學士、待制等，是授予較高級文臣的清高銜頭；最後說“差遣”，官和職其實與官員的具體工作沒有關聯性，如前文所說的，差遣的意思就是給皇帝當差做事。
比如大學士蘇軾，當過杭州判官，也當過杭州知州，又如包拯，是刑部郎中右司郎中、龍圖閣直學士、開封知府，這就是官職差遣的三個名稱：刑部郎中右司郎中是官，龍圖閣直學士是職，開封知府是差遣。
包拯去世的時候，他的官銜是樞密副使、朝散大夫、給事中(正四品)、上輕車都尉(正四品)、東海郡開國侯、（從三品)食邑一千八百戶、食實封四百戶、賜紫金魚袋、贈禮部尚書(從二品)，這四十多個字一個字都不能少，還得連續讀。
宋朝的官多，收入也高，因此國家財政的壓力不斷加大，到宋仁宗末期時，“冗官”、“冗員”、“冗費”成了壓垮宋朝財政的三座大山。為了裁減冗官，提升官員辦事效率，減輕財政壓力，范仲淹倡導過“慶曆新政”、王安石倡導過變法，但可惜這些變法都要觸及到一些權貴的利益，改革最終只能以失敗告終。
宋朝文官對社會所造成的影響
北宋的文官自在到什麼程度呢？舉個例子，蘇軾有一位叫做蒲宗孟的朋友，他是《愛蓮者說》作者、大哲學家周敦頤的大舅哥，也是宋神宗朝。蒲 宗孟晚年擔任鄆州知府，鄆州這裡有著名的強盜老窩“水泊梁山”。
在他管理期間，因為實行嚴酷的鎮壓措施，強盜銷聲匿跡了後來，蒲宗孟因為“為政殘酷”被人彈劾，被罷免了鄆州知府。
到徽宗朝的時候，那個地方爆發了宋江領導的農民起義，蒲宗孟對強盜和鄉民很殘酷，可他對自己非常驕奢，史記蒲宗孟家“每旦刲羊十、豕十，然燭三百入郡舍。”
他的兒媳婦整天教傭人學做 “酥花”，一種飯後甜點，他們家招待客人的標準是不能讓客人吃到同樣的“酥花”。
蒲宗孟還有一個特別的愛好：大小洗面、大小洗腳和大小洗浴，他每天洗面兩次、洗腳兩次，兩天大 洗浴一次。小洗面只洗面部，換水一次，兩個僕人伺候；大洗面洗到脖子和肩膀，換水三次，五個僕人伺候；小洗浴用二十四桶水， 五六個僕人伺候；大洗浴用更多桶的水，八九個僕人伺候。
這樣奢華的生活方式真的讓人聞所未聞,以至於他向蘇軾吹噓自己的學問精進時，蘇軾給他兩條建議：“一曰慈，二曰儉也”。
也許因為蒲宗孟做得實在過分，所以歷史上詳細地記載了他的生活內容，蒲宗孟敢這樣張揚地生活，理論上還是因為他的行為是被當時法律所允許的。
不然，他也不敢這樣放肆了，在北宋朝，文官無論怎麼自在驕奢都不會被皇帝殺死，因為太祖是有祖訓的。
文官之所以如此自在，還是因為趙匡胤的“勒石三戒”，因為有這道護身符，所以文官們幾乎可以高枕無憂。
提到的蒲宗孟的驕奢淫逸，時人都覺得他比較過分，他依然敢我行我素，這不僅僅因為他確實有些才華和經濟實力，更為重要的是，朝廷中不乏“志同道合”的人，當整個社會都處於一個體系中時，那些個人的行為與影響就沒有什麼了。
參考歷史文獻：
《宋史》
《宋論》
《避暑漫抄》
《宋史·太祖本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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