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又寧、安友仲:“身經百戰”的兩位援鄂專家組組長做了這些思考

劉又寧、安友仲:“身經百戰”的兩位援鄂專家組組長做了這些思考

“如武漢需要,我可以去!”

——劉又寧

刘又宁、安友仲:“身经百战”的两位援鄂专家组组长做了这些思考

劉又寧教授與解放軍總醫院第一醫學中心重症監護病房(ICU)主任、軍隊援鄂專家組副組長宋青教授合影

兩個多月以前的2月9日,解放軍總醫院第一醫學中心呼吸感染與機械通氣權威專家、軍隊援鄂專家組組長劉又寧從北京趕到了武漢第一線。“時任解放軍總醫院院長突然打來電話向我詢問身體怎麼樣。直覺促使我洞悉了院長來電的真實意圖,馬上回答:‘如武漢需要,我可以去!’”2個小時後,今年已經75歲的劉又寧,踏上了去往武漢的行程。17年前,劉又寧教授確診並報告了北京市第一例SARS患者,並在後來的抗擊SARS疫情期間,擔任解放軍專家組副組長。後來組長被SARS病毒感染了,他就全權負責具體工作。那段時期,劉又寧教授面對面診療過的SARS患者,就有100多人,北京市被感染的部分醫務人員的搶救,他都參加了。

“遇到疫情,說不怕是假的,但作為醫生,你就是吃這碗飯的,所以保持平常心,做好本分事,做好細節。”

——安友仲

刘又宁、安友仲:“身经百战”的两位援鄂专家组组长做了这些思考

安友仲教授返京前在武漢機場

4月6日, 來自北京的557名國家援鄂醫療隊隊員平安返京,北京大學赴武漢醫療隊專家組組長、北京大學人民醫院重症醫學科主任安友仲教授也是其中之一,他參加過大大小小的公共衛生事件支援、應急救援等已經很多次了,包括2003年的抗擊“非典”,用他的話說是一名“老運動員”。這次出發去武漢時,他已經做了一些思想準備,以為1個多月應該能回來,沒想到最後在武漢呆了66天。

目前,國內疫情得到有效控制,復工復產正有序進行,此時,回顧兩個月來的一線“抗疫”工作,這兩位“身經百戰”的援鄂專家組組長有哪些思考和經驗總結?

疫情何時能取得勝利?

我們既不能鬆勁,也不必驚慌,要做好疫情長期化、常態化的充分心理準備,一定要無比珍惜前一段“全民戰爭”所取得的來之不易的成果,繼續堅持不懈,直到取得最後勝利。

劉又寧:對疫情的評估有各種各樣的說法,最樂觀的說今年4月底就能得到控制,最悲觀的卻說4月底全球會有超過1億人被感染。這些都是基於不同的數學模型得出的結論。但畢竟人算不如天算,最可能的轉歸是怎樣呢?

首先,越來越多的證據說明,不同於SARS病毒,新型冠狀病毒受溫度影響較小,不可能隨夏天的到來而突然消失,因為季節相反的南北兩半球同時在發病,南半球的病例也在逐步增多。

其次,新型冠狀病毒傳播途徑多樣複雜,有密切接觸、飛沫和氣溶膠等方式;傳播源隱蔽難以被發現,潛伏期及無症狀感染者都具有一定傳染性。

最後,也是最重要的就是目前全世界已有200多個國家有病例報告,我國雖已基本控制,但其他國家的拐點甚至發病高峰尚未到來。

在人類命運共同體的今天,我們很難獨善其身,輸入病例是無法徹底避免的。

“不論輕重,該病最基本、最重要的治療仍應以氧療、呼吸支持治療為主,藥物治療多數尚處於試用階段。為避免藥物性損傷,應儘量減少不必要和療效可疑藥物的應用,特別對於那些多病共患、多重用藥的老年患者”。

如何評價腎上腺皮質激素的應用?

劉又寧:對於病毒感染推薦應用激素,在國外是一個廣受詬病的話題。不同類型的病毒可能有所區別。國內大樣本的研究證明,對於流感,小劑量激素無任何幫助,大劑量反而有害。在總結SARS教訓的基礎上,對於新型冠狀病毒病,幾乎所有的方案都規定了較嚴格的適應證,強調短療程、劑量適當、反對大劑量衝擊療法。所以我們不必擔心這次還會出現嚴重的激素相關後遺症。在實踐中我看到過臨床確實有效的病例,也看到過依SARS經驗“本應”有效卻無效的患者。

刘又宁、安友仲:“身经百战”的两位援鄂专家组组长做了这些思考

在國家、軍隊專家研討會上,劉又寧教授與首都醫科大學附屬朝陽醫院童朝暉教授合影

抗病毒藥起到作用了嗎?

劉又寧:無論新老病毒,特效有針對性抗病毒藥物的研發目前仍然是一個世界性的難題。對於新型冠狀病毒這一全新的病毒,是不能期望短時間內就研發出特效藥來的。

目前正在臨床試用的藥物,大多是已上市的抗流感、抗瘧疾、抗艾滋病等藥物。小樣本開放試驗結果只看到核酸轉陰較快,但沒有一個藥能被令人信服地證實,能夠阻止輕型患者轉為重症或能夠降低重症患者的病死率。曾被稱作“人民的希望”的抗埃博拉病毒藥物瑞德西韋,雖然有比較完整的實驗設計,但目前也面臨入選患者不足的問題,因入組停滯,中國針對重症患者的研究已停止。對輕至中度患者的研究還在進行中。其實,瑞德西韋是在激烈爭論條件下獲得了特殊優待,對一個尚未在任何國家上市的藥物,破天荒地被批准免作Ⅰ期安全性試驗,直接進入了Ⅱ期臨床。本人對瑞德西韋的前景並不十分看好,很可能與其他正在臨床試用的抗病毒藥物效果只是大同小異而已。

