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在曉莊師範，有個男生課間時用泥塊打了同學，放學後被叫到了校長室。
男孩等了一會兒，陶行知趕來後，笑著從兜裡掏出了一塊糖給他，說道：“因為你比我守時，這是獎給你的。”
坐下來後，陶行知又拿出第二塊糖說：“這也是獎勵品，當時我讓你住手，你就住手了，說明你尊重我。”
在男孩更加意外時，校長又遞給他第三塊糖：“我調查過了，你是因為他們欺負女生才動手的，見義勇為，值得獎勵。”
男孩子立刻流淚了，檢討道：“校長，我錯了，我砸的不是壞人，而是同學。”
陶行知開心地笑了，最後遞出一塊糖說：“為你能正確認識自己的錯誤，再獎勵一下。我沒有再多的糖果了，我們的談話就到這兒吧。”
1914年，陶行知以第一名的成績從金陵大學畢業，在畢業典禮上，他宣讀了自己的論文《共和精義》：“自由、平等、民胞，共和之三大信條也……人民貧，非教育莫與富之；人民愚，非教育莫與智之；黨見，非教育不除；精忠，非教育不出。”
當時在臺下觀禮的黃炎培鼓掌不已，並上臺為他頒發了畢業文憑。三十二年後陶行知去世，黃炎培親自送來輓聯：“秀絕金陵第一聲，當時行知號知行。”
1891年10月18日，陶行知生於安徽歙縣一個秀才家庭，原名陶文浚。
幼時家境貧寒，靠著母親孃家的幫襯，他算是讀完了私塾教育。
當時，基督教開始大量滲透到中國鄉村，陶行知的父親成了歙縣教會的一名會員，母親也來到教會幫傭。
一次，陶行知到教堂看望母親，一眼被英國教士唐進賢看中，免費把他招進了教會辦的崇一學堂。
陶行知用兩年完成了三年課程，隨即考入廣濟醫學院，但他不喜歡醫學，於是放棄了學業。
在唐進賢的幫助下，他隨後就讀了南京匯文學院的預科。沒多久，該校合併成了金陵大學。
大學五年期間，陶行知“如魚得水，甚為歡洽”，身上的基督教氣息十分濃重；又迷上了王陽明的心學理論，誠心接受了王陽明的知行合一觀點，如“知之真篤實處便是行，行之明覺精察處便是知”“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功夫”等。
1912年，他改名為“陶知行”。
與汪純宜結婚後不久，陶行知赴美國伊利諾斯大學學習市政學，同時修習他最感興趣的教育學。
1916年，陶行知申請到了哥倫比亞大學師範學院的獎學金，住在了哈特利會館十層10號。
約翰·杜威還真是和中國有緣，門下除了胡適、蔣夢麟等，又收了一位中國天才。
杜威的實驗主義屬於行動的哲學，與知行合一異曲同工，只是更強調“行”。
陶行知融匯東西后，把“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的說法改為了“行是知之始、知是行之成”，名字也由“陶知行”改成了“陶行知”。
1917年，陶行知回國，開始了轟轟烈烈的教育改造活動。
他第一站來到了南京高等師範學校，由於一開始任教務助理，陶行知只能做些技術層面的改革，把原來的“教授制”改為“教學制”，把固定科目改為“選科制”。
等當上了教務主任，他便開始推行“男女同校”，一時之間震動了南中國，與北京大學遙相呼應。
區區一個校園還不夠，陶行知從1920年起開辦暑期學校，廣泛聘請社會名流，為全國各地的教師講課。數期之後，學員數量達八百人之多，遍及十八個省。
1921年，蔡元培、馬敘倫等人籌建中華教育改進社，陶行知獲邀擔任主任幹事。
平民教育很快就有了起色，僅南京一地就出現了一百二十六所平民學校，學生近五千人。
他還與朱經農合著《平民千字課》，發行量超過了三百萬冊，同時編輯出版《平民叢書》《平民週刊》，影響一時無兩。
有次在輪船上，陶行知結識了茶房戴永，啟蒙一番後，陶行知讓戴永去教另外三個茶房識字，認為同類相處，效果最佳。
在公園裡，陶行知也讓三個識字的人教另外六個不識字的人。在教育廳，陶行知也搞類似推廣活動。
陶行知總結道，平民教育是隨時隨地的，存一份心，就有一份效果，門不敲，自己是不會開的。
陶行知足跡遍及大江南北，很少有空閒的時間，春節都不例外，他曾作過一首小詩自嘲：
上車過舊年，下車過新年。
年年車上過，也算是過年。
除了在社會上，陶行知甚至把他的教育理念推行到了北大校長的家裡。
一次，陶行知到蔣夢麟家裡做客，順帶提出掃盲。
蔣語塞，陶就問：“校長的家裡能容得下不識字的人嗎？”蔣回答：“做法倒沒錯。”
陶行知馬上“得寸進尺”：“既是沒錯就要幹，從今天起，家裡不識字的都要讀書，識字的都要教書。”
隨後現場表演，親自把蔣夢麟的世兄和門房教了一遍，然後再讓這些人去教老媽子和車伕。
蔣夢麟對此只能歎服，說道：“你很有傳教的精神。”
幾年過去，陶行知覺得在城市搞還不夠，認為：“中國以農立國，平民教育是到鄉下去的運動。”
1926年秋，陶行知放棄了教授的派頭和享受，在南京和平門外燕子磯附近找到了老山一個叫小莊的小村莊，他說：“老山太老了，不如叫勞山。小莊也應改叫曉莊。我們來勞力勞心，中國的教育必將從這裡破曉，放出曙光。”
接著向全國宣告：“我們要籌募一百萬元基金，徵集一百萬位同志，提倡一百萬所學校，改造一百萬個鄉村。”
1927年3月15日，曉莊師範開學，學生們自己動手建校舍、幹農活，在周圍開辦了平民學校、鄉村醫院等。
不久，又辦了信用合作社、農業科學館、兒童遊戲場、鄉村藝術館、木匠店等機構。
第二年，曉莊師範改名為曉莊學校，下屬八所小學、六所幼稚園、三所民間醫院、一家木匠店等。
風氣一開，周圍鄉村紛紛效仿。兩年後，江蘇民政廳索性將北固鄉也劃為實驗區，建設“民有、民治、民享之鄉村”。
三年後，曉莊學校被國民政府查封，原因之一是“基督將軍”馮玉祥為蔣介石的對手；原因之二是認為陶行知在農村搞事，怕動搖了國本。
陶行知受到了通緝，流亡去了日本一年，後來隱匿在《申報》度日。
1932年，通緝取消後，陶行知在上海設立山海工學團，旨在使工廠、學校與社會打成一片，手腦相長，共同抗日。他們推行了一種“小先生制”，用小孩來教小孩，首批就有二百多名小先生。
1936年，“七君子”被捕。正在布魯塞爾參加世界和平大會的陶行知立刻聯絡愛因斯坦、羅素等國際友人通電營救。
沈鈞儒出來後說，陶行知要是在國內的話，就是“八君子”事件了。
抗戰期間，陶行知在重慶創辦育才學校，全身心為國家培養特殊人才。等到日本投降後，他加入民盟，大聲疾呼“不要假裝的民主”。
結語
1946年7月是民國教育史上最黑暗的一個月。11日，李公樸被暗殺；15日聞一多被暗殺。陶行知怒不可遏，公開表示：“我等著第三槍！”
25日上午，積勞成疾的陶行知突發腦溢血，死於上海，年僅五十五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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