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諸葛靚，字仲思。我的名字，想必很多人沒聽說過，但如果說到我的父親諸葛誕，熟悉三國曆史的朋友們一定不會陌生。沒錯，我就是“淮南三叛”之一諸葛誕的次男。我跟隨父親在淮南壽春起兵反司馬氏，奉父命逃至東吳充當人質，在東吳受到器重，官至顯位，但終於無力迴天，敗在晉朝大軍手下，不得不歸降晉朝。不過，我降晉而不仕晉，堅守孝道，得到後世肯定，讓我頗感欣慰。
我在歷史上的名聲微不足道，也沒有對歷史進程發揮過任何重大影響。但我的一生大起大落，數次被迫在忠與孝的矛盾中作出艱難選擇，也算得上是波瀾起伏。今天，我來和大家說說我的故事。
順便說一下，現代人喜歡把“靚（jìng）”讀作liàng，按照這樣讀法，我名字讀音就和我那著名的堂伯父諸葛亮一樣了。在兩漢魏晉時期，非常講究對父祖名字的避諱，甚至連同音字也要避忌。像我們琅琊諸葛氏這樣的世家大族，當然也是嚴格執行這種避諱的禮法，絕對不會給我起一個和堂伯父名諱讀音相同的名字。所以，還是請大家叫我諸葛靚（jìng）吧。
一、起兵造反
客觀地說，家父亦非魏國的忠純之臣，他倒是和司馬氏頗有淵源，關係非常親密。家父之所以走上起兵造反的道路，是因為他與司馬氏的關係發生了一些微妙的變化，以致於不得不採取措施自保。
話說，在魏明帝曹睿在位的時候，家父與司馬師、夏侯玄、何晏等人還是初出茅廬的小青年，他們時常聚集在一起，以談論玄學為名，實際上是商業互吹，藉以自抬身價。要知道，魏晉時期重視人物品評，並以此作為朝廷選官的依據，曹魏實行的九品中正制，就是由中正官來負責本州本郡的人物品評，據以授給官職。家父與司馬師他們結成私黨，企圖製造輿論影響對自己的品評，在他們看來，是希望得到朝廷重用，使幹部隊伍年輕化，但在魏明帝看來，這無異於對朝廷組織人事制度的一種干擾。於是，魏明帝下詔嚴厲斥責家父和司馬師等人的活動，稱之為“浮華”之風。
剛開始，家父他們還沒有意識到事情的嚴重性，仗著“官二代”的身份對皇帝詔旨置若罔聞。魏明帝大怒，命司徒董昭嚴查嚴辦“浮華黨人”，將他們免官禁錮（指禁止出任官職，並非關押起來限制人身自由）。直到魏明帝晚年，司馬師才得以解禁，出任散騎常侍。而家父則是到了魏明帝死後，齊王曹芳正始年間才得解禁。
所以，家父和司馬師都是曾經因涉“浮華案”而遭到政治打擊的難兄難弟，是老鐵，交情非同一般。家父還把我姐姐嫁給司馬師的幼弟司馬伷，讓我們家和司馬氏結成了姻親。不用懷疑，在司馬師在世的時期，家父確實是一心為司馬氏效力的。
司馬懿征討王凌時，以家父為鎮東將軍、假節、都督揚州諸軍事，也就是讓家父取代王凌的位置，因為家父和司馬師的關係，讓司馬懿對家父非常放心。後來家父與都督豫州軍事的毌丘儉對調，家父都督豫州，毌丘儉都督揚州。這次對調之後，發生了齊王曹芳被廢的事件，毌丘儉據壽春城起兵造反，傳檄至豫州勸說家父同反，遭到嚴厲拒絕。司馬師親率大軍東征，而家父督豫州諸軍擔任攻打壽春的先鋒。可以看出，在此關鍵時刻，司馬師對家父沒有任何猜忌和懷疑，反而將其視為可以倚重的心腹。兩人真不愧是曾經共過患難的好兄弟。
當年，家父和司馬師組織“浮華黨人”參與政治活動時，司馬昭還是個啥也不懂的小屁孩。在家父眼裡，司馬昭只是個後進的小輩，要不是司馬師英年早逝，司馬昭根本沒有出頭的機會。
