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5月7日，梅娘告別人世。
女兒柳青說，媽媽走時沒有痛苦，非常安詳。
這是一個欣慰的結尾，對於苦難了大半輩子的梅娘來說，沒有痛苦的離開，人還是體面的。
倔強的生命為她保存了最後一絲尊嚴，但她黯然蒼白的人生，依舊讓人忍不住傷感。
或許不止一個故事告訴我，從一個女人身上傾聽苦難，都是會哭的。
但沒有一段歷史告訴我，從一個女人身上感受歷史，是會滲出血淚來的。
圖 | 梅娘
才情——美麗與哀愁
1917年，梅娘出生在長春，那時候還沒有梅娘，只有孫嘉瑞。
她的父親孫志遠是一位平民子弟家庭出身的商業鉅子，因經商遊歷四方，思想新潮開放，沒有重男輕女的腐朽觀念。
梅娘4歲的時候，父親就為她聘請了家庭教師。富裕的生活和滿滿的父愛，讓梅娘一度錯覺地認為她就是家裡的全部，但沒想到，所有的寵溺也僅限於父愛。
那麼，母愛呢？
關於媽媽，她也很疑惑。
“我抱著小的純真的女兒心去和孃親近, 她總是不愛理我 , 跟我說話的時候扳著臉, 生氣的時候就罵, 我沒看見過孃的笑臉。”
後來，聽慣了深宅庭園的閒言細語，她才後知後覺，原來“娘並不是親生的”。
她的生母，已經在她2歲時被正室趁著父親外出經商趕出了家門，最終因神秘死去而被冠以自殺了事。
毋容置疑，後母對她的冷漠，延續了對妾位生母的恨之入骨。
這是梅孃的一大不幸，所以她起筆名“梅娘”，聽起來有點土味淳樸，但實際上是取自諧音“沒娘”的意思。
儘管“沒娘”的童年已經足夠哀怨，但人生的糟糕亦未停止。
15歲時，父親孫志遠因為抗日不得志而抑鬱去世。她的世界瞬間崩塌，偌大的家族中，沒有父親的庇護，每一個角落都容身艱難。
幸運的是，在“女子無才便是德”的社會中，多虧了父親讓她讀書，她的人生從而不止眼前的“三從四德”。
梅孃的文學才華天賦異稟，11歲報考吉林省立女中初中三年級時，她憑藉一篇500字的作文《論振興女權之好處》使教員大為震驚，驚歎此女童文筆犀利，思想超前。
再至16歲高中畢業時，梅娘已在名師孫曉野的指導下，出版了自己的作品《小姐集》，彼時堪稱神童。
1942年從日本留學歸國後，梅娘受聘於北平《婦女》雜誌，文學成就再次推向巔峰，創作出了最具代表性的水族系列小說：中篇《蚌》《蟹》，短篇《魚》。
同期年末，北平一家書店與上海《字宙風》雜誌聯合舉辦了一項名為“誰是最受歡迎的女作家”的讀者調查。
結果，上海的張愛玲與北平的梅娘並列第一，於是便有“南玲北梅”之說。
張愛玲有句名言說“出名要趁早”，而那時的梅娘，也不過才22歲。
不過，不知是不是因為年少輕狂，當時的梅娘並不欣賞與自己並列的張愛玲。
她不喜歡張愛玲的作品將人生看得千瘡百孔、陰鬱黑暗。或者說，她更希望張愛玲的筆下不僅僅只有豪門家族間的勾心鬥角，恩怨情仇。
“我盼望能在張愛玲那如椽的大筆中，看見奮發圖強的女俠，看見女人們在新的主義中獲得新生。可她讓我看到的是曹七巧、是流蘇。我一點也不喜歡流蘇，更憎惡曹七巧。”
正如她自己所追求的寫作道路那樣，“我們當時處境是那麼難，之所以想要寫，並不是想當作家。出發點是：社會那麼黑暗，對女性是那麼不公平，應該打破那種現狀。”
當然，俗話說“文人相輕”，張愛玲對梅娘也並無好感。
1995年初夏，梅娘在美國逗留，曾託朋友聯繫張愛玲，很想見上一面，然而得到的回答卻非常乾脆：
