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次，梁啟超在南京東南大學演講，談到學問之趣，說:“我是個主張趣味主義的人，倘若用化學化分‘梁啟超’這個東西，把裡頭所含一種元素叫‘趣味’的抽出來，只怕所剩下僅有個零。”梁氏學識淵博, 才思敏捷，儘管與其畢生從事的政治和學術活動相比，書法排不到重要的位置，但在趣味主義的驅使下，他對書法一道並未輕易視之。
梁啟超是不折不扣的才子。且不說他成名早，17歲就在家鄉廣東考中舉人，也不必說他上京會試路過漢口時得晤兩廣總督張之洞，張香帥口出上聯“四水江第一，四季夏第二，老夫居江夏，誰是第一，誰是第二”，他十分機敏對出下聯“三教儒在先，三才人在後，小生本儒人，豈敢在前，豈敢在後”，是多麼的才情外露，就是拿他成年之後的文事作為，也堪把無數自封或他封的才子們比下去。
比如，他主編《大中華雜誌》時，可以一邊打麻將, 一邊向侍立記錄的秘書口述數千字文章發稿；比如，他為蔣方震的《歐洲文藝復興時代史》一書作序，一時寫High了剎不住閘，三五天時間把個序文寫到了6 萬字，索性獨立成書出版，序文再另寫就是；再如，1923年問世的《戴東原哲學》一書，是他連續34個小時不睡覺寫成的。
梁啟超從事著述近40 年，參與政治活動的同時，著述總計達1400萬字，1936年出版的《飲冰室全集》計148卷，1000餘萬字，另有未刊稿與筆記、書札500萬字。平均每年寫下40 萬字的文章，其用功之勤奮，著述之神速，沒有過人的才氣打底實在不可能。可惜天不假年，梁啟超沒活到現在法定的退休年齡就因西醫誤診而早逝。據殘稿存目，他去世之前列入寫作計劃的著作就有20部之多，均已破題動筆。（這裡多說一句，學者著述狀態可分兩路，一路是一段時間內只能專注於一件事、一個選題，一路則可同時做成兩件事、兩個選題或更多，且都能精彩過人。對後一種學者有個形象的說法，叫作“一個人騎兩匹馬”，在梁啟超這裡，豈止是一個人騎兩匹馬，簡直得在“二”字的後面再多加上一個“零”才能接近實際情況啊。）鄭逸梅曾藏有一紙梁氏有關版本研究的手稿，寫在紅格的“飲冰室著述稿”箋上，字細如蠅頭，列有《國史經籍志》六卷、《明藝文志》五卷、《千頃堂書目》三十二卷，各有考識。不難想見，數量龐大、書寫精細的千餘萬字文稿，毛筆字想不練好都難。
中國近代思想史上，“康梁”是個難分難解的人物組合，用舊時北京天橋撂攤兒的評書藝人的話說，那真得叫“焦不離孟，孟不離焦”。康有為是梁啟超治學和從政的導師，兩人間的恩怨也與近代歷史的發展進程息息相關。政治活動與學術研究是梁啟超一生中最重要的活動，相比於政治活動和學術研究，梁氏認為書法只是“餘事”，這是兩人較大的不同。然而縱觀梁啟超一生，花在書法上的時間相當多，研究書藝絕非餘事，而是生活中的重要組成部分。
梁啟超13歲時，在廣州越秀山三君祠見到陶浚宣用魏體楷書寫的一副楹聯，為之神馳，流連忘返，之後便以書法臨池為日課。他早年研習歐陽詢，18歲之後從學於康有為，受康氏弘揚“北碑”的影響，宗漢魏六朝碑刻，尤其是楷書、隸書作品，皆有濃厚的北碑影子。
梁啟超 楷書
梁啟超(1873-1929)臨《張猛龍碑》
“戊戌變法”失敗後，梁啟超逃往日本，不忘帶上心儀的碑帖，身居異國，研習書法的興趣不減。他寫於1910年的《雙濤閣日記》，記有羈居海外讀書生活和刻苦臨池的情況，包括每天臨帖的內容、數量、進度及體會。1911年，他在跋自臨《張猛龍碑》卷中記述這段日子裡的臨池經歷：“居日本14年，咄咄無俚，庚戌辛亥間，頗覆馳情柔翰，遍臨群碑，所作殆成一囊。今茲烏頭報白，竟言歸矣。世務方殷，度不復有閒情暇日以從事雕蟲之技，輒撥萬冗，寫成茲卷，其末四紙，則瀕行前一夕醉後之作也。”
梁啟超 隸書 臨張遷碑 紙本
1912年梁啟超回到國內，政務、著述之餘，一如既往傾情書法藝術，俟有閒暇，便用功臨池。再後來，退出政壇，遊歷歐洲，回國後便潛心學術研究，從事著述和講學，研究書藝更成為他生活中不可缺少的重要組成部分。1925年，他在《張壽殘碑》題跋中寫道：“此碑丰容而有骨，遒勁而流媚，與我筆路最近，今後擬多臨之。”他在《自臨張遷碑》跋中寫有“平生臨摹垂百過，卒不能工”句，也可窺見其臨習碑帖用功之勤。
1926年秋，梁啟超應邀為清華學校教職員書法研究會作演講（其演講由學生周傳儒手記，以《書法指導》為題刊於《清華週刊》1926年第392期，後收入《飲冰室合集·專集》102卷）。在演講中，梁啟超說：“凡人必定要有娛樂。在正當的工作及研究學問以外，換一換空氣找點娛樂品，精神才提得起來。……但是要在各種娛樂之中，選擇一種最優美最便利的娛樂工具，我的意見——亦許是偏見，以為要算寫字。”他認為寫字有如下“優美便利”：一、可以獨樂；二、不擇時，不擇地；三、費錢不多；四、費時間不多；五、費精神不多；六、成功容易而有比較；七、收攝身心。
