貴族已死
小時候，每年約有一個禮拜之久，我都會成為美國某沒落貴族的一員。
有時在聖誕前後——但更多是在 7 月 4 號那天，我們一家會前往祖父母設在芝加哥、棕櫚灘或阿什維爾的鄉村俱樂部小住。那兒的自助式早餐堪稱饕餮盛宴，而祖父又樂意擔任一位好客和藹的主人。他每每備著一個熟悉的故事，並且鮮少會錯過任何一個對我們進行溫和指導的機會。
十一二歲時，從他噴吐而出的雪茄煙霧中，我獲悉我們之所以能享受如此豐足的度假周，都要歸功於曾祖父羅伯特·W·斯圖爾特上校，一位曾受命於羅斯福的莽騎兵（注：莽騎兵，Rough Riders，美西戰爭中第一批自願騎兵隊的別號，羅斯福是其組織者）。
此人於上世紀二十年代的某一天成為印第安那標準石油公司的董事長，從此發了家。另外我還被告知，出於某些年代久遠而令人費解的爭議，洛克菲勒家族成了我們家的死敵。然而直到很久之後我才明白，關於那位上校的故事以及他與石油巨頭間的恩怨糾葛，其實遠非事實。
度假周快結束時我們便會打道回府。
當時我家的現實情況是這樣：我們一段時間要棲息在衝勁十足的中產世界，一段時間要輾轉於美國設在各地的軍事基地並寄居於其周圍的各色社區（譯者注：根據作者在本文及其個人網站上的介紹，他是出生在夏威夷的火奴魯魯。當時父親已經是海軍陸戰隊設在當地的一名軍官。童年時，每三四年他就要隨家人遷徙一次，加州、佛州、華盛頓……住所不定）。
然而，隨著年齡漸長，國慶節吃豪華午餐的排場以及所謂的橋牌禮儀都變得有點可笑甚至可惡起來——就好比某些人才剛嶄露頭角，大家就要給他舉辦個沒完沒了的生日派對一樣。
我所屬的新一代們相信，成功來自成就/價值/功績的累積。於我們，不外乎就是：分數、等級、有競爭力的簡歷、在棋類和球類運動中獨霸一方的能力，以及自食其力——對我來說，這就意味著要幫鄰居打雜、給快餐店打工，以及為完成學業而不斷贏取獎學金。沒錯，我天生優勢多多，但錢卻不是其中一項。
而現在，我已經成了新貴族的一員（雖然我們自以為沒有靠祖上蔭庇）。而如果你是《大西洋月刊》的典型讀者，你可能也是我們中的一員。
可以肯定的是，我所屬的這個新群體有諸多值得欽羨之處；出於某些待會兒即將闡述的理由，我願意稱這一群體為“獨特的 9.9%”。我們放棄了舊的著裝規範；我們信奉事實；並且（在某種程度上）我們在膚色和種族上更加多樣化了。總之像我這樣的人，我們對早年統治階層之生活的記憶已經模糊，我們已成為當今社會的例外，而不再是常規。
社會學也好，金融學也罷，不管是以這兩套學科的哪種標準來衡量，加入我們都是件好事。而投胎做我們的後代就更好了。因為，無論是在健康、家庭生活、人脈還是在教育水平上（金錢就更不用說了），我們都在碾壓來自下層的競爭。
不過我們也確實有盲點，那就是：對於本階層的變化有多快、最終的歸宿將如何，我們似乎是最後的知情者。
精英階層已掌握了以犧牲他人後代為代價的、鞏固財富和傳遞特權的老把戲。在這個財富日益集中的時代，我們並不是無辜的旁觀者。相反，在這個經濟被慢慢扼殺、政治穩定被慢慢破壞、民主被慢慢侵蝕的過程中，我們是主要的幫兇。
9.9%，故作韜隱的魅力
首先，讓我們來談談錢。在美國，有一個婦孺皆知的故事是這麼講的：不平等現象正日益加劇，而罪魁禍首是化石燃料界的富豪、華爾街的肥貓、乳臭未乾的科技兄弟，以及其他位於金字塔尖的那 0.1%。至於那剩下的99.9%，亦即所謂的“人民”或“中產階級”，他們是無辜者。
故事的主要內容很簡單，說得也有一定道理，但在角色理解和情節想象上卻犯了根本性的錯誤。