“陌生人一律不見！”僅僅幾十天后，梅娘接到了張愛玲的死訊。她孤獨地死在了自己的公寓，梅娘黯然感嘆，慚愧道：“我尚未達到她的高度，愧對並稱”。
圖 | 張愛玲
錯愕——多舛的預兆
是否愧對並稱，讀者的眼睛自然是雪亮的。但在人生選擇上，兩位才女，卻有著不能相提並論的遠見。這麼說，當然是因為張愛玲孤獨死去的結局並不比梅娘淒涼。
梅娘有著個人無法逃避的命運，10歲剛過，她就成為了淪陷區的“子民”。自然地，她的作品也誕生在淪陷區。她獲得的獎項叫“大東亞文學獎”，榮耀的背後，無疑與當局殖民政府有著說不清的曖昧。
圖 | 領受文學賞的梅娘女士
與梅娘一樣，在上海淪陷區大紅大紫的張愛玲，處境同樣尷尬。
“南玲北梅”，她們都在同一背景下成功，然而卻奔向了不同的未來，
張愛玲在1950年參加完上海第一屆文代會後，就嗅到了不祥的氣息。
她的動作是那樣的迅速，匆匆去了香港，再移民美國，此生都沒有再踏故土。
上天是公平的，梅娘也有機會走，而且她已經走了，但遺憾的是，她又回來了。
1948年，梅娘曾隨到臺灣做策反工作的丈夫赴臺，兩個女兒也接到了身邊生活。一家四口其樂融融，她腹中還孕育著胎兒，一切美好的畫面都在溫馨中期待著。
但在離亂年代，無數家庭都上演著悲歡離合，梅娘身在這片土地，無法拒絕這一際遇。
她的丈夫柳龍光在去往臺灣時乘上了彼岸無法抵達的太平輪，死於海難。
圖 | 梅娘與丈夫柳龍光
驚聞噩耗時，梅娘正站在冷雨中的臺灣海峽岸邊。雨水冰冷，打溼了眺望的眼眸，海風刺骨，吹散了凌亂的頭髮，一切意境，都為她的厄運而襯托。
此刻迫在眉睫的不是悲傷，而是生存。她面臨著需要獨自一人擔起兩個女兒以及一個將要出生嬰兒的責任。
厄運並非沒有許多安慰，失去丈夫，她仍有妥善的選擇。
“未來只需我跨出另外一步，我只要委身於任何一個已經向我提出邀請的富紳，便可立時解決，像過去我娘、我姐姐那樣吊在男人腰帶上過榮華的日子”
即使自立，她也有已鋪好的路，她大可接受臺灣、日本的大學邀請，留下來或者出國教書。
但她拒絕了一切活路，情願抓住兩岸封鎖的尾巴，回到了新中國大陸。
無法不對梅孃的抉擇作出揣測，因為早在1945年，國民政府清算“淪陷區”漢奸時。她就因為一本書的緣故，被出任偽職的周作人連帶指控，雖然最終未被起訴，但也算是提前得到“忠告”。
她應該意識到，作為“淪陷區”的在場者，甚至是華北淪陷區影響力廣泛的女性作家，突然收到無端指控，就意味著這一身份具有危險性與敏感性。
可惜她就是缺乏了這麼一根敏感的政治神經，否則她應該可以像張愛玲那樣預兆到什麼，然後遠走高飛。
清算——榮耀與失落
新中國成立後，梅娘在北京當過中學教師，後來調入農業電影製片廠做編劇。
但短暫的風平浪靜很快迎來了風起潮湧。
在非黑即白的意識形態下，梅娘是最早的一批被清理出去的人。她首先被認定為“漢奸文人”；1952年在“忠誠老實”運動中又因資本家身世被批有資產階級腐朽思想；1955年在肅反中再因歷史複雜被打成“日特漢奸嫌疑”。
一系列的罪名莫須有，懷疑即是罪狀。
整她的人質問她，抗日時熱血青年都在往延安走，你不去，反而心安理得地在淪陷區寫小說？不是拿了日本人好處，那又為了什麼？
梅娘倍感委屈，自己曾經營救過革命分子，最不應該有“漢奸文人”這頂帽子。她想辯駁，卻又欲言又止，說多到底都是錯多。她縱然有一百張嘴，也不可能敵得過一幫有思想無頭腦的人。總之，蘸了墨的筆，怎樣都是洗不白了。
山雨欲來風滿樓，梅娘本已是驚弓之鳥，但1957年開始，才是她悲劇的重頭戲。
