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萊塢鏡頭下的非裔面孔:羞辱、美麗與掙扎


撰稿|王一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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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裔面孔越來越多出現在好萊塢的鏡頭之下並不是一種偶然。法國哲學家丹納在《藝術哲學》一書中將影響文學藝術發展的因素歸結為“種族、時代與環境”。在當下的好萊塢,非裔演員成為主流明星,非裔角色成為商業大片的主角,講述非裔故事的電影問鼎奧斯卡,這種現象無疑正是“種族、時代與環境”三種因素合力作用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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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好萊塢的歷史上,非裔面孔進入主流視野的過程並不順利。1940年,黑人女演員海蒂·麥克丹尼爾


(HattieMcDaniel)


憑藉《亂世佳人》中的女僕一角獲得奧斯卡最佳女配角,這是黑人演員第一次斬獲奧斯卡,而在當年的頒獎禮上,有色人種與白人甚至需要分區而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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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3年,西德尼·波蒂埃


(SidneyPoitier)


憑藉在電影《野百合》


(LiliesoftheField)


中的表演成為影史第一位黑人奧斯卡影帝。而直到2001年,第一位黑人奧斯卡影后才出現,哈莉·貝瑞


(HalleBerry)


憑藉《死囚之舞》中的表演獲此殊榮。至此,可以說好萊塢的明星制才終於對非裔敞開了大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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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之對應,儘管以黑人為主角,講述種族問題的電影也早在上世紀六十年代就已經出現,如1967年的《猜猜誰來吃晚餐》便講述了一個白人女性與黑人男性結婚而帶來的一系列問題。但到了1990年,講述白人女性僱主與黑人男性司機之間友誼的電影《為黛西小姐開車》獲得了當年的奧斯卡最佳影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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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的《綠皮書》則翻轉了這一設定,故事主角成為一名白人司機與黑人僱主,這部電影同樣贏得了奧斯卡最佳影片。而在好萊塢的鏡頭之下,黑白配只是非裔故事的一種講法。在這些將焦點對準非裔面孔的電影中,不僅有歷史與抗爭,更有美國夢的絢爛與虛偽,美麗與脆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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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萊塢鏡頭下的非裔面孔:羞辱、美麗與掙扎


《綠皮書》獲得奧斯卡最佳影片,劇組在領獎臺上,從這張照片也可以看出,儘管這是一部關於種族的電影,但幕後主創實則以白人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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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與抗爭:和平遊行與暴力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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眾所周知,臭名昭著的三角貿易始於十五世紀,歐洲的殖民者帶著槍支彈藥來到非洲,將黑人販賣至美洲大陸,成為莊園中的奴隸,尤以美國南部的莊園為主。直到1862年,美國南北戰爭爆發的第二年,時任總統林肯頒佈《解放黑人奴隸宣言》,黑奴制才正式廢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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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段歷史在好萊塢的鏡頭下並不少見,近年來講述這段歷史的影片中,《為奴十二年》無疑是最為引人注目的。這部上映於2013年的電影由知名的英國黑人男導演史蒂夫·麥奎因


(SteveMcQueen)


執導,它在來年的奧斯卡上獲得九項提名,並最終斬獲包括最佳影片、最佳女配角與最佳改編劇本三項大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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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部電影的主角本是一個擁有幸福家庭與獨立謀生能力的自由人,然而因為非裔的身份,在一次外出時,他被人販子販賣,成為了美國南部一個莊園裡的奴隸。由此,他以奴隸的身份生活了十二年,直至一位有良知的白人男性出現,他才得到解救,恢復自由身,而莊園裡的其他奴隸裡則不知要等到何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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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影以極為冷靜與剋制的鏡頭直觀展現了黑人奴隸在白人莊園主的奴役之下所遭受的種種磨難:無休止的勞作、被強姦、被鞭打,精神與肉體的雙重凌辱。這部電影的控訴無疑是極為有力的,它試圖以客觀的視角呈現這段黑暗的歷史,實則表達的是對歷史的不滿。而2012年的電影《被解救的姜戈》則選取了一個不同的視角來講解這段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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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萊塢鏡頭下的非裔面孔:羞辱、美麗與掙扎