沒錯，在過去的半個世紀裡，在那財富日益集中的過程中，最大的贏家的確是那些位列前 0.1% 的人。根據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經濟學家伊曼紐爾·賽斯和加百列·祖克曼的數據，2012 年，這一群體中約有16萬戶家庭掌握著全美財富的 22%，遠遠超出了 1963 年的 10%。而如果你打算募集政治獻金，那也只能在這 0.1% 的人尖兒裡找到金主。
相對而言，這群人所握的每塊蛋糕都來自下層人之手。準確來說，是底端 90% 的人的那部分人不情願地鬆了手。20 世紀 80 年代中期曾是他們的巔峰時期，那時這一群體尚擁有全美 35% 的財富。然而30年後，這一數字下降了12個百分點——恰好能對上那0.1% 之人的財富佔有率的增幅。
而處於中間層的那 9.9% 表現最好。一個又一個十年過去了，財富大餅越積越大，他們卻始終保持著最初的佔有率。但是請注意，作為一個整體，它實際佔有的財富比其他兩層人的加起來還要多。在下圖中，這一階層的財富佔有率是由黃金線代表的，高而穩定，而另外兩個階層的則起伏不平。我所謂的新貴族就處於這條黃金線上。我們就是這 9.9%。
三個階層的曲線故事 9.9% 的人佔據了全美最多的財富
那我們這 9.9% 到底是一群什麼角色呢？
我們大多數人不像那些舌燦蓮花的政治操縱者。我們是一群彬彬有禮、身著法蘭絨的律師、醫生、牙醫、中層投資銀行家、有著晦澀頭銜的 MBA、以及其他各種專業人士——你可能會請去共進晚餐的那種。事實上，我們是如此的謙遜，我們否認自己的存在。
我們一直堅持說自己是“中產階級”。
自 2016 年起，進入我們這一階層的身份證明已變為：資產淨值為120萬美元；如果您的身價在此基礎上翻番，便能挺進這一群體的中層。而如果您的資產達到了 1000 萬美元，那您就能躋身該群體最頂層的那 0.9%了。（如果你還沒到這一境界，彆著急：我們這一群體對那些走在正確軌道上且有正確態度的人始終開放。）“我們屬於那99.9%”，這話聽起來很正確，但卻只是一個口號，沒有經過推敲。因為，即便是位於我們這一群體最底層的家庭也不知道乾草叉能用來幹啥。
此外，我們還大多數是——雖不完全是——白人。根據皮尤研究中心的分析，在財富佔有量排名前 10% 的家庭中，有1.9% 是非裔美國家庭，2.4% 是西班牙裔家庭，下剩的少數族裔家庭，則佔據了這份名單的 8.8%——雖然他們在美國總人口中佔據的比例高達 35%。
而我們這9.9% 遭遇的危險之一是：在仰視中，我們的脖子被卡住了。帶著敬畏、嫉妒和渴望服從的複雜感情，我們凝視著上面那 0.1% 的人。結果，我們漏掉了發生在背後的、這個時代的另一個大故事，那就是：我們已經把那 90% 的人留在了塵土中了——我們一直悄悄地在身後設置路障，以確保他們永遠不會趕上來。
讓我們假設你從美國財富分配的中間層起步。那你要跳多少級才能進入我們這 9.9% 呢？從金融角度來看，衡量標準很簡單，而標準的變動趨勢也非常明確。1963 年時，你需要把你的財富增加六倍。而到了 2016 年，你卻需要把財富增加 12 倍才能勉強擠入我們的團隊。而假若你大膽到想要進入我們群體的中間層的話，那可就得把你的財富值乘以 25 了——從這個標準來看，2010 年代跟 1920 年代很是相似。（注：1920年代的美國處於咆哮期，一方面科技發明層出不窮、經濟文化高度繁榮，一方面貧富差距開始加大）