突如其來的湊數，梅娘頭上又多了一頂帽子。這注定是一場疾風迅雨，開除公職，下放勞動，雙管齊下。梅孃的人生瞬間從天堂跌落地獄，困厄在教養所幹遍所有髒活、累活、重活。
然而再苦再累尚可冷暖自知，但在圇圄之外不通音訊的三個兒女，才是她最放心不下的。
那一年，她的三個孩子，最小的弟弟九歲，最大的女兒柳青也才15歲，中間還有一個身子羸弱的妹妹。
顯然她一片茫然，每天夜深人靜時，只能流淚禱告，禱告孩子們健康平安等她回來。
媽媽不在的日子，弟弟早已哭破了喉嚨。15歲的柳青撐起了無主的家，她擦乾弟弟的眼淚，告訴他：“以後，姐姐就是媽媽。”
為了吃飽飯，柳青賣掉了家裡能賣的東西，最後剩下的書桌、飯桌也都賣掉，換來的也只是與弟弟妹妹飽一頓飢一頓。
這樣的日子，妹妹最先頂不住了。
妹妹病了，沒錢治病，沒錢吃飽，沒有任何營養，病情越來越重，到後來，她的運動神經失調，用勺子往嘴裡送飯都送不準。
妹妹需要人照顧，是年幼的弟弟，還是正在讀中學的柳青？最終社區給出了方案，將她送進了清河療養院——一個收容孤苦老人，生病的、無家可歸的人的地方。
分離半年，梅娘終於有機會提起筆寫信。
一切都好，四個字，隱藏了身後的涕淚交加。媽媽想你，輕輕的，釋放了萬千牽掛。
不知多久，等來了探望的日子，柳青騎著自行車，在泥濘的路上狂奔20裡，來到了北苑農場。
媽媽就在眼前，卻被一張長長的桌子隔得咫尺天涯。她坐在這一頭，媽媽坐在那一頭，只能聽得清說話，卻夠不著對方。
15分鐘的交談，每一個不安的消息，都使時間漫長得惶恐，又短暫得心慌。
當聽到妹妹被送進了救濟院，梅孃的眼神，終於是黯淡下來了。
無論如何，她都要去看看妹妹，她爭取到了。
那是梅娘最後一次見到小女兒，她帶去了一個大柚子，掰開了，一瓣瓣地喂著給她吃完。
沒過兩個月，小女兒就病死了。
柳青是唯一被通知去的人，她最後見到的妹妹，身體是乾瘦的，縮得像個六七歲的小孩，臉是青的，眼眶是溼腫的，眼睛再也沒有她的倒影。留給她的，只有無盡的內疚與自責。
“我知道妹妹由於運動神經失調，吃飯時連勺子都放不準到嘴裡去。那裡的護理人員對她不耐煩，同房間的人也欺負她。我哭得不行，我不能原諒自己，為什麼同意把她送到這種地方。我應該輟學，自己照顧她。”
而得知噩耗的梅娘，她此刻只能在教養所默默遙祭：“是媽媽沒有能力救活你, 媽媽對不起你 , 願你在另一個世界吃飽穿暖、有病能醫治。”
圖 | 梅娘與三個孩子
人間——孤獨與親離
1962年，梅娘患了嚴重的肺結核，允許解除勞教，保外就醫。
有限的自由是無限的彷徨，剛出來她就成了無業人員，想想怎麼掙出兩個孩子的吃喝是緊要問題。
毋庸置疑的，那個年代，是她作為知識分子最蒼白失血的時刻。為了養活三口之家，她在街頭巷尾串冰糖葫蘆，在北風呼嘯的冬夜裡扛冬貯大白菜，在瓢潑大雨的火車站外當腳力，在人來人往的勞動服務站等分配，髒衣服一盆接一盆，洗得她手指發顫。
沒過幾年，作為從不缺席的“老運動員”，她又要活在管制之下。周遭人都對她嗤之以鼻，畏而遠之。
“只要一出街門，到處都是盯視你的眼睛，盯得你走路都不自在：哪怕是去衚衕口的小合作社買把鹽，若湊巧碰上一位根紅苗正又愛突出自己的紅五類，甩過兩句響噹噹的最高指示來，就能噎得你連舌頭都不會打轉兒。”
無奈，她偷偷到離家很遠的地方當保姆，僱主卻警惕地查她背景，她倍感尷尬。自己似乎是自帶嫌疑，無論走到哪兒，都躲不開審視的目光，就連當清潔工去通下水道都要遭人非議，“呀！這人是個知識分子吧，幹這活八成是成分......”