他在結語中說：“以寫字作為娛樂的工具，有這麼許多好處，所以中國先輩，凡有高尚人格的人，大半都喜歡寫字。如像曾文正、李文忠，差不多每天都寫，雖當均屬旁騖，亦不間斷。曾文正無論公務如何忙碌，每一興到，非寫不可。李文忠事事學曾，旁的趕他不上，而規定時刻，日常寫字，同曾一樣。這種娛樂，又優美，又便利。要我來講，不由我不高興！”其實何必舉曾國藩、李鴻章為例，這一番理論正是梁啟超夫子自道。
在梁啟超的文墨生涯中，還有一種被他稱為“痛苦中的小玩意兒”的東東，那就是集聯。
集聯與集詩都有悠久傳統，最早出現在宋初，如果說宋代集聯集詩的大家是王安石，那麼近現代集聯最多、最富雅緻深蘊的文人首推梁啟超。他集宋詞句而成對聯，近300副之多。他在《苦痛中的小玩意兒》一文中回憶自己集聯的由來：一次，在醫院陪伴重病妻子的幾個月裡，翻閱《宋六十家詞》和《四印齋詞》，心有所思，就選些好句子集成對聯。其中用得最多的，是姜白石的“最可惜一片江山”，其次就是辛棄疾的“更能消幾番風雨”。
民國時期著名的“補白大王”鄭逸梅筆下的梁啟超逸事，則為梁氏愛好集聯給出了另一個說法：“他晚年在陳師曾的追悼會上，看到陳列的遺作中有集姜白石的一幅篆書聯：‘歌扇輕約飛花，高柳垂陰，春漸遠汀洲自綠；畫橈不點明鏡，芳蓮墜粉，波心蕩冷月無聲’，深嘆其工麗。他受此影響，也就集詞成聯，不自珍秘，任人挑取。”
梁啟超將集得的聯語寫了分贈親友，他的弟弟梁啟勳選的是：“曲岸持觴，記當時送君南浦；朱門映柳，想如今綠到西湖。”胡適選的是：“胡蝶兒，晚報春，又是一般閒暇；梧桐院，三更雨，不知多少秋聲。”梁啟超本人最得意的是贈徐志摩的一聯：“臨流可奈清癯，第四橋邊，呼棹過環碧；此意平生飛動，海棠影下，吹笛到天明”，他認為“這樣能表出志摩的性格，還帶著記他的故事，他曾陪印度泰戈爾遊西湖，又常在海棠花下做詩，做個通宵”。梁氏所集聯語，每一副都頗耐咀嚼，隨拈幾聯抄在這裡：“人在畫橋西，冷香飛上詩句；酒醒明月下，夢魂欲度蒼茫。”“千里歸艎，山映斜陽天接水；一聲長笛，雁橫南浦月當樓。”“笑索紅梅，香亂石橋南北；醉眠芳草，夢隨蝴蝶西東。”“春瘦三分，輕陰便成雨；月明千里，高處不勝寒。”
後來消息傳開，前來索要的人太多，他應付不過來，索性定了潤例，公開賣字。近年中國大陸書畫收藏驟熱，幾家大型拍賣會上出現的梁啟超的集宋詞聯，除落師友名諱上款的之外，其他作品的第一手藏家大多就是那一時期購得的。
梁氏的書法興趣，持續一生。1926年，他因尿血住進北京協和醫院做手術。手術前，他給子女寫信說：“我這封信寫得最有趣的是坐在病床上用醫院吃飯用的盤子當桌子寫的。我發明這項工具，過幾天可以在床上臨帖了。”梁氏楷、行、草書均頗具功力，可惜遭遇西醫誤診，未享天年，令人無法想見其“人書俱老”之際會達到多麼高的成就。觀其書作“排奡蕩摩”、“北碑胸臆”、“端容矩步”，已為難得，倘天假以年，得臻“人書俱老”，引發李一先生所喟嘆之梁氏存世作品唯一欠缺的“天真”之氣或將盎然迴湧於腕下筆端。
梁啟超一生收藏金石拓本1284件，商代至民國曆朝歷代都有，各種書體齊全，鐘鼎、碑石、墓誌、造像、摩崖等無所不包。1984年，香港書譜出版社與廣東人民出版社聯合出版的在學術界、書法界中頗具權威的《中國書法大辭典》，所收錄碑刻（包括摩崖、刻石）、墓誌的辭目約3000條，囊括已出土的和著名的中國曆代碑刻和墓誌，其中梁啟超一個人所收藏的碑刻、墓誌拓本竟佔近一半篇幅。並且，他在許多碑拓上書有題跋，向後人傳達出其書法理解之深邃與獨到，不啻為近現代書藝理論研究提供了一大武庫。
王謙簡介：
王謙，教授，美術學博士。山東曲阜人，現供職于山東藝術學院書法學院。1988年畢業於復旦大學新聞系。2019年畢業於中國藝術研究院，為美術學博士（研究方向為書法創作與技法研究，導師李一先生）。在全國中文核心期刊發表文章150餘篇。博士論文《從“通人之學”到“通人之書”：沈曾植書法研究》獲首屆“沈鵬民生獎學金”特等獎。《沈曾植碑帖題跋札記輯釋譯論》2020年由人民美術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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