電影《為奴十二年》劇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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儘管“Negro”一次在當今的語境中已被看作十分具有冒犯性與種族歧視的意味,然而在這部由著名白人男導演昆汀·塔倫蒂諾執導的影片中,這種冒犯幾乎無處不在。除此以外,在《被解救的姜戈》中,壓迫黑人奴隸的不僅是白人莊園主,更包括對白人主人們忠心耿耿的管家與保姆們,這未嘗不是看待歷史的另一種視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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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奴制被廢除以後,非裔群體在美國卻仍然遭受著諸多的不公待遇。如上映於2011年的電影《相助》便聚焦於上世紀六十年代,美國南方的黑人保姆們。此時,黑人平權運動雖然已經在醞釀之中,然而在保守的南部,黑人女傭們仍然忍受著白人貴婦的傲慢與歧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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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此同時,一位被黑人保姆養育成人的白人女性開始關注這一現象,並幫助她們講出自己的故事,走向抗爭之路。如同《相助》這一名字所揭示的,這部電影不僅是關於種族平權,亦是關於女性的互幫互助。在影片的結尾,因種族歧視發生的槍擊案徹底激怒了非裔群體,他們開始走向街頭,參與到黑人平權運動的時代浪潮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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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萊塢鏡頭下的非裔面孔:羞辱、美麗與掙扎


電影《相助》中的黑人女傭與白人僱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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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上映的《黑色黨徒》便以憤怒的姿態講述了這段抗爭之旅。電影一開頭便對以《亂世佳人》為代表的好萊塢經典敘事做出了批判,在《亂世佳人》中,女主角斯嘉麗是一個堅韌善良的奴隸主,而她的黑人奴隸們則對她忠心耿耿。《黑色黨徒》直接戳破了這種“主僕情誼”的“虛偽”,轉而聚焦於上世紀七十年代“黑豹黨”與“3K黨”的鬥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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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豹黨”為黑人左翼激進組織,信奉以暴力革命粉碎種族歧視,而“3K”則是主張白人至上的美國民間團體,兩者之間劍拔弩張。影片主角為一位黑人警察,秉持著中立態度的男主角模仿白人的聲音,成功臥底“3K”黨,試圖阻止一次精心謀劃的暴力襲擊。在這個過程中,他與一位“黑豹黨”成員接觸,其“中立”立場也開始動搖。最終,警方成功阻止3K黨的暴力襲擊運動。影片的結尾,導演斯派克·李則直接展現了特朗普上任以後,所發生的一系列種族歧視暴力事件的新聞畫面,將表達的中心從歷史轉移到了當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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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這幾部電影中也大體可以歸納出黑人平權運動的路徑,1862年,奴隸制被廢除,大約一百年後,以馬丁·路德·金為代表的和平遊行成為六十年代黑人平權運動的主要路線。而馬丁·路德·金1968年遇刺以後,馬爾科姆·X主張的暴力抗爭路線逐漸取代非暴力集會。21世紀的今天,種族平權則成為一種政治正確,徹底被收編入主流話語之中。這也意味著,在好萊塢的鏡頭之下,歷史的呈現是需要挑選的,而想要進入主流,便要抹去暴力,如同曾經的激進派斯派克·李在《黑色黨徒》中對於“警察”的信任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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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實與奮進:美國夢與反美國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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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歷史中的抗爭故事,好萊塢近年來更是逐漸將非裔面孔納入到美國夢的主流敘事中。這當中的翹楚無疑正是上映於2018年的《黑豹》,作為好萊塢第一部黑人超級英雄影片,這部電影不僅在商業上獲得了極大的成功,更收穫了七項奧斯卡提名。《黑豹》的大火也標誌著非裔面孔由此成功進入了主流商業片的視野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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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其內容而言,《黑豹》講述的實則是一個老套的“王子復仇記”的故事,從《哈姆雷特》到《獅子王》,這類故事可說是屢見不鮮,然而《黑豹》的特殊之處則在於影片塑造了一個近乎完美的非裔烏托邦——瓦坎達。瓦坎達富足而強大,從經濟軍事上都可說是一個極為發達的現代國家,然而瓦坎達同時亦保留著原始部落的“搏鬥”儀式,並在政治上採用世襲君主制。這種設置,既可以說是好萊塢的傲慢與偏見,某種程度亦影射出非裔群體在融入主流美國夢過程中的摩擦與不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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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萊塢鏡頭下的非裔面孔:羞辱、美麗與掙扎


