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妻冠夫姓”或曰“妻从夫姓”，在中国曾是源远流长的一项传统。虽不成文，可我们的祖先，多视为理所当然，有的还傲娇地认为是中华文明的表征。曾经如此，无法否认。
民国时的宋美龄，正式场合一律称“蒋宋美龄”
现在有人说，妻从夫姓的习俗来源于西方，这实是毫无根据的牵强附会。妻随夫姓，是传统中国一个很重要的现象。但凡翻点现存旧案牍什么的，诸如“张王氏”、“李李氏”、“刘刘氏”等，数见不鲜。看古人文集，尤其是涉及到传状、碑志类文章，就尤为显眼。过去的国民政府，甚至搬出法律，给强制确认下来过。
直到解放后，一切鼎故革新，这一传统习俗，在“男女平权”思潮的冲击下，才瞬间土崩瓦解了。当时的舆论认为，这一套传统习惯法，是过去封建家族体制下，“三从四德”伦理观念的产物，意味着男权对女权的压迫与剥削。腐朽到弃之唯恐不及，如何还要继承下来？“女人半边天”，“谁说女子不如男”，凭什么让我跟你姓呢？连孩子的冠姓权，都不一定是他爹的呢！
于是，在以“男女平等”为圭臬的当代大陆，这套作法很快被弃若敝履了。我的祖母1934出生，她清楚记得，她姐姐出嫁了后，“连姓都变了”，而她自己1954年才成家，“一辈子都是娘家的姓”。所以，建国后的中国大陆，每一家，几乎都有两个姓氏以上。话说，美国汉学界大佬史景迁，1989年初次造访大陆时，就曾对接待他的乐黛云教授竟然不随夫姓“汤”而倍感惊讶。他很迷惑，”为什么你们一家好几个姓，你们都搞分居吗”？
更不用说，到了男女平权观念深入人心的当下， “老娘行不改名，坐不改姓”云云，更是“小姐姐”们义正词严的口头禅了。
但问题的蹊跷在于，即便是在2020年的当下，全世界许多国家，依然很自然地，把“妻从夫姓”视为一种天经地义的良性传统。
这即便是在最爱把“民主”、“平等”挂在嘴边的欧美日等国，至今也还是一个很普遍的现象。比如美国政治家希拉里，算是西方世界最知名的“女强人”了，号称“承载了一代女性完成自我、击破性别玻璃天花板的理想”，也屡屡毫不犹豫地自称“女权主义者”，但她婚后至今，始终都跟随丈夫克林顿的姓氏，毫无怨言。她的全名，是希拉里·黛安·罗德姆·克林顿。
我们的近邻日本，他们国家的《民法典》，自1890年以来，一直存在一项刚性规定，“夫妇必须同姓”——前些年日本官方统计过，有超过96%的已婚女性改随夫姓。有议员曾提出议案反对，也被绝大多数人以“可能破坏家庭团结”为由拒绝通过。以至于大陆前乒乓球单打冠军何智丽，后来退出兵坛，嫁给日本人，加入日籍时，自称“被迫改名为小山智丽”，“不情愿数典忘祖”。
如此一来，反倒显得中国大陆有那么点特立独行了。我们只怕也挺纳闷：何以标榜“民主”的西方国家，这套有“男权主义”意味的规则偏大行其道？甚至，近些年来，有关要不要恢复 “妻冠夫姓”传统，“与主流世界接轨”的议论，也渐渐浮出水面。直接触因，当然是由于近年来的中国大陆，各地尤其是大中城市离婚率急速飚高。
去年，某著名相亲网站，经过广泛调查后就提出，鉴于“现今主动提出离婚的女方人数远高过男方”，近年已达70%以上，有必要尽快恢复“妻从夫姓”的民族传统，增强女性对于丈夫、家庭的归属感，巩固婚姻稳定性，间接“约束蔓延开来的离婚潮”。也有专家论证，妻从夫姓，“是全世界主流主流”，且“为大多数民族与国家法律所规定”，而大陆的“夫妻异姓”现状，表明我们还只是“男女同居共同体”，而非传统意义上的“家族式家庭”，不利于稳固，有必要加以恢复云云。一时间，社会热议不断，“拍砖”也漫天飞舞。
而今回头看，其实也有部分国人开始惶惑：“妻冠夫姓”风俗的彻底废弃，到底是中国女人地位抬升的标志呢，还是对文化传统矫枉过正的颠覆？
“妻冠夫姓”传统在中国，自秦汉之际构成雏形，到南朝已蔚成风气，至今已有2000年的历史。
它之所以形成，确实是“男尊女卑”陋习的产物。其实质倘一句话归纳，就是以前的中国女性，多数在社会上没有自足的地位，人身依附于男性而存。所谓“在家从父，既嫁从夫”，民间更直接讲是“嫁鸡随鸡、嫁狗随狗”，理论源头在此。旧社会的嫁人，难听点讲，等同卖身，冠以夫姓是有被宣示“主权归属”的意味的。
如前所述，这种不成文风俗，大概始于秦汉时期。在此之前，普通妇人往往连姓氏都没，而贵族女子则一般在父姓前加以国名。到了秦汉之际，中国社会逐渐“姓氏合一”，女人出嫁不少就直以夫姓冠名了。这是有《左传》、秦汉简牍、户籍文书等考古文献作证据的。
南北朝以后，更是习以为常。其中成因，我自己妄加揣测，一方面固然还是人身依附，但另一方面显然与“礼教治国”观念逐渐甚嚣尘上有关。自此以后，一般中国女人的地位，是更加低微了，规矩也更繁复了，不要说姓名权了，连把闺名告诉外人，都属“悖礼”，闺名与生辰八字，只许至亲知道。从夫姓，自然表明“从一而终”。
