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文人墨客特別多，與國家政治政策密切相關，但政治卻不是影響文學發展的唯一要素，宋朝文人之多、文學之盛也與國家文化的繁榮、開明的文化環境、工業的發達、教育的重視等有關。
重文抑武的國策
公元960年，唐朝末年，趙匡胤利用手中的兵權，發動了陳橋兵變，建立了宋王朝，在這之後的20多年裡，宋朝先後平定後蜀、南唐、北漢等割據的政權，結束了唐末以來的分裂局面，基本實現了國家的統一。但是宋朝開國皇帝趙匡胤鑑於唐朝的藩鎮教訓，不再以武官為首保衛王朝，而是採用崇文抑武的基本國策。
在宋太祖趙匡胤登上皇位的第二年，他就用”杯酒釋兵權“的妙計，解除了禁兵統帥石守信的兵權，冊封他們為節度使，以根除這些重要的將領格局叛亂的可能性。而且，宋太祖採用文人治國的方式，當時的宰相、樞密使等職位，相當於現在的國家總理和國防部部長都是由文人擔任的，這些文人多通過科舉考試，成為國家重臣。宋真宗時的晏殊、宋仁宗時的歐陽修、范仲淹等文人騷客都是通過科舉考試入官，可見宋朝當時對文人的重視。
宋朝有著高度繁榮的文化，文化的興盛對詩文的發展影響非常大，這也就導致宋代的文人墨客很多，其中唐宋八大家中就有七位出自宋朝，可見宋朝文人墨客數量之多。
宋史學家張邦煒先生對宋朝的評價是“積貧積弱”，而對漢朝、唐朝的評價卻是“盛世繁華”，這樣一個評價也是多從宋朝在武功上的表現，遠遠不如漢唐，但若問及宋朝文化的繁榮，卻是沒幾個朝代相比。
程朱理學影響宋朝文學發展
理學思想是以朱熹、程穎為代表的士大夫，主張孔子的儒家思想，採用中庸之道治國。宋朝的社會生活比較自由，當時的文學風氣也比較的活潑，即使是詩詞中多豔詞的歐陽修都能得到晏殊的賞識，讓其以榜眼的的身份入朝為官，足以見得宋朝對詩詞歌賦的重視。
據傳，宋仁宗時，很喜歡一個文人的詩詞歌賦，其文章大多針砭時弊，對宋朝的發展有著一定的借鑑意義，而且也有很多的朝廷官員舉薦，但是後來得知這位文人主張推翻孔子的思想。仁宗和官員們聽聞此事，便打消了封其為官的想法，任由其在社會上寫寫文章，發發牢騷。
這一案例，也能看出宋朝對程朱理學的重視。
開明的文化環境
宋朝主張仁愛治國，這與宋太祖在建立宋朝之初所立的誓言有關。建國之初，宋太祖攜子嗣在宗廟立下誓約，告誡子孫，不得誅殺上書言事的人，在這個誓約的約束下，宋王朝的文臣庶民嘴上議論國政，哪怕出言不遜，一般來說是不用擔心被砍頭的，一旦有這樣一個保障，敢於直諫的人就多了起來。
蘇轍作為唐宋八大家之一，他年輕氣盛的時候，在科舉考試的策論中，才敢批評宋仁宗“好色“。稱其：
宮中貴妃已至千數，歌舞飲酒，歡樂失節。
而宋仁宗閱卷後，不知是不是很生氣，但他不能將蘇轍抓起來治罪，還得承認蘇轍說得好，授予他官職。兩宋三百餘年，除了一二例外，確實極少有士大夫因為上書言事、發表議論而被朝廷羞辱、殺戮。
反觀明清時期，受“文字獄”牽連而被皇帝砍腦袋的人，可是數以萬計的。
文以載道盛行，文人寄情於詩文
宋代的文人作為朝堂上的官員，他們有著強烈的使命感，十分注重詩文的教化功能，中國愛國詩詞來源於宋朝，提及愛國詩人，我們都能想到文天祥《過零丁洋》“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青照汗青”中為國盡忠的決心，也能看到陸游《示兒》“王師北定中原日，家祭無忘告乃翁 ”的至死不渝，更有岳飛懷著對民族的深仇大恨寫成的《滿江紅》。
宋朝一直強調文人把自己對社會的見解寫入詩詞，被世人所知，並且表示自己對國家政事的關切。這一點也是繼承了唐代白居易、杜甫對民生疾苦的擔憂，如王安石在《桂枝香·金陵懷古》中寫道：
念往昔、繁華競逐。嘆門外樓頭，悲恨相續。千古憑高對此，謾嗟榮辱。六朝舊事隨流水，但寒煙、芳草凝綠。至今商女，時時猶唱，後庭遺曲。
王安石用李商隱的“商女不知亡國恨”典故，來警戒當今的皇室時刻不能過於崇尚繁榮，而是要關注民生疾苦，天下蒼生方為正道。
印刷業和教育業空前繁榮
中國的印刷術發明於唐代，興盛於宋代，宋代公私科書業十分興盛，這說明在宋初印刷書籍不僅僅是歸屬朝廷所有，很多商人也可以印刷書籍，這種情況下導致宋朝的書籍流通範圍十分廣闊，且不說官員家藏書之多，可能私人藏書上萬卷。
最近的熱播劇《清平樂》中，劇中很多人拿的書皆為印刷體，很多人以為是劇組不用心，露了馬腳，卻沒想到宋代印刷體的繁榮，宮中富貴，豈有不緊跟時代步伐的道理？
此外，宋代的教育業十分的發達，大到國家，小到縣級，不論多麼不起眼的地方，都可有辦立書院、學校等，國家推行讀書政策，私人也願意去辦書院，如白鹿洞書院就是私人所辦，南宋理學家朱熹後來又對白鹿洞書院做了教規，借鑑書院的規模和辦學特點，該書院影響後世百年，享譽海內外。
宋朝文人墨客之多，是宋朝對文人重視的結果，宋朝皇帝主張中庸之道，以仁對人，文化環境十分開明，朝廷鼓勵大力發展工商業，印刷業繁榮，教育業發達，這些因素都是宋代文人墨客增多的原因。
作者：蔡小記
閱讀更多 麥穗日記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