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江刺配江州牢城營後，便立即用銀子收買人心：送三兩來銀子給押送公人，十兩銀子給差撥，二十兩銀子給管營處，其他營裡管事的人和使喚的軍健人等，也均送銀子給他們買酒買茶吃，“因此無一個不歡喜宋江”。於是，照例的“一百殺威棒”，自然就“寄下”了。更奇的是，
“眾囚徒見宋江有面目，都買酒來與他慶賀”，“滿營裡沒一個不歡喜他。”
如此世態人情,不禁慨嘆道：“世情看冷暖，人面逐高低。”
第九回，林沖刺配滄州牢城營時，
“那差撥不見他把錢出來，變了麵皮，指著林沖罵道：‘你這個賊配軍，見我如何不下拜？卻來唱喏！你這廝可知在東京做出事來，見我還是大剌剌的。我看這賊配軍，滿臉都是餓文，一世也不發跡！打不死，拷不殺的頑囚！你這把賊骨頭，好歹落在我手裡，教你粉骨碎身。少間叫你便見功效’。把林沖罵得一佛出世,那裡敢抬頭應答。”
林沖送去銀子時，
“差撥見了，看著林沖笑道：‘林教頭,我也聞你的好名字，端的是個好男子！想是高太尉陷害你了。雖然目下暫時受苦，久後必然發跡。據你的大名，這表人物，必不是等閒之人，久後必做大官’。”
這般人間炎涼，不覺使林沖深深感嘆：
“‘有錢可以通神’，此語不差。端的有這般的苦處。”
像這樣精彩的描述和場面，《水滸》裡比比皆是。可以說，通達脫俗地勾勒市民習性和人情炎涼，是《水滸》反映宋代社會生活的一個重要側面。宋時的商品經濟獲得很大發展，出現了大批都市城鎮，市民和商人階層應運而生，追逐名利和享樂之風漸為盛行。因而“向錢看”大大滋生髮展起來，社會開始瀰漫著“銅臭氣”。加之外患嚴重，社會矛盾尖銳，“盜賊”四起，社會上又盛行著所謂“江湖氣”。所以，人情世態和思想風氣五花八門，千奇百怪。既有像魯智深那樣，一路護送林沖到滄州，“殺人須見血,救人須救徹”的肝膽相照的真摯情誼。又有像張旺那樣，錢財到手，便翻臉不認人，殘害同夥的歹徒；象薛霸、董超那樣，“有奶就是娘”，見利忘義，為幾兩金子便下毒手殺人的惡棍。
當然,以上所述只是人情世事至善至美和極惡極醜之兩端。在此美醜善惡兩極之間的“廣闊領域”，更有千般世態、萬般人情，描寫它對更深入細微地揭示社會生活風貌，展現“社會各種人物心理活動，具有深刻意義。現在，我們緊扣“人情”二字，說說幾種世態情況吧：
一、禮尚往來交人情。
許多綠林豪傑、草莽英雄、江湖好漢，注重“江湖”名聲，講究“禮尚往來，來而不往非禮也”，突出表現為報恩思想。晁蓋一夥，劫得生辰綱，又躲過官方追捕，後來還在梁山泊火併王倫，進而佔山為王。看看今日“如此大弄”的大好局面，晁蓋不免想起當初的救命恩人宋江來。是宋江擔著天大的“干係”給他通風報信，才得免於被官府追捕，才有梁山的重振義旗，開創新局面。所以，晁蓋派劉唐攜帶重金，登門向宋江致謝，以報救命之恩。還說：“知恩不報,非為人也”。
那個李小二，因當年曾受林沖恩惠，便以“滴水之恩，湧泉而報”的古訓來律己，後來見到林沖時，便充滿感情地“請林沖到家裡面坐定，叫妻子出來拜了恩人。”說是“恩人到來,便是從天降下。”接著又及時把陸謙一夥策劃陷害陰謀的消息，告訴了林沖。
當然，在那個歷史條件下，此種感恩思想，常常表現為個人的義氣和恩仇觀念。就是武松那樣“憑著我胸中本事，平生只是打天下硬漢，不明道德的人”的英雄好漢，也不能擺脫狹隘的恩私觀念。他打蔣門神之舉，自然是正義的。那蔣門神無端強佔他人的快活林酒肉店，是惡霸行徑，應該痛打。但是，無保留地贊助施恩父子，也並非完全可取。因為施恩這樣的文官身居“管營”，開此快活林店鋪，竟使用起營裡的“八九十個拼命囚徒”，這有“假公濟私”之嫌。再說，還經營“賭錢兌坊”，兼管娼妓之業，也不算很光明正派吧。武松所以完全徹底站在施恩一邊，當然帶有明顯的“報答知己”意味。
二、“順水推舟”做人情。
在封建社會，許多人信仰“多栽花、少插刺”、“多結識一個人，多留一條路”的人生哲學，因而很講究”順水推舟”“做”人情。第五回，寫魯智深挾帶桃花山頭領的金銀酒器，不辭而別。李忠、周通上山發現丟失酒器後，李忠說：
“我們趕上去問他討，也羞那廝一場。”
周通卻說：
“不如罷手,後來倒好相見。”
這就叫做有意“栽花”。第二十回，朱仝、雷橫奉命到宋家莊搜捕殺人犯宋江。可是那朱、雷人並不那麼“堅持原則”，倒是爭著去討好宋江，兩人都盤算著不如“順水推舟”“我落得做人情”，於是對宋江明搜暗放，如此“人情”描寫，不是很耐人尋味嗎?
三、奉迎巴結討人情。
勢利眼，乃是社會里一種典型的人情世態。人，一旦得勢，就有人奉迎巴結拍馬屁。楊志得到重用，
“梁中書十分愛惜楊志，早晚與他並不相離，月中又有一分清受，自漸漸地有人來緒識他。”
孟州張都監雖只是假裝賞識、“見愛”武松，外人豈能知道其中奧秘？於是便有人紛紛“送些金銀、財帛、緞匹等件”給武松。再說宋江儘管是囚犯，只因用金銀買來“面目”，竟然也能討得滿營大小官吏公人的歡喜。正是：“世情看冷暖”。
四、隨利而變假人情。
在“金錢能使鬼推磨”的社會里，人面是隨著地位、金錢而不斷變化“逐高低”的。有權有勢有錢時，即是小人也會被捧為聖人；無權無勢無錢時，就是聖人也會被當作小人。前面提到的那個差撥評價林沖的兩段話語就是一個生動突出的實例。再如，何濤對兄弟何清，向來“閒時不燒香”。不理不睬，但一經發覺何清知悉黃泥岡事的線索，可以把自己從搜捕不到“賊人”的困境中解脫出來，即刻就取出銀子，討好兄弟，這何清的“人面”，不就隨著何濤的利害關係而“逐高低”嗎？
另一方面，當一個人處於逆境、或處在不利地位時，也會遭到某些人的“白眼”、譏諷甚至迫害的，像雷橫到勾欄聽說唱，僅僅因為忘記帶了賞錢，便遭到白秀英父女的百般恥笑侮辱，那“雷都頭”頓時成了“驢筋頭”，這世態炎涼，人情冷暖，實在令人吃驚。
總之，世事人情描寫，是反映古代社會，特別是市民生活的一個重要內容，《水滸》的藝術實踐和可貴經驗，很值得我們玩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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