而如果你從有色族裔的中間層起步，那就得練習財務撐杆跳了。根據美國政策研究院的計算，刨去對傢俱和家庭汽車等“耐用品”的投資，2013 年中層黑人家庭的平均淨資產為 1700 美元，中層拉美裔家庭的為 2000 美元，而中層白人家庭的平均淨資產則為 11 萬 6800 美元。2015 年波士頓亦出具了一份研究報告，稱該城中層白人家庭的平均資產為 24 萬 7500 美元，而中層非裔家庭的平均資產為 8美元（這可不是印刷錯誤），也就是兩大杯卡布奇諾的錢。
要再加上夠買 30 萬杯卡布奇諾的錢，這群人才能擠入我們的階層。
你經常會聽到說：這些現狀都無關緊要。因為在美國每個人都有機會實現飛躍。也就是說，因為在經濟上人們擁有可變動性（Mobility），所以不平等是無可厚非的。很遺憾，從普遍真相上講，這個結論是不成立的。而單就美國本身而言，這話也站不住腳。因為，與流行的神話相反，身處這個“機遇之地”，人們經濟上的可變動性非但不高，反而在節節下降。
想象一下，你踩在社會經濟的階梯上，一根橡筋一頭拴著你的腳踝，另一頭則固定在你父母所處的社會地位上。橡筋的強度決定了你逃離出身的難度。如果你的父母高高在上而你摔倒了，那根橡筋能把你拉上來；而如果他們身處低位而你向上攀登，橡筋就會把你拽下來。經濟學家們用了一個數值來表現這一概念——“代際收入彈性”（intergenerational earnings elasticity，簡稱 IGE）。
這個術語簡單解釋起來就是這樣：子代收入會或高或低地偏離社會平均收入，而偏離程度的大小又跟父代收入的多寡有關。因此，父代收入對偏離程度之影響的大小，就被稱為 IGE。
如果某國某段時間的IGE為 0 ，就意味著父母的收入和他們後代的收入之間沒有什麼關係。而如果IGE 增大到了 1，則意味著在這個國家裡，一個人的最終命運幾乎會被 TA 的出身定死。
紐約市立大學經濟學教授邁爾斯•科拉克稱，半個世紀前，美國的 IGE 值還不到 0.3。今天則大約為0.5。這就意味著在美國，一旦你選好了父母，遊戲就打完一半了。這個 IGE 值幾乎比其他所有發達經濟體的都要高。如果以這種方式衡量國民在經濟上的可變動性的話，那美國更像智利或阿根廷，而不是日本或德國。
而當你看到對子代命運約束力最大的橡筋根植於哪一社會梯級時，整個故事就變得更令人不安了。
以 IGE 約為美國一半的加拿大為例，它跟美國的相同之處在於：其社會中層的後代都是以同樣優雅的步速徘徊在附近的梯級上。而出身極高和出身極低的群體，他們的命運如何，兩國卻給出了不同的答案。加拿大就不說了，反正在美國，底層人的後代和頂層人的後代最終都只會塵埃落定在某個距起點最近的地方。也就是說，在這片充滿機遇的土地上，樹越高，蘋果就越靠近。
幾年前，經濟學家、曾任奧巴馬政府經濟顧問委員會主席的艾倫•克魯格在審核全球經濟可流動性的相關數據時，捕捉到了美國當時這股暗流湧動的進程。他指出，不斷上升的不可變性和日益加劇的不平等並不像兩塊被碰巧同時衝上同一片海灘的浮木，而是偕同撞擊著全球海岸。所以不同的國家都有個共性，就是不平等程度越高，IGE就越高（見下圖）。似乎人類社會有一種自然的階級分化傾向，而待階級與階級之間分化得足夠遠後，就固化了。
蓋茨比曲線 橫軸：收入不平等性（基尼係數） / 縱軸：代際收入彈性
經濟學家是一群謹慎的生物，他們會從這類圖表中抬起頭來，提醒你它們只顯示了不平等的程度與 IGE 的高低之間具有相關性，並不說明兩者間有因果關係。而對我們這些高層人士來說，這種提醒就成了一層現成的保護罩。有了它，我們就能理所當然地延續那套堪稱美國精英統治之精神基石的謊言了，即：我們的成功與他人的失敗間毫無瓜葛。這個想法讓人心情愉快。