安友仲:到目前為止,還沒有一個真正的有規模的隨機對照試驗(RCT)證實抗病毒藥物的效果。比如克力芝(洛匹那韋/利托那韋)和氯喹在國家方案裡也只是說“試用”,就是因為沒有研究證實它們的確切療效,而且在使用過程中還會出現一些不良反應。目前80%以上的患者是輕症或普通型,這類患者你不給他抗病毒藥物,靠自身免疫力和一些支持治療,可能病毒也會轉陰,所以到底是不是藥物的作用,我們還缺乏特別強有力的證據。究竟哪種藥物有效,我沒有特別的經驗去評價,但有一個事實是,新冠肺炎患者中危重患者、器官損害嚴重的患者比例不多,所以其實保持良好心態,不過分焦慮恐慌,讓身體的免疫功能、器官功能處於一個好的狀態很重要。

細胞因子風暴與單克隆抗體

劉又寧:細胞因子風暴在新型冠狀病毒病中,只是表象,還是本質,目前尚不清楚。細胞因子種類繁多,哪個最重要、起最關鍵的作用也不清楚。我認為,除常見的炎性細胞因子外,在新型冠狀病毒病中,D二聚體(D-Dimer)、腦鈉肽(BNP)都可能是相關細胞因子。因為它們的升高與臨床凝血功能、有無心力衰竭等並不一致,而與新型冠狀病毒病的嚴重程度明顯相關。對於眾多細胞因子同時升高,選擇恰當時機合理應用激素在理論上會有效。但只針對一種細胞因子,例如針對白介素-6 (IL-6)的託珠單抗的效果就非常可疑,雖然已批准試用,但臨床上並沒有看到確切的療效。

做好重症患者的器官支持

避免進一步損害

很重要的一點就是,在早期在為患者提供支持的時候,就要想著怎樣能夠不讓器官受到進一步的損害,不能在病毒感染的“雪”上再加上治療的“霜”。

安友仲:首先要“揀傷分類”,給患者分級,“非典”的時候我們也是這麼做的。患者收進來以後,查體、寫病案、彙總、分析,你得知道患者的病情是輕是重,然後總結這些患者的表現有什麼特點,病情有什麼規律。一開始我們也不知道疾病的特點,所以這些都是我們一開始要做的,再根據這些特點討論出一個救治規範,大家儘量按照同一個標準去救治。

方艙醫院實現了“應收盡收”後,重症救治就由我們完成,做好重症患者的器官支持。其實重症患者到了後期,好多病毒核酸都轉陰了,我們的救治大多是針對患者已經損傷的器官功能,而不是針對病毒的感染。所以很重要的一點就是,在早期在為患者提供支持的時候,就要想著怎樣能夠不讓器官受到進一步的損害,不能在病毒感染的“雪”上再加上治療的“霜”。

在救治患者時,我們希望能夠積極地機械通氣,積極地插管,甚至積極地ECMO(體外膜肺氧合),但一定要做自己有把握的事情,一定要保證做了插管或機械通氣以後,患者的喘氣變慢了,氧合改善了,循環負擔減輕了。這需要醫生和護士能夠實時監測患者的情況,隨時調整呼吸機參數(比如患者吸痰後、呼吸喘上來後),否則就成了“人機對抗”。這其實又涉及到醫學教育與培訓的問題。

安友仲:這次疫情,全世界都因為一個傳染病被鬧得“雞犬不寧”。我們接下來要怎麼做?要強調“預防勝於治療”,醫院不是衛生事業的主體,只是整個“大健康”中的一個環節,怎麼樣能夠把預防、把整個大健康的體系做出來,做好全民健康,這些應該思考。同時要思考醫學教育的問題,儘量縮小不同級別醫院的醫生水平和醫療水平的差距,實現同質化

刘又宁、安友仲:“身经百战”的两位援鄂专家组组长做了这些思考

返京後,安友仲教授(黑色衣服)與一起接受集中醫學觀察的醫療隊員在戶外活動

做醫生要有付出,要有擔當

“人在做,天在看”,你做得好,自然會有社會對你的褒獎。

安友仲:對我而言,雖然已經“打過大大小小十餘仗”,但確實沒有這麼規模空前的,全國4萬多醫務人員援助一個地方。

一場疫情下來,大家對醫務人員都特別感激,我們離開武漢的時候,老百姓夾道相送,警車護送,領導在機場送別,國航還給我們準備了小禮物和自己準備的舞蹈。我真是覺得規格太高了。受到這樣的禮遇,可以說此生不枉入華夏,此生不枉為醫生了。

特別是年輕的同志,他們經歷了疫情,看到了老百姓對醫生髮自內心的感激,看到了國家對醫務人員的各種體恤,他們會明白,做醫生要有付出,要有擔當,我們說“人在做,天在看”,

你做得好,自然會有社會對你的褒獎。我想他們經過這一回以後,應該會思考要怎樣去做一名醫生。

安友仲教授4月6日返京落地後由感而發,賦詩一首,也分享給大家。

白袍入漢披銀雪,鮮衣返京相慰喧。

長江漢江曾拜水,雷神火神亦參山。

身經多戰尋常事,清心明志意猶酣。

寰球共運同涼熱,家國齊報羨田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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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又宁、安友仲:“身经百战”的两位援鄂专家组组长做了这些思考
刘又宁、安友仲:“身经百战”的两位援鄂专家组组长做了这些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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