家父內心裡不大看得起司馬昭，對於司馬昭所重用的賈充之流，家父更是嗤之以鼻。
司馬昭也知道家父對他沒什麼好感，但他忌憚家父在淮南的軍事實力，於是派賈充到壽春試探家父對“禪代”的態度。我敢打賭，如果“禪代”的人是司馬師，家父絕對舉雙手贊成，但現在“禪代”的人換成了司馬昭，家父心裡頭是不接受、不服氣的。所以，面對賈充咄咄逼人的質問，家父一肚子火，於是說出了：“卿非賈豫州子？世受魏恩，如何負國，欲以魏室輸人乎？非吾所忍聞。若洛中有難，吾當死之。”
家父說的本是氣話。但被賈充抓住了把柄，回去跟司馬昭一彙報，事情就壞了。司馬昭認定家父遲早要反，於是徵召家父入朝為司空。
有人說，司馬昭徵召家父，也許是想保全我們一家，如果他乖乖入朝，後面就沒這麼多事了。這種說法太天真了。陰險狠毒的司馬昭，怎麼可能那麼好心？當時家父也分析了，按當時慣例，三公一般不直接統兵，將前線高級將領召為三公，通常是用於“優待老臣”，不令其有羈旅在外之苦，而家父正當壯年，突然破格越位升任三公，是很不正常的，令人生疑。而且，按朝中諸大臣的資歷，王昶應該在家父之前先任三公之位，但司馬昭無緣無故撇開王昶，先提拔家父，十分蹊蹺，事出反常必有妖，因此家父斷定這是司馬昭的陰謀，如果入朝則必死無疑。我認為這是有道理的。
於是，家父出兵殺掉司馬昭派來的揚州刺史樂綝，舉起了反旗。當時我也在家父的軍府中，也成為反軍的一員。對於家父起兵，我自然是支持的，但我總覺得好像哪裡有什麼不對的地方。後來，我才知道，那是“忠”和“孝”的倫理衝突。不過，那時我閱歷尚淺，見識有限，還沒有形成成熟的忠孝觀，沒有意識到這些問題，只是本能地追隨父親的腳步罷了。
二、叛逃東吳
淮南臨近江東，如果要和東吳聯手起兵，本來是很方便的。但淮南長期是魏吳兩國交鋒的前線，雙方互有殺傷，缺乏相互信任的基礎。所以王凌起兵時根本沒有考慮跟東吳合作，毌丘儉和文欽只是在兵敗之際才打算逃往東吳。家父吸取王凌和毌丘儉單打獨鬥、孤立無援的失敗教訓，決定放低姿態，向東吳稱臣求援。
然而，家父兩次出鎮壽春，數次和吳軍大戰，殺過不少江東人。東吳方面是否會接受家父的投降和求援，確實是個未知數。而且，東吳此前曾多次派人向魏國詐降，最有名的是周魴詐降，害得曹休大敗而歸、慚忿至死，就連家父也差點中過東吳的詐降之計。東吳人頻頻動用詐降之計，自然也時常提防著魏國以其人之道還治彼身。家父突然主動請降，會不會被東吳認為是詐降呢？
在知道家父即將向東吳請降求援後，諸將議論紛紛，我心裡也犯嘀咕。
就在這時，一天夜裡，家父派人把我叫到他辦公的簽押房。家父平時公務繁忙，很少單獨和我相處。這次我來到簽押房，房內只有家父一人，我馬上意識到，要有大事發生。
魏鎮東將軍、都督揚州諸軍事 諸葛誕
果然，家父交給我的任務，是要我去東吳當人質。我毫無思想準備，一時不知所措。
家父亦非無情之人。他長嘆一聲，痛心地說道：“你哥哥死得早，我只有你一個兒子。但我們家突遭大難，不得不依賴吳國的支援。如果不是派你去，恐怕無法取信於吳人。你長大了，也到了該為諸葛家出點力的時候了。聽話，別給我們諸葛家丟臉。”
男兒有淚不輕彈。但我的眼淚就這樣不爭氣地流了下來。我咬咬牙，重重地點了點頭。
家父拍了拍我的肩膀：“堅強起來！像個男子漢的樣子！你馬上回去收拾行李，明天一早吳長史帶你們出發。”
吳長史名叫吳綱，是家父的鎮東將軍府長史，是協助家父日常辦公的左膀右臂。由這樣一位心腹之人帶我去東吳，家父放心，我也放心。
