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又宁、安友仲:“身经百战”的两位援鄂专家组组长做了这些思考

刘又宁、安友仲:“身经百战”的两位援鄂专家组组长做了这些思考

“如武汉需要,我可以去!”

——刘又宁

刘又宁、安友仲:“身经百战”的两位援鄂专家组组长做了这些思考

刘又宁教授与解放军总医院第一医学中心重症监护病房(ICU)主任、军队援鄂专家组副组长宋青教授合影

两个多月以前的2月9日,解放军总医院第一医学中心呼吸感染与机械通气权威专家、军队援鄂专家组组长刘又宁从北京赶到了武汉第一线。“时任解放军总医院院长突然打来电话向我询问身体怎么样。直觉促使我洞悉了院长来电的真实意图,马上回答:‘如武汉需要,我可以去!’”2个小时后,今年已经75岁的刘又宁,踏上了去往武汉的行程。17年前,刘又宁教授确诊并报告了北京市第一例SARS患者,并在后来的抗击SARS疫情期间,担任解放军专家组副组长。后来组长被SARS病毒感染了,他就全权负责具体工作。那段时期,刘又宁教授面对面诊疗过的SARS患者,就有100多人,北京市被感染的部分医务人员的抢救,他都参加了。

“遇到疫情,说不怕是假的,但作为医生,你就是吃这碗饭的,所以保持平常心,做好本分事,做好细节。”

——安友仲

刘又宁、安友仲:“身经百战”的两位援鄂专家组组长做了这些思考

安友仲教授返京前在武汉机场

4月6日, 来自北京的557名国家援鄂医疗队队员平安返京,北京大学赴武汉医疗队专家组组长、北京大学人民医院重症医学科主任安友仲教授也是其中之一,他参加过大大小小的公共卫生事件支援、应急救援等已经很多次了,包括2003年的抗击“非典”,用他的话说是一名“老运动员”。这次出发去武汉时,他已经做了一些思想准备,以为1个多月应该能回来,没想到最后在武汉呆了66天。

目前,国内疫情得到有效控制,复工复产正有序进行,此时,回顾两个月来的一线“抗疫”工作,这两位“身经百战”的援鄂专家组组长有哪些思考和经验总结?

疫情何时能取得胜利?

我们既不能松劲,也不必惊慌,要做好疫情长期化、常态化的充分心理准备,一定要无比珍惜前一段“全民战争”所取得的来之不易的成果,继续坚持不懈,直到取得最后胜利。

刘又宁:对疫情的评估有各种各样的说法,最乐观的说今年4月底就能得到控制,最悲观的却说4月底全球会有超过1亿人被感染。这些都是基于不同的数学模型得出的结论。但毕竟人算不如天算,最可能的转归是怎样呢?

首先,越来越多的证据说明,不同于SARS病毒,新型冠状病毒受温度影响较小,不可能随夏天的到来而突然消失,因为季节相反的南北两半球同时在发病,南半球的病例也在逐步增多。

其次,新型冠状病毒传播途径多样复杂,有密切接触、飞沫和气溶胶等方式;传播源隐蔽难以被发现,潜伏期及无症状感染者都具有一定传染性。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就是目前全世界已有200多个国家有病例报告,我国虽已基本控制,但其他国家的拐点甚至发病高峰尚未到来。

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今天,我们很难独善其身,输入病例是无法彻底避免的。

“不论轻重,该病最基本、最重要的治疗仍应以氧疗、呼吸支持治疗为主,药物治疗多数尚处于试用阶段。为避免药物性损伤,应尽量减少不必要和疗效可疑药物的应用,特别对于那些多病共患、多重用药的老年患者”。

如何评价肾上腺皮质激素的应用?

刘又宁:对于病毒感染推荐应用激素,在国外是一个广受诟病的话题。不同类型的病毒可能有所区别。国内大样本的研究证明,对于流感,小剂量激素无任何帮助,大剂量反而有害。在总结SARS教训的基础上,对于新型冠状病毒病,几乎所有的方案都规定了较严格的适应证,强调短疗程、剂量适当、反对大剂量冲击疗法。所以我们不必担心这次还会出现严重的激素相关后遗症。在实践中我看到过临床确实有效的病例,也看到过依SARS经验“本应”有效却无效的患者。

刘又宁、安友仲:“身经百战”的两位援鄂专家组组长做了这些思考

在国家、军队专家研讨会上,刘又宁教授与首都医科大学附属朝阳医院童朝晖教授合影

抗病毒药起到作用了吗?

刘又宁:无论新老病毒,特效有针对性抗病毒药物的研发目前仍然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对于新型冠状病毒这一全新的病毒,是不能期望短时间内就研发出特效药来的。

目前正在临床试用的药物,大多是已上市的抗流感、抗疟疾、抗艾滋病等药物。小样本开放试验结果只看到核酸转阴较快,但没有一个药能被令人信服地证实,能够阻止轻型患者转为重症或能够降低重症患者的病死率。曾被称作“人民的希望”的抗埃博拉病毒药物瑞德西韦,虽然有比较完整的实验设计,但目前也面临入选患者不足的问题,因入组停滞,中国针对重症患者的研究已停止。对轻至中度患者的研究还在进行中。其实,瑞德西韦是在激烈争论条件下获得了特殊优待,对一个尚未在任何国家上市的药物,破天荒地被批准免作Ⅰ期安全性试验,直接进入了Ⅱ期临床。本人对瑞德西韦的前景并不十分看好,很可能与其他正在临床试用的抗病毒药物效果只是大同小异而已。