有時她真的恨，恨自己懂點文化，恨自己是資本家的女兒。但一切都是為了兩個孩子，她可以不計較臉面，可以忍受風霜劍雨，但獨獨不可以承受母子決裂之痛。
梅娘絕沒有想到，自己這邊埋頭苦幹，那一邊的小兒子熱情高漲，竟宣佈與自己斷絕母子關係，離家出走，跟著大部隊串連去了。直到染上肝炎，病重，折返回家。
梅娘焦頭爛額，絕不能讓兒子重蹈覆轍小女兒的悲劇，但營養費在哪兒，醫療費在哪兒，活著已經夠不容易了，為什麼偏偏還要生病。
什麼女子本弱，什麼為母則剛，對於她來說，束手無策是真，竭盡全力也是真，等不到奇蹟，這才叫絕望。她只能眼睜睜看著小兒子苦撐了幾年，於1972年死去。
匆匆告別遺體，她又趕在了掏髒水溝的路上，像是一個沒心沒肺的人，只因生活的重壓不允許悲傷有絲毫喘息。
一家三口，梅娘已經送別了三位，剩下的大女兒柳青是幸運的。高中畢業後，她有幸得到革命作曲家劉熾賞識，有這位“老延安”做擔保，使得柳青在藝術院校的提前招生中“矇混過關”，順利上了大學。否則以她的出身，絕對與大學無緣，等待她的命運將是在街道工廠當一名默默無聞的女工。
女兒只要能上大學，前途一定是一片光明。梅娘又重燃了新一股熱望，她憑著那點厭惡的文化水平，自告奮勇地給街道核對會計帳目，給鄰居的中學子女補習功課，贏得了好人緣，爭取到了一份繡花的活計。
不論天寒地凍，不論嚴寒酷暑，她總要點著一盞油燈繡到深夜，恍惚中食指不知被刺破幾次，幾十針才能掙一分錢，一小時也只掙一毛錢，但她滿懷感恩，因為目前為止，這是做過最舒適的工作了。
再苦再累女兒都是她的動力，可以很自豪地說，她從未因為貧窮而剝奪女兒讀書的權利。
苟延殘喘的生活尚有希望，所以最不能出意外的就是她的收入。
與此同時，面對愈演愈烈的氣氛，步步升級的行動，她無時無刻都要跟小將們鬥智鬥勇。但她還是害怕。
為每一次即將到來的抄家而忐忑不安，被迅雷不及掩耳的猛然推門嚇得魂魄全無，親眼看著舊作被撕碎而瑟瑟發抖，如獲至寶的一份日文報紙問得她百口莫辯。翻箱倒櫃過後，目睹揚長而去的私人財產，她呆若木雞，久久驚魂未定。
“我沒有號哭的權利。沒有。說一句悖逆的話，將會招致更加難堪的窘境。”
腳下滿地狼藉的碎紙，記錄著她生命的輝煌，如今只能搓成煤球，付之一炬。一本從父親家帶出的木刻《元曲選》珍藏已久，奇蹟倖存，卻使她徹夜難眠。
“我親手撕碎了這本書，倒上水，團成了我特有的紙煤球。我把珍藏的書也燒了，我和文學的緣分到此為止，上天保佑，能平平安安地做我的繡花女，就是我最大的幸福了。”
圖 | 1948年年末在臺灣的梅娘和她的兩個女兒，右上角被剪掉的是丈夫柳龍光
活在人與人之間才叫人間，此前，梅娘還一直在人間。直到她的世界一片空白，沒有一丁點人味。
“這些紅五類為了自保，不再跟我搭訕。那個跟我走得挺近乎的治安保衛組長董金娥，還當著管片民警的面，扇了她那十四歲的兒子兩個嘴巴。因為那少年叫慣了嘴，無意中又叫了我老師，沒有跟我劃清階級界限。”
但她斷不會想到有一天，跟自己相依為命的女兒，也離她而去，她成為了真正的孤家寡人。
因為受不了各種歧視，柳青宣佈和媽媽劃清界限。她愈發憎恨別人喊她“狗崽子”，詛咒自己為什麼生在這樣的家庭，從此一去不回，杳無音訊。
“和我劃清階級界線、斷絕一切往來。如果說心會碎，那時暗夜中的感覺，確實是心在一塊塊地碎裂、碎裂。”
這種徹底的眾叛親離等同於家破人亡，為什麼要讓一個母親嚐到這種滋味，毫不誇張地說，閻王爺已經擔心她的到來。