第二天早上出發時，我才知道，要去東吳當人質的不光是我一個人，還有二十多個文武將官的子弟。看來家父是對東吳的支援寄予厚望，因此才會下這樣的血本。
來到東吳後，事情比我預想的要順利得多。東吳的執政、丞相孫綝對我們一行非常客氣，給予了高規格的接待。三天後，我們得到消息，東吳已下詔任命家父為左都護、假節、大司徒、驃騎將軍、青州牧、壽春侯，就連從未立過寸功的我，也被授予建威將軍之職，給兵千人，其餘諸將子弟，也分別量才授官。更重要的是，東吳派出了全懌、朱異兩員大將，分別率領兩支部隊馳援壽春，孫綝則親統大軍在後接應。
東吳對壽春給予的大力支援，已超出我們的預期。當時我沒有多想，只是覺得父親有望得救，對孫綝充滿感激。但是我後來才瞭解到，孫綝並非善類，這背後的博弈和算計，遠比我們所知道的要複雜得多。
原來，東吳派去馳援壽春的兩員先鋒大將全懌、朱異，都是出自東吳外戚家族，全懌的父親全琮，娶了孫權的長女、大公主孫魯班，全懌的侄女又嫁給少帝孫亮，成為東吳皇后，朱異的堂伯父朱據，娶了孫權的次女、小公主孫魯育。而孫綝與外戚的矛盾十分尖銳，他派全懌和朱異出戰壽春，真實目的是消耗、削弱全氏和朱氏的兵力（東吳實行私兵制，士兵和兵戶是將領的私人財產，可以繼承），實為借刀殺人之計。
全懌和朱異也不傻，所以他們出工不出力，作戰非常消極。朱異的前軍在路上遭遇魏將州泰、胡烈的部隊，稍稍接戰，朱異就退兵了，很明顯是在保存實力。但這就被孫綝抓住了把柄，孫綝以朱異違令擅退、貽誤戰機為由，將朱異處斬，冠冕堂皇地除掉了一大政敵。
另一邊的全懌倒是膽子挺大，直接殺進了壽春城內。但是，不難想象，全懌的嫡母魯班公主與孫綝正在朝中明爭暗鬥，全氏家族在東吳國內的地位岌岌可危，全懌在前線肯定也不會竭盡全力作戰。果然，沒多久，魯班公主與孫綝的矛盾不斷激化，全懌的侄子全禕、全儀因懼禍而出奔降魏，司馬昭的謀士鍾會趁機使出挑撥離間之計，讓全禕寫信勸降全懌，全懌遂率部出城投降。
東吳的兩路援軍非敗即降，對壽春守軍的士氣打擊極大。就在全懌出降的兩個月後，家父終於堅持不住，試圖開城突圍，在戰鬥中身亡。家父死後，壽春城亦隨之陷落，司馬昭進行了瘋狂而殘酷的報復，將我們家夷三族。可憐我們一家三十餘口，只有嫁給司馬伷、後來成為琅琊王妃的姐姐，以及身在東吳當人質的我，姐弟二人倖免於難。
按理說，家父死後，我作為人質已經沒有利用價值，東吳大可將我棄之如敝履。然而，他們卻沒這麼做，而是繼續讓我承擔各種政治、軍事任務，稍有成績就給我加官進爵。不，應該說，他們從來就沒有把我當人質，而是把我當做了統治集團的一員。
我在東吳一共23年，先後歷任建威將軍、右將軍、副軍師、大司馬等職。要知道，大司馬是東吳設置的最高武官（位在大將軍之上），此前擔任大司馬的有呂範、朱然、呂岱、滕胤、全琮、施績（朱然之子）、丁奉、陸抗，共八人，皆為東吳名將賢臣，讓我與這些前輩先賢並列，真是誠惶誠恐。
所以說，我在東吳沒有遭到任何冷遇和委屈，相反，我一直官運亨通，乃至位極人臣，成為東吳朝廷上地位顯赫的重要人物。在當初我倉皇逃跑到東吳充當人質的時候，萬萬想不到會有這麼一天。
為什麼會這樣？我想了很久，大概有幾個原因。
第一，這是東吳的政治外交策略。三國鼎立的基本格局，是吳蜀聯合抗魏。吳蜀與魏國之間長期對峙，都極力策動、引誘對方人員來降，對降將給予較高規格的待遇。例如夏侯霸降蜀，位至車騎將軍，孫秀降魏，位至驃騎將軍。我在東吳官至大司馬，待遇比夏侯霸和孫秀還要好，但這仍屬於常規操作，是當時慣用的政治外交策略。
