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兆豐，跳出體制內的經濟學“網紅”

薛兆豐，“得到”的最好的品牌代言人，他的《薛兆豐的經濟學課》是“得到”最火的課程。目前有41萬人訂閱，累計收入超過6000萬元。以基於此課程而形成的著作《薛兆豐經濟學講義》在豆瓣評分8.6，併成為2018年度暢銷書之一，被稱為普通人學習經濟學最好的教材。

薛兆豐

在我身邊有很多人學習過《薛兆豐的經濟學課》，但是很多人學習到一半就停下來了。其中一個很無厘頭的原因竟然是薛兆豐在《奇葩說》第五季導師，他們都去追《奇葩說》去了，相對枯燥的經濟學課。薛兆豐在《奇葩說》的言論更加精彩，更加貼近普通人的生活。

薛兆豐現在也辭去了北大老師的職務，跳出體制內，成為了一名“網紅”，一個給普通人佈道的經濟學人。

一、“網紅”薛兆豐面對的A面和B面

其實薛兆豐的言論一直備受爭議。他曾經說過，他被人罵的最狠的有兩件事：

第一件事：春運火車票事件。他曾說過“火車票提價的幅度還不夠高！理由顯而易見—因為黑市仍然猖獗。黑市猖獗，表明車票的定價偏低，所以炒賣車票才有利可圖。”、“是乘客引來了黃牛黨。”、“黃牛黨其實也很可憐”。這引起了一眾趕著春運回家的人對他的謾罵，認為他把春運火車票緊張產生的原因歸結在普通老百姓的身上，推導出票價太低的結論來。是替鐵路壟斷部門幫忙說話。

第二件事：提出資本是弱者觀點。他說過“資本是弱者”，目前是“勞動力剝削資本”，“資本家們也因此過著屈辱的生活”，被大眾說他這是在為那些剝削人們血汗的資本家在辯護。

這兩件事讓薛兆豐站在了普通老百姓的對立面上，認為他只替強者說話而不替弱者發聲。

而居於廟堂之上的經濟學家們也對薛兆豐有意見。

第一、認為薛兆豐經濟學水平有限。首先質疑的是他的博士論文，“總共100多頁，文獻綜述70頁，而自己只是做了個簡單的經濟學模型試驗，模型搭建介紹又寫了10多頁，真正結論也就3、4頁”。有網友總結了這個質疑：“千言萬語就是一句話，做學問得有paper，沒paper叫做學問？按照中國人對“家”的認知，還應當是有很多paper。”

第二、認為他做的知識付費叛離了一個經濟學人的初衷。他的原同事汪丁丁說：“能夠與金錢和權力交換的知識，必定是三流的，因為表達方式不可能繼續忠於只有一流知識才可表達的那種重要性感受。”

這就是“網紅”薛兆豐的A面和B面，一邊被大眾痛罵，一邊被同行們鄙視。這種夾雜太多道德對錯的冷言冷語，薛兆豐卻輕鬆面對。他曾經說過，經濟學是一門複雜而沒有明確判斷標準的學問。同樣道德不能去約束經濟學，就像地球自轉一樣，不能因為人們討厭夜晚，就痛罵地球不該自轉。

二、薛兆豐對待經濟的“學”與“術”

馬東在奇葩說曾經說過：“在我心裡面，薛兆豐教授，就是這個時代應該有的知識分子的樣子。”同樣，馬東也評價過郭德綱，說他在相聲領域“驚為天人”。其實郭德綱和薛兆豐一樣，把一個放置的廟堂上的吃灰的東西搬下來，供大眾享用。

郭德綱在一次相聲裡面曾經說個，“藝術”這個詞要分開看，“藝”是指的你學會並精通這門才藝；“術”就是指方法，就是如果將你掌握的“藝”分享給大眾的方法。兩者缺一不可。

郭德綱

而薛兆豐其實也將經濟學作為一門“學術”，“學”指的是的研究透經濟學的各種理論，模型、方法。而“術”是如何將這些經濟學裡複雜概念、模型、公式轉變為平常人一看就懂的故事。只有這樣，經濟學才能在大眾裡面普及開。

薛兆豐是成功的，而與此對比的是著名經濟學家茅於軾老先生也曾創建了一個叫做“人文經濟學會”的組織，這個組織初衷也是面向普通大眾普及經濟學知識。可是現在人們誰知道這個組織？一群經濟學大佬參與“人文經濟學會”幹不過一個薛兆豐。其實說到底他們只掌握了經濟的“學”，而不會“術”。

茅於軾

有句話說，“劫自己的富，濟別人的貧。”可這樣真的解決問題了嗎？從“人文經濟學會”的失敗可以看出，只有“學”沒有“術”，即使你把自己的富弄到傾家蕩產也不能濟大眾的貧。而經濟學認為商業才是最大的慈善，所以薛兆豐成功了。

三、成為“網紅”後的薛兆豐該怎麼走下去

“網紅”壽命其實很短，有份數據統計，一般娛樂界的“網紅”平均壽命為2年，而上點檔次的“知識”也就5年左右。薛兆豐從他的經濟學課2017開課到現在剛剛2年，那他的應該怎麼繼續走下去。

按照薛兆豐的性格，他的理想不是想成為“網紅”這麼簡單。就像他認為在同一個時間維度來分析經濟學現象比較簡單，時間變化越就是經濟現象越難分析一樣。

唯一確定的是薛兆豐還會一直行走在江湖，像當年孔夫子周遊列國一樣，作為一個佈道者，去向大眾普及經濟學的知識。當然，他是要收費的，因為“商業才是最大的慈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