封建时代中国，女人在公开场合，一般规范称呼是“夫姓+本姓+氏”。比如，影视剧常客霍元甲，其妻姓王，一般称“霍王氏”，后世压根不晓得她名字是啥。而在《红楼梦》中，贾母出身大家都知道是金陵世家史侯家，可全府上下却只呼其为“贾母”或“贾老太君”，这是冠以夫姓，连其父姓都已不被人使用了。
只是说，这套传统也并非强制，并非适用每一个中国女性，尤其是非正式场合。比如，众所熟知的武则天、李清照、乃至潘金莲等，均以父姓留名。况且，还有一些是属于不便的，诸如“邢焦氏”、“齐马式”、“朱史氏”，组合一念，那谐音叫人听了羞不羞嘛！
可以说，“妻冠夫姓”的传统，在中国至少普及到了1949以前。而在港澳台地区，及海外华人中，则至今还有此流风余韵。
这是民国社会的遗习。虽说民国是思想解放肇始的时代，彼时政府至少也在形式上号召男女平权，可在 “妻冠夫姓”这个问题上，却是首次运用法律加以保障的。1929年5月，彼时的南京国民政府，颁布《民法》，明确规定，“妻以其本姓冠以夫姓，赘夫以其本姓冠以妻姓”。当时人也并没有视为“女性歧视”而抗议的。
现在的台岛、香江，也依然盛行此风，社会上的女性也并不视此为忤。1998年6月，对岸修正《民法》，限制得以稍减，认为女人婚后日常中，也有保留父姓权利，但“书面约定以其本姓冠以配偶之姓，并向户政机关登记”。这就是说，女性出嫁之后，可以父姓行世，但登记时、书面上，还是得加夫姓。比如，我们熟知的，“连方瑀”、“马周美青”、“范徐丽泰”、“陈冯富珍”等海外知名女性，正式姓名就是如此而来。
而我们这里，自1949年后， “妻冠夫姓”现象，算是彻底灭绝了。一方面，是妇女解放的理由，行政命令规定如此；另一方面，也的确是因为，当代中国女性地位飙升，几乎再没有男人敢这么要求了。近几年，“恢复妻从夫姓”的讨论一经提出，网上也是沸沸扬扬，反对者也基本都来自女性。
炸雷挞伐的声音此起彼响：“神马，你没生我养我，挣得钱又不比我多，我自家姓好好的，你有病么”！而中国的父亲们，自家闺女——多数甚至是独女，结了婚连姓都跟了别人了，似乎也接受不了。所以，眼下中国大陆， “恢复妻冠夫姓”可能是永无可能的，反倒是小孩是否要随妈姓，上升为新的焦点。
而今，在我们大陆这里，“妻随夫姓”留下的唯一痕迹，大概就是大家清明扫墓时，还能在一些旧墓碑上看到个例吧。
而反倒在欧美、日本等地，这一传统习惯，即便到了现代社会，也并非随着民主化，及男女平权而灭绝。
比如日本，地处东亚，隶属“儒家文化圈”，从没出现过什么新文化运动之类，还存留这等风气挺好理解。历史上，她们也都是随夫姓的。战后日本，法律虽勉强承认，女性婚后也有不随夫姓的自由，可实际上妻随夫姓者仍占大多数。何以故，有学者称是“尊重传统”——人家代代相传此习惯，要更改反倒“特立独行”，况且也并非多大不了的事。
而西方世界，何以会搞这种看似落后、封建、腐朽、且有“歧视女性”嫌弃的规则呢？按我理解，核心原因在于说，一方面，西方尤其是英国为首的诸国，本身有姓都比较晚了，14世纪初才开始普及用姓，日后虽搞妻随夫姓，可性别从属色彩一开始就挺淡，无非为了减轻登记工作的难度而已。
到了后来，继续实行，则也多与压制女性无关，仅仅是因为他们多是基督教信仰国，《圣经》称男女结为夫妇就该成为一体，女性婚后随夫姓就是结为一体的表征，顺理成章地成为文化上的传统。所以，如今的英美德诸国，即便是默克尔等女政治家，虽贵为一国元首，可还是照例从夫姓，也不会觉得有什么猫腻。
西方诸国，施行“妻从夫姓”，除了历史遗留原因之外，其实也有现实上的务实考量：保守主义者忧心，无一共同姓氏的家庭，会面临解体的危险；爱情至上主义者则坚持，随夫姓犹同婚戒一般散发着浪漫的气息。而传统主义者则认定，随夫姓是一种美德。
简而言之，因为未曾觉得是性别歧视，仅仅只是一种习俗或传统的沿习，所以在当代欧美及日本诸国，不从夫姓是女性自由权利，冠以夫姓也不会觉得别扭。
据说在美国，约有3百万女性每年步入婚姻礼堂，可依然有9成会选择从夫姓，均为自愿选择。而且，在西方及日本等国，女性越是混迹上流社会，亦或活跃于高级名利场的，为示高贵与传统，反倒随夫姓的比例越高。
也许，这在某些田园女权朋友们看来，是极其悲哀的事实，这不是暗示女性乃丈夫的附属物吗，这成何体统嘛！由此看来，东海西海，还真不是啥都“心理攸同”的。而“妻冠夫姓”，到底是否可缓解中国大陆的高离婚率，又有谁说得清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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