第二，我出身淮泗地區世家大族，是東吳可資利用的政治資源。東吳孫氏集團早期起家，依賴的主要是出身淮泗地區的人物，例如張昭（徐州彭城郡人）、周瑜（揚州廬江郡舒縣人）、呂範（豫州汝南郡細陽縣人）、步騭（徐州臨淮郡淮陰縣人）、魯肅（徐州臨淮郡東城縣人）等。我的家鄉徐州琅琊郡陽都縣，亦屬泗水流域，我的堂伯父諸葛瑾也是東吳淮泗集團的領袖人物之一。在東吳中後期，政局多變，政變頻繁，淮泗集團的許多家族在殘酷的政治鬥爭中衰亡，例如我的堂兄諸葛恪，就被孫峻夷三族，子孫斷絕。至此，淮泗集團已經沒有多少門第夠高又有才幹的人物了，這不利於東吳統治者在淮泗集團和江東本土集團之間保持平衡的一貫政策。我的到來，讓東吳統治者彷彿發現了寶貝一般，他們極力在政治上培養我，有意把我樹立為淮泗集團的新標杆。
第三，東吳對家父和諸葛恪有虧欠感，於是補償在我身上。東吳派全懌去支援家父，可全懌不僅沒有出力死戰，反而出城投降司馬昭，可以說是幫了倒忙。這讓東吳人也覺得丟臉，自覺對不起死去的家父。另外，我堂兄諸葛恪被孫峻殺害後，孫峻、孫綝先後亂政，東吳人紛紛懷念諸葛恪執政的時代。在孫綝伏誅後，孫休為諸葛恪平反，恢復名譽，但當初諸葛恪被滅門，諸葛瑾一脈中僅有過繼給蜀漢諸葛亮為養子的諸葛喬留有一子諸葛攀尚存於世，此時回到東吳繼祧諸葛恪。除諸葛攀之外，諸葛家的人就只有我了。孫休對諸葛恪的虧欠感，當然也要補償在我身上。
東吳太傅、大將軍 諸葛恪
第四，東吳統治者知道我與司馬氏有殺父之仇，絕對不會背叛。這也是東吳統治者的一點小心思了。因為天下皆知家父為司馬昭所殺，我和司馬氏有不共戴天之仇，東吳眾大臣中誰都難保會背叛，唯獨我絕無可能。所以東吳統治者能夠放心地把任何事情交給我，而不用擔心我會有叛心。甘露元年（265年）九月，孫晧從建業遷都武昌，文武百官都跟隨遷走，只留司徒丁固和時任右將軍的我留守建業。可見孫晧對我是十分信得過的。
第五，東吳末期人才凋零，我雖然才能平庸，但也被推上了前臺。東吳在孫權時期曾經人才濟濟，良將能臣輩出，但經過一系列的政局動盪，許多文官武將橫遭誅戮，動輒夷三族，人才損失非常大。到了孫晧時期，除了丁奉、陸抗等寥寥幾人以外，幾乎已到了無人可用的地步。在丁奉、陸抗去世後，東吳已經沒有可以稱為“名將”的人物了。於是，矮子裡面拔將軍，才具平庸的我居然也成了東吳朝廷的頂樑柱。人們常常譏笑蜀國後期是“蜀中無大將，廖化作先鋒”，但其實東吳又何嘗不是如此？
我諸葛靚，大概就相當於東吳的廖化。
我固然沒有陸遜、陸抗那樣的將才，甚至連我那傲嬌的堂兄諸葛恪也比不上，但東吳既然給我如此高官顯爵，我也盡力報效，至少不能讓人說我尸位素餐。
寶鼎元年（266年）十月，也就是孫晧遷都武昌的第二年，永安豪族施但趁孫晧遠在武昌，聚眾數千人，企圖擁立孫晧之弟、永安侯孫謙為帝。施但還發了“詔書”到建業命留守的丁固和我出迎孫謙。我立斬來使，以示絕無二心。緊接著迅速出兵，殺施但，擒孫謙，乾淨利落地平息了一起性質惡劣的謀逆大案。