《黑豹》劇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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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上映的《隱藏人物》則改編自真實的歷史事件,這部電影是一部以三位黑人女性為主角的美式主旋律電影。影片講述了上世紀六十年代,供職於NASA


(美國國家航空航天局)


的三位黑人女性,如何用自身的聰明才智與奮進精神打破種族桎梏,為美蘇航天競賽貢獻出自己的力量,並贏得白人男性的認可與主流社會的尊重。該片的敘述模式與常見的美國夢故事大致形同,以勵志與階層上升為主線,只是當主角成為黑人時,電影也由此被打上“種族平權”的烙印。然而,當電影過分強調“正能量”時,未嘗不是對歷史的美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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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的開播的情景喜劇《喜新不厭舊》則對於“非裔的美國夢”這一命題做出了更廣泛的討論。該劇的主角是居住在洛杉磯白人中產社區的一個黑人家庭。父親出身底層,憑藉奮鬥進入中產社區,而四個孩子則自小養尊處優。該劇圍繞著親子、夫妻、職場等諸多話題展開,與同類型的白人家庭喜劇並無二致,基本以包容、開放、尊重等核心觀念為主軸,並在此基礎上加入黑人文化的特色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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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該劇的主創似乎也意識到了這一問題,並對此進行了自我調侃,尤其體現在父親這一角色上。他在進入中產社會的同時,似乎也在逐漸脫離“黑人”文化。某一集中,當父親帶著孩子們回到自己從小成長的黑人街區時,他們卻不約而同地對這個充斥著黑人的環境感到害怕。換言之,對於非裔群體而言,融入美國夢,是否意味著消弭自身的種族屬性,向白人社區靠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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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萊塢鏡頭下的非裔面孔:羞辱、美麗與掙扎


美劇《喜新不厭舊》劇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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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這一問題,2019年的獨立電影《盧斯》則選取了一個更尖銳的角度加以闡釋。在這部電影中,一對生活優渥的白人夫妻從非洲收養了一個十歲的黑人男孩盧斯。來到美國社會以後,盧斯卻在成長過程中不自覺地承擔上了“模範少數族裔”的頭銜,他被期待參加各類演講,成績優異,成為美國夢的另一個成功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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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種期待,不僅來自白人父母,更來自學校的黑人教師。重重壓力之下,盧斯逐漸將一位非洲的專制領袖視為偶像,走向暴力之路,黑人教師則成為第一個受害者。這部電影所彰顯出的正是,看似光鮮絢麗的美國夢對於非裔群體而言卻是極有壓迫性的。而這種壓迫不僅來自外部,更來自非裔群體內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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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而,對非裔而言,美國夢不僅是勵志與階級跨升,更是一種贏得種族平等,獲得主流社會尊重的途徑。對於成功者而言,美國夢光鮮亮麗,鼓舞人心;而對於失敗者來說,美國夢未嘗不是種族平等之路上的又一關卡。而前者顯然更容易被好萊塢納入主流,講述勵志美國夢的《黑豹》與《隱藏人物》獲得奧斯卡的認可,而反美國夢的《盧斯》則反響甚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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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與心理:消解與重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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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論是歷史題材的抗爭故事,還是當代題材的美國夢敘事,這兩類以非裔為主角的電影基本上都是從宏觀的社會政治層面,在“種族平權”的範疇之內進行闡釋。與此同時,好萊塢的黑人敘事又不至於此,在種族之外,則是文化與心理的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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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派克·李導演的《為所應為》便將鏡頭對準了紐約布魯克林的黑人街區內部,以極為細緻的視角,展示了一場暴力事件背後的偶然。布魯克林街頭的一家意大利餐館被燒,起因卻是兩個黑人少年的憤怒。一個少年因為在餐館外放音樂受到老闆的制止,另一個少年則因為店內掛滿了意大利裔名人的照片,卻無一個黑人偶像,而對老闆不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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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而,兩人合力與意大利裔白人老闆對峙,老闆報警後,警方在衝突中打傷黑人少年,街頭的民眾則將怒火轉移到意大利餐館,由此引發了一場暴力狂歡。這部1989年的電影所講述的,正是根深蒂固的對抗心理如何走向暴力本能的發洩。導演所試圖探討的,某種程度已經超越了單純的種族問題,而著眼於刻板心理與感性情緒如何主導人的行動,並導向混亂與暴力的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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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萊塢鏡頭下的非裔面孔:羞辱、美麗與掙扎


