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記》是一個文字遊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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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最初是魯國史書，甚至是東周列國對史書統一的稱呼。

因為當時記史，是這樣的格式：魯某公某年春，有人篡位了；魯某公某年秋，我國與隔壁幹了一架；魯某公某年冬，天降大雪有讀書人聚集起來要求南方供暖；

也就是說史書記事會寫明事情發生的季節，而四季當中又屬“春”“秋”事多，因為夏天太熱，冬天太冷，國家要搞大事情往往趕在春、秋兩季進行。

古人看一本書裡既然那麼多“春”啊“秋”的，那這種書不如就叫《春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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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至聖先師孔子，晚年回魯國做法官（司寇），然而官場不順，處處被人下絆子。

讀書人嘛，生氣也是動口不動手，鬱悶之下只能寫寫書發洩一下，想把政敵對手的那些腌臢齷齪事全部抖落出來。

作為當時最有文化的知識分子，孔子對自己提出了一個很高的要求：這本書不能淪為牢騷罵街書，而要把想講的道理全部寓進真實的歷史事件裡，這樣能才讓人印象深刻（子曰：“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之於行事之深切著明也”），要做到罵了一個人，他還看不懂，甚至拍手稱快。這就是所謂的“春秋筆法”，追求一種“罵人不帶髒”的境界。

於是孔子動手編修了魯國的史書來實現自己的目的，這就是《春秋》。而史書《春秋》過了一遍孔子的手，就不再是史書，而成了儒家的經書（魯人記之則為史，仲尼修之則為經）。這便是身份地位的力量。

而這本《春秋》基本是一部天書，它難讀到了什麼地步呢？“經而無傳，使聖人閉門思十年不能知也。”，就是說《春秋》如果沒有後來《左傳》《公羊傳》和《穀梁傳》為之解釋，就算是聖人關上門苦思十年也不能知道他到底寫了些啥。孔子達成了他的目的，《春秋》幾乎沒人能讀懂，但褒貶自在其中。

這就是“春秋”從魯國古史變成儒家經文的故事。至於再往後，“春秋”繼續演變成一個300年的時代（公元前770年-公元前476年）的名稱，其實也和孔子這部天書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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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的地位如此之高，所以司馬遷寫《史記》，心心念念想要達到的最高成就是“繼《春秋》”。

《史記》在司馬遷寫的時候並不叫《史記》，它叫《太史公書》，因為司馬遷當時繼承他的父親司馬談做了太史令，也稱太史公，太史公寫的書自然就叫《太史公書》。

《太史公書》是在東漢的時候第一次有了《史記》的名字，並被大家認可，之後“太史公書”的名字就默默被替換成了“史記”。

“史記”這個詞比起“春秋”來可謂毫無花哨，它就是字面上的史書、史料的意思。一本史書，還不是官修歷史，直接拿到了“史記”之名，這就像當年新浪微博、騰訊微博、網易微博同時在跑，最後新浪微博拿走了“微博”的域名，從此說起微博就默認指新浪微博，這是什麼榮譽和地位不言而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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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史記”這個名兒還有別的貓膩。你有沒有想過為什麼《太史公書》是以“史記”命名，而不是“史書”、“史料”之類？

《春秋》的高度太難達到，因為它不是單純的史書了，而是一本掛在儒家教主名下的“聖經”，一個刑後餘人搗鼓的《史記》和一個title“大成至聖文宣王”的超級大V寫的《春秋》兩者很難進行“公平較量”。或許司馬遷寫史的高度已超過《春秋》，但限於司馬遷的身份，《太史公書》永遠沒辦法讓天下儒生人手一本，不讀不是中國人。

對於這種超越能力之外的較量，司馬遷的粉絲當然心有不甘。於是他們也耍起了賴皮。大約是後世司馬遷的粉絲太想告慰司馬遷，讓《太史公書》從某種刁鑽的角度達成繼《春秋》的成就，他們玩了一個文字遊戲。

在《史記·卷四十七·孔子世家》有這樣一段話：“

（孔子）乃因史記作春秋，上至隱公，下訖哀公十四年。”說的是孔子參考魯國的歷史記載寫了《春秋》。於是好事者故意把“史記”的名字給了《太史公書》，這樣一來，如果硬要歪解的話，司馬遷甚至都不是繼《春秋》了，直接反過來變成孔子因《史記》作《春秋》了，是孔子在“抄”司馬遷。你說太史公偉哉不偉哉？

這原本是粉絲的一種

精神勝利法，但後世偏偏認可了這本司馬遷嘔心瀝血14年作品的《史記》之名，那就是另一種說法了，賴皮就成了加冕。粉絲的心機最終讓司馬遷對孔子的追星生涯走向巔峰，這樣的結果不是司馬遷不想謙虛，實在是實力不允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