經此一案，孫晧對我更加信任。寶鼎三年（268年）九月，晉朝都督揚州諸軍事石苞遭司馬炎猜忌，被免職徵還，老將丁奉上書孫晧，請求趁晉軍換帥的良機，進攻淮南要塞合肥。孫晧同意，並且親自點將，派我與丁奉一起領兵前往。不料，晉朝已經預計到東吳可能會趁虛來攻，派汝陰王司馬駿與義陽王司馬望率重兵出鎮淮南，我和丁奉兵分兩路，分別與司馬駿與司馬望對陣。雙方僵持了兩個多月，我和丁奉商量，進攻的良機已失，師久不利，遂退兵回江東。
三、投降晉朝
鳳凰二年（273年），大司馬陸抗去世，孫晧命我接替大司馬一職。因為孫晧的暴虐統治，喪盡人心，天下人皆知東吳已是日薄西山，覆滅只是早晚的事。但我既受人之恩，當忠於人事，所以毫不猶豫地接受了。當然，以我的才能和威望，無力挽狂瀾於既倒，我只能是竭盡所能，維持一天算一天而已。
該來的終究要來，我擔心的事情終於發生了。天紀三年（279年）十一月，晉朝出兵二十餘萬，分六路大舉伐吳。
六路大軍中，對建業威脅最大的，是屯兵在建業隔江對岸的琅琊王司馬伷和安東將軍王渾。孫晧命丞相張悌和我一起督三萬丹陽精兵，抵禦司馬伷、王渾大軍。“丹陽兵”自東漢以來就是有名的精銳之士，這三萬精兵平時是戍衛建業城周圍用的，統一身著紅袍，頭戴青巾，號稱“青巾兵”，戰鬥力在東吳軍隊中首屈一指。孫晧一開局就拿出這張底牌，可以說是孤注一擲了。
張悌和我進軍至長江南岸的牛渚，與北岸的司馬伷、王渾隔江對峙。按照原計劃，吳軍要渡江與司馬伷、王渾決戰。但丹陽太守沈瑩提出，司馬伷、王渾要等待益州的王濬水軍來到，才敢渡江作戰，因此不妨等待王濬水軍來到，只要我們能夠打敗王濬的水軍，司馬伷、王渾就沒法渡江作戰。如果我軍現在渡江，兵力上沒有優勢，勝敗難料，萬一失敗，對士氣影響極大，那就敗局已定了。
但張悌不這麼想，他認為，如果等王濬水軍來到，晉軍必然士氣大振，而我軍則陷入恐慌，那才是敗局已定。還不如趁各路晉軍尚未會師，與司馬伷、王渾的主力決戰，如勝，便可趁機向北推進，將戰場轉移到晉國境內，則建業無憂，如敗，則同死社稷，亦不失為忠臣。
張悌看來已抱定必死的決心，他完全是打算放手一搏，成就成，不成就一死了之。我和沈瑩都不贊成他的做法。但他在會議上慷慨陳詞，感染了很多人，諸將中附和他的人不少。最後，張悌以主帥身份拍板，立即渡江，不得再議，違令者軍法處置。
吳軍渡江北上，頗出乎晉軍意料。駐守成陽楊荷橋的晉軍都尉張喬率七千人向吳軍投降。當時晉軍兵力完全壓倒吳軍，張喬投降，顯然是權宜之計，沒有任何誠意。
我向張悌進言，建議他斬張喬，屠盡降兵。這樣做法雖然十分殘忍，但在當時的情況下乃是實不得已。不知張悌是怎麼考慮的，他堅持認為殺降不祥，拒絕了我的建議。而且，他不但不殺降兵，還將降兵編入吳軍戰鬥序列，投入戰場。
三天之後，晉軍司馬伷、王渾兩支主力得知吳軍渡江，立即合圍過來。司馬伷的先鋒討吳護軍張翰、王渾的先鋒揚州刺史周浚先到，在版橋與吳軍遭遇，展開激戰。
剛開始，沈瑩指揮“青巾兵”突破了周浚率領的淮南兵防線，形勢對吳軍相當有利。但晉軍後援陸續來到，而“青巾兵”疲憊不堪，攻勢漸衰。
正在這一關鍵時刻，先前投降吳軍的張喬率其降兵倒戈，吳軍大亂，頓時潰敗。這時我能夠指揮得動的，僅有五百部曲私兵，我找到張悌，讓他跟我一起撤回江東。
張悌安坐中軍大帳，說什麼也不聽我的，只是一個勁地搖頭嘆氣。
東吳丞相 張悌
我的年紀和資歷比張悌要老一點，看到張悌這副模樣，我有點生氣了，端出“前輩”的架子教訓他起來：“巨先！你看當今的局勢，吳國的國運快到頭了，這一點世上之人無所不知，難道你還不懂？天下存亡自有定數。今天你死了，也救不了吳國！你何苦白白送命？”