《為所應為》中被燒燬的意大利餐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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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的電影《逃出絕命鎮》則講述了在種族平權成為政治正確的表象背後,所隱藏著的社會性心理隱疾。在一個平靜的週末,黑人男主克里斯與白人女友一起來到一個典型的美國小鎮,探望女友的父母。隨著劇情的展開,男主卻發現自己逐漸陷於危險之中,而女友的父母似乎正是危險的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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層層鋪墊之中,答案逐漸揭曉,原來女友的父母家中一直在暗暗進行著膚色的交易。黑人們被哄騙至此,奪走皮囊;追捧“黑”潮的白人們則披上皮囊,成為白心黑皮的新人類。電影以最為直觀的皮肉交易諷刺了政治正確的虛偽性,時代風潮之下,“黑”成為一種時尚潮流,有權勢者看中的只是皮囊,而非活生生的人。“種族平權”在這裡不再是訴求與抗爭,而成為恐怖片的一種元素,以帶給觀眾心理上的毛骨悚然之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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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萊塢鏡頭下的非裔面孔:羞辱、美麗與掙扎


電影《逃出絕命鎮》劇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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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之類似,2018年的獨立電影《抱歉打擾》同樣將“種族”元素嵌入到了恐怖片的框架之中。電影的開始是一場以少數族裔為主的工人罷工,黑人男主也是罷工隊伍中的一員。然而資本的壓迫之下,罷工以失敗告終。男主為了生計,進入一家電話推銷公司,一次偶然的機會,他接觸到公司的白人老闆,卻誤打誤撞發現了一個驚天的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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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白人老闆的地下室裡,關押著一個個的半人半獸——也是被改造後的底層人類。在科技的力量之下,他們被改造成新的物種,成為奴役。電影以“動物化”的比喻巧妙融合了種族與階級問題,資本與科技成為少數人的工具,剩下的多數人只能被奴役。在荒誕的基調之下,電影傳達出極為瘮人的恐怖之感。可以說,在《逃出絕命鎮》與《抱歉打擾》中,“種族”成為了一種可供消解的元素,為電影藝術的表達創新提供了新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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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的奧斯卡最佳影片《月光男孩》中,非裔的“種族屬性”則得到了進一步的弱化。除了隱約提及黑人群體內部的恐同傾向,電影更多隻是關於一個黑人男孩如何發現自我,接受自我的故事。與這種個人化的內容相對應,電影選取了抒情詩式的表達方式,因而,在這個黑人故事中,甚至可以隱約看到王家衛與侯孝賢的影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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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以上這幾部影片也可以看出,在政治表達之外,黑人電影也呈現出了更多的可能性,這當中既有自我剖析式的反思,亦有調侃、自嘲、自我消解與重構的恐怖乃至私人化的抒情。但與此同時,我們也應看到,這些從文化心理層面切入的影片更多隻是作為政治表達之外的一種補充,而非黑人敘事的主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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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體而言,好萊塢鏡頭下的非裔面孔開始呈現出越來越豐富的面貌。無論是歷史抗爭這種“命題作文”,還是聚焦現實,就“美國夢”展開討論與思辨,或是更細膩地展示文化心理層面的困境,好萊塢都交出了不錯的答卷。這當中,儘管有部分電影是工業體系之下製片廠對時代風潮的附和之作,進入好萊塢主流視野的電影也大多相對保守,但在當下這個時代,政治正確的“面子工程”仍然是必要的。再者,對於近年來原創力日益衰弱的好萊塢來說,種族未嘗不是一個新的突破口。或許在未來,黑人電影能夠在政治正確之外取得更多的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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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丨王一平



校對丨何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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