安友仲: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个真正的有规模的随机对照试验(RCT)证实抗病毒药物的效果。比如克力芝(洛匹那韦/利托那韦)和氯喹在国家方案里也只是说“试用”,就是因为没有研究证实它们的确切疗效,而且在使用过程中还会出现一些不良反应。目前80%以上的患者是轻症或普通型,这类患者你不给他抗病毒药物,靠自身免疫力和一些支持治疗,可能病毒也会转阴,所以到底是不是药物的作用,我们还缺乏特别强有力的证据。究竟哪种药物有效,我没有特别的经验去评价,但有一个事实是,新冠肺炎患者中危重患者、器官损害严重的患者比例不多,所以其实保持良好心态,不过分焦虑恐慌,让身体的免疫功能、器官功能处于一个好的状态很重要。

细胞因子风暴与单克隆抗体

刘又宁:细胞因子风暴在新型冠状病毒病中,只是表象,还是本质,目前尚不清楚。细胞因子种类繁多,哪个最重要、起最关键的作用也不清楚。我认为,除常见的炎性细胞因子外,在新型冠状病毒病中,D二聚体(D-Dimer)、脑钠肽(BNP)都可能是相关细胞因子。因为它们的升高与临床凝血功能、有无心力衰竭等并不一致,而与新型冠状病毒病的严重程度明显相关。对于众多细胞因子同时升高,选择恰当时机合理应用激素在理论上会有效。但只针对一种细胞因子,例如针对白介素-6 (IL-6)的托珠单抗的效果就非常可疑,虽然已批准试用,但临床上并没有看到确切的疗效。

做好重症患者的器官支持

避免进一步损害

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在早期在为患者提供支持的时候,就要想着怎样能够不让器官受到进一步的损害,不能在病毒感染的“雪”上再加上治疗的“霜”。

安友仲:首先要“拣伤分类”,给患者分级,“非典”的时候我们也是这么做的。患者收进来以后,查体、写病案、汇总、分析,你得知道患者的病情是轻是重,然后总结这些患者的表现有什么特点,病情有什么规律。一开始我们也不知道疾病的特点,所以这些都是我们一开始要做的,再根据这些特点讨论出一个救治规范,大家尽量按照同一个标准去救治。

方舱医院实现了“应收尽收”后,重症救治就由我们完成,做好重症患者的器官支持。其实重症患者到了后期,好多病毒核酸都转阴了,我们的救治大多是针对患者已经损伤的器官功能,而不是针对病毒的感染。所以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在早期在为患者提供支持的时候,就要想着怎样能够不让器官受到进一步的损害,不能在病毒感染的“雪”上再加上治疗的“霜”。

在救治患者时,我们希望能够积极地机械通气,积极地插管,甚至积极地ECMO(体外膜肺氧合),但一定要做自己有把握的事情,一定要保证做了插管或机械通气以后,患者的喘气变慢了,氧合改善了,循环负担减轻了。这需要医生和护士能够实时监测患者的情况,随时调整呼吸机参数(比如患者吸痰后、呼吸喘上来后),否则就成了“人机对抗”。这其实又涉及到医学教育与培训的问题。

安友仲:这次疫情,全世界都因为一个传染病被闹得“鸡犬不宁”。我们接下来要怎么做?要强调“预防胜于治疗”,医院不是卫生事业的主体,只是整个“大健康”中的一个环节,怎么样能够把预防、把整个大健康的体系做出来,做好全民健康,这些应该思考。同时要思考医学教育的问题,尽量缩小不同级别医院的医生水平和医疗水平的差距,实现同质化

刘又宁、安友仲:“身经百战”的两位援鄂专家组组长做了这些思考

返京后,安友仲教授(黑色衣服)与一起接受集中医学观察的医疗队员在户外活动

做医生要有付出,要有担当

“人在做,天在看”,你做得好,自然会有社会对你的褒奖。

安友仲:对我而言,虽然已经“打过大大小小十余仗”,但确实没有这么规模空前的,全国4万多医务人员援助一个地方。

一场疫情下来,大家对医务人员都特别感激,我们离开武汉的时候,老百姓夹道相送,警车护送,领导在机场送别,国航还给我们准备了小礼物和自己准备的舞蹈。我真是觉得规格太高了。受到这样的礼遇,可以说此生不枉入华夏,此生不枉为医生了。

特别是年轻的同志,他们经历了疫情,看到了老百姓对医生发自内心的感激,看到了国家对医务人员的各种体恤,他们会明白,做医生要有付出,要有担当,我们说“人在做,天在看”,

你做得好,自然会有社会对你的褒奖。我想他们经过这一回以后,应该会思考要怎样去做一名医生。

安友仲教授4月6日返京落地后由感而发,赋诗一首,也分享给大家。

白袍入汉披银雪,鲜衣返京相慰喧。

长江汉江曾拜水,雷神火神亦参山。

身经多战寻常事,清心明志意犹酣。

寰球共运同凉热,家国齐报羡田园。

//////////

刘又宁、安友仲:“身经百战”的两位援鄂专家组组长做了这些思考
刘又宁、安友仲:“身经百战”的两位援鄂专家组组长做了这些思考


分享到:


相關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