張悌抬起頭來，望著我，淚流滿面道：“仲思，我年少時，是你家丞相（指諸葛恪）賞識提拔我，才有今日。我常恐死非其所，有負丞相知賢之名。如今正是我身殉社稷之日，我決不走。我理解你的心意，希望你也理解我的心意，不用再勸我！”
我知道張悌是有意尋死，再勸也無用，只好流著淚離開。我離開不久，就有人來報，張悌已為晉軍所殺。
我真心敬佩張悌以身殉國的精神，但我不打算效仿他。我一家滿門，被司馬氏誅戮殆盡，只剩我這一支獨苗，我不能讓這支香火斷在我手上。因此，我早就想好了一條最後的出路。
這條出路，就是我的姐夫、琅琊王司馬伷。說實在話，司馬伷這傢伙雖然是我在戰場上的敵人，但他確是司馬家族中除司馬師、司馬昭以外難得的將才，人也頗重情義，深得士眾之心，我敬他是條漢子，打心底裡挺佩服他的。以他的行事風格，我在窮途末路之際去投奔他，他一定不會拒絕。
琅琊王 司馬伷
再說，與家父有直接仇恨的司馬昭早已去世，當今的晉武帝司馬炎對家父並無特別的好惡，他倒是和我自幼相識，有著“竹馬之好”。我相信，司馬炎應該也不會為難我。
我思慮再三，終於下定決心，派心腹人員將家人從建業城中接出來，星夜去投司馬伷的軍營。剛開始，司馬伷的軍士對我們不太友好，但在看到我的書信和牙牌後，司馬伷親出轅門相迎，使我們一家頓時成為軍營的座上賓。
按照我的要求，司馬伷悄悄地把我們一家帶回洛陽安置下來，沒有向司馬炎報告，當時晉朝君臣大都以為我在版橋一戰中失蹤了。
不過，世上沒有不透風的牆。我藏在洛陽還是被司馬炎知道了。司馬炎也是重情的人，他一知道這事，竟然不惜屈尊親自找上門來，說是要為當年的事情道歉。
對司馬炎的道歉，我接受也不是，不接受也不是，與其左右為難，不如不見。我明確表示不希望與他見面，但他還是闖進我家，登堂入室，看來頭似乎是非見我不可。
我躲到廁所裡，心想你這個皇帝總不能把個正在上廁所的人揪出來吧。而司馬炎也是個犟脾氣，居然就在門口等著，還哼起了當年我喜歡唱的歌謠曲子，彷彿是要用憶當年的情懷來打動我。
晉武帝 司馬炎
司馬炎的情懷沒有打動我，打動我的是廁所的味道。畢竟我也不能在廁所裡呆上一整天。於是，我只好從廁所裡出來，與司馬炎在廁所門口進行了一次有味道的見面。
司馬炎倒是不嫌棄，他像個美國人一樣熱情洋溢地握住我的手，用一股翻譯腔喊道：“噢，我的老朋友仲思！沒想到會在這裡見到你！”
他是想逗我笑，但我覺得一點也不好笑。
我跪倒在地，流著眼淚回答他：“我很慚愧。只恨不能像豫讓那樣漆身吞炭，以見陛下！”豫讓是戰國時期著名的刺客，他為了給智伯報仇，不惜在全身塗油漆，吞下火炭改變聲音，以接近仇人趙襄子伺機刺殺。我引用這一典故，是表明態度，我仍然記得當年的仇恨，不會接受司馬家族的道歉。
司馬炎臉色一變，但他心理素質極好，立即恢復了正常，接著又尬聊了幾句。他終於認識到不能改變我的態度，無奈長嘆而去。
回去之後，司馬炎還不死心，仍然下詔任命我為侍中。但我拒不奉詔。
為了避免再發生這樣的麻煩，我攜一家老小搬回老家琅琊郡陽都縣居住，並且終生不面向朝廷所在的西方而坐。
但是，為了子孫後代的生存發展，我不能把仇恨永遠傳續給後代。我對犬子諸葛恢就沒有什麼要求，他是在東吳出生的，和司馬氏沒有什麼交集，要他去恨司馬氏也恨不起來。我不想去為難一個有政治理想的年輕人。
我晚年搬回琅琊居住的做法，讓諸葛恢有機會結識第三代琅琊王司馬睿，後來他跟隨司馬睿渡江，回到他出生的地方建業，一展身手，成為東晉的開國元勳，官至侍中、尚書令。