但梅娘對血濃於水的母女情有信心，她相信女兒的離開是暫時的，甚至是迫不得已的權宜之計。她就是抱著這種僥倖，在漫長的日子裡等待。
果不其然，三年後，柳青回來了。她追悔莫及，措辭嚴厲地批評自己“為了表現自己的‘革命’，不惜先革了自己親人的命”，懇求媽媽原諒。
“我的良知讓我明白，這裡沒有解釋，什麼解釋都是蒼白的。我已經做了失去人性的事，越找解釋，就截止見人性的殘破和喪失。”
浪子回頭金不換，世間哪有不原諒孩子的媽媽，再責怪於事無補，女兒的人生還有漫漫歲月，不應抱恨終生。
梅娘原諒了女兒。
但她還是怨，怨誰？怨時代沒有這樣的雅量，這麼多年過去了，她居然一事無成，毫無作為，所有精力僅僅匍匐在餓不死的路上，成了一個寫滿歲月滄桑的老媽子。再想想當年回來時的遠大抱負，報國初心，真是倍感羞愧。
“現實嘲笑著我的理想，時間揶揄著我的良知。” 這些憋屈她一直無處發洩，直到1978年，她才忍不住，“我不諱言，這一系列的整肅，給我一心報國的初志帶來了多麼大的侮辱與傷害。”
留下——從未離開
80年代，梅娘由繡花組回到了原來的農業電影製片廠。也正如她所期盼的，女兒沒有成為廠裡的女工，而是成為了電視編導，這就足夠欣慰了。
但在1989年，還是發生了一件捏把汗的事情。
那年柳青因公出國採訪，卻因故不能按時回國，她所在單位下達通牒：若在限定時間內回不來單位報到，就開除公職，交回住房。
梅娘緊張了，她不惜花費一分鐘十幾元的電話費到郵局打國際長途，催促女兒歸來，保住工作和房子。
電話那頭的柳青心有餘悸地說，“媽媽，會不會重複您的遭遇呢？我想想吧！”
最終，柳青選擇了留在美國，靠著自己的打拼，奮鬥出了一片天地。在加拿大的幾個地方都有她的別墅，甚至在美國佛羅里達州也有自己的海濱別墅。
母親晚年時，柳青想接她到加拿大頤養天年。
梅娘去了，但不久，她又回到了北京。她終究是捨不得這片土地，即使這裡有悲傷逆流成河的眼淚，有往事不堪回首的記憶，但魂歸故里，落葉歸根，始終是她的夙願。所謂“為什麼我的眼裡常含淚水？因為我對這土地愛得深沉……”，莫過於此了吧。
唏噓她60多歲才過上正常人的日子，卻已是力不從心的年紀。
“如今隨著老之已至，經歷了生命的七災八難，被生活淘洗得酸甜鹹五味俱全的心態，仍然豪情未泯，還時不時地冒出憂國憂民的傻氣，甚至‘該出手時就出手’的草莽之憂。”
梅娘一生的分水嶺，在於丈夫去世。有時會想，如果丈夫沒有罹難，梅孃的人生會不會不一樣。不管另一種人生有多少變幻莫測的事情發生，但起碼她不必融入這一場集體的苦難。
當然，沒有任何如果的結果。“如果”只是回首往事的感慨，人生本來就是環環相因，處處弔詭。就像當年的張愛玲，如果留下，以她的性格，應該會自殺。
或許留下是錯的，愚蠢的，或許梅娘沒有張愛玲的覺悟高，但必須承認，她的選擇無愧於國家民族，為此她的生命融入了一段民族史，不必迴避，也不必責難，一切向前看。
最後，相信你我都不禁概嘆梅娘頑強的生命力，她活了96歲。
幾乎認識梅孃的人都說，“這個老太太命真硬”，這句話不知是誇獎還是驚訝，但希望下一輩子，她要命好，不要命硬了。
圖 | 梅娘和女兒柳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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