東晉侍中、尚書令 諸葛恢
四、我的忠孝觀
我出自以儒學立身的名門望族，自幼修習儒家典籍，對十三經雖然說不上精通，但也是了熟於心。儒家的忠孝觀念，在我的頭腦裡面早已根深蒂固。
我在東吳時，孫晧曾問我：“卿字仲思，為何而思？”
孫晧的問話，帶有開玩笑的性質，但孫晧其人殘虐好殺而反覆無常，我的身份背景又相當敏感，如果我回答忤旨，難說會招來不測之禍。
我想了想，回答道：“在家思孝，事君思忠，朋友思信，如斯而已。”
我的回答，完全圍繞儒家的幾項核心價值觀，論調很高，我敢說就算孫晧是有意找茬也挑不出毛病。而且我把“在家思孝”放在第一位，暗示我始終不忘與司馬氏的不共戴天之仇，因而也就必然死心塌地在東吳“事君思忠”。果然，孫晧對我的回答非常滿意，讓我度過了一道難關。
這事記載在《世說新語·言語》中，成為機智應答的成功案例，不信您可以去查。
據我所知，後世對我的“孝”評價甚高，但對於我的“忠”則存在認識上的分歧。
按理說，我在東吳雖然沒有什麼驚天動地之舉，但好歹也算個人物。然而，《三國志》《晉書》中都沒有我的傳記，只有在《晉書》犬子諸葛恢的傳記前附帶寥寥數筆描述了我的大致生平。這大概就是因為修史者認為我非魏臣、非吳臣、非晉臣，難以歸類，遂略而不提。
確實，我的一生，經歷了叛魏、棄吳、降晉，不像是忠臣所為。那是因為我始終把“孝”字放在了首要地位。叛魏，是為了追隨父親，棄吳，是為了保存血脈，降晉，其實不能算是降，只是投靠親友，不得已暫時棲身於晉而已。對於魏、晉，我確實無“忠”可言。但對於吳，我認為我始終是忠於吳的，問心無愧。
人們常說：“忠孝難兩全”。像三國兩晉這樣的亂世，忠與孝的倫理衝突屢見不鮮，非常普遍。按我理解，面對忠孝矛盾，既可以像嵇紹那樣，不計父仇，一心事君，亦不妨像我這樣，不忘父仇，閉門不仕。
說實話，我對東吳統治者十分感激。如果不是來到東吳，我不論在魏還是在晉都不可能當到大司馬這樣位在三公之上的“上公”之位。我固然無力挽救東吳的傾亡，但我也沒有做過任何對不起東吳的事情。版橋之戰後，我投靠司馬伷，只是借個藏身之地，並非投降晉朝，也沒有背叛東吳。我拒不仕晉，在琅琊終生不面向西方而坐，既是孝於先父，也是忠於前吳。
所以，我的一生，有過造反，有過“叛逃”，有過“投降”，但我仍然自認為不失為忠臣孝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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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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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榕傑：《身歷家國劇變的諸葛靚考論——兼及諸葛靚式的孝道》，載《山西高等學校社會科學學報》2014年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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