但實際上，古往今來，世界各地的富人都是以一種直截了當的方式加速了階級固化的進程。他們把本應從事生產活動或創造性活動的錢拿出來，砌成了一堵堵牆。此外，在整個歷史中，有一個社會團體還身先士卒地承擔起了維保這些牆的責任。在過去，這一團體是“貴族”，現在，則是我們這 9.9% 的人。而我們與貴族之間的主要區別在於：我們已經學會了如何通過堅稱自己只是“中產”來繼續保持上位。
克魯格很喜歡上圖所示的圖表，最後決定給它起名為：
了不起的蓋茨比曲線。這個名字起得好，引起了我的強烈共鳴。在那篇描述了美國夢之崩潰的小說中，作者 F·斯科特·菲茨傑拉德把背景設置在了1922 年。而或者就是在這前後，我的曾祖父秘密從標準石油公司偷了錢並將其投入了加拿大的一家空殼公司。三年後小說出版，而或許就在出版之時，法律顧問正在尋找證據，證明標準石油的債券已經落入了內政部長的手中。再後來，小說的作者走進了巴黎的咖啡館，而或許就在他小酌之際，我的曾祖父——羅伯特·W·斯圖爾特上校收到了法院傳票，繼而拔腿而逃——用這一“實際行動”，他搶在參議院之前證明了自己參與了茶壺山醜聞案。再三年後，美國的不平等被我曾祖父那代人推上了頂峰（而眼下，我們這代正日趨逼近這一頂峰），並且我確信，那些推波助瀾的人們曾經認為：頂峰只會越長越高，永不休止。
我們這一物種的起源
祖母過去常說，錢買不來社會階層。但它可以買一個私人偵探。身為大型紙品工廠主的女兒，在還是少女時，祖母就進了肯塔基州的社交界，後來又當過時尚模特（古怪得很，有點像《了不起的蓋茨比》中的黛西·布坎南），所以當她的長子宣佈要娶一個西班牙女人時，她知道該怎麼對付。很快便有密探跟她通風說：準新娘的家人在巴塞羅那的大街上靠賣報紙為生。於是祖母立即下令，徹底禁止二人通信。直等到第三代被領到她身邊，她才終於妥協了。為了把事態導入正軌，祖母把這新成立的小家庭安排到了夏威夷，並讓那位長子成了軍中一員，這樣，這家人就載入紐約市的《社會名人錄》了。
社會學家會用他們乾巴巴的語言說，我祖母是這個家庭的社會資本的熱心管理者——她才不會讓某位來自西班牙街頭的頑童打亂她的計劃呢。祖母的做法確實“可圈可點”，但依據卻不靠譜。金錢也許是衡量財富的標準，但它遠非財富的唯一形式。家庭、朋友、社交網絡、個人健康、文化、教育，甚至地理位置都是致富的途徑。事實證明，這些非金錢形式的財富並不僅僅是我們貴族的特權，而是（從各自的角度）定義著我們。
我們是擁有好家庭、好健康、好學校、好鄰居和好工作的人。我們可能會稱自己為“五好一代”，而不是所謂的 9.9%。在這五個維度上，我們離那些不那麼好的人很遠，我們開始變得像一個新物種。而且，就像在祖母的時代一樣，我們這一物種的形成始於一個愛情故事——或者，如果你願意的話，那就是性選擇。
這個過程的禮貌用語是“選型交配”。有時，人們用它用來暗示互聯網時代的另一大奇蹟——藉助網絡，爆米花們果然遇到了黃油，而洋基隊的球迷果然也邂逅了同道中人。事實上,今天選型交配的狂潮始於一個真理，一個早已被簡·奧斯汀小說中那些女主角們普遍認同的真理：
不平等的日益加劇，使得富裕得恰到好處的配偶有所減少，與此同時，能找到這一配偶的犒賞也從此加碼，而與此人失之交臂的懲罰也因此加重。對我們大多數人來說，這個過程是一種無法預見的幸運。你可能會在校園的樹蔭下，或在某大公司的介紹會上遇到某人，在你尚未意識到 TA 將成為你的配偶時，你的財富值就已經翻番了。但有時，你還需要額外的手段（祖母明白這一點）。譬如，長春藤聯盟的人如果想找跟自己素質相當的配偶，可以申請加入一個叫“聯盟”的約會服務。當然，這項服務很挑人，只有 20% 到 30% 的紐約申請者能進入。對了，它有時被稱為“精英間的引火棒”。
認為選型交配就是簡簡單單地門當戶對，就好像城裡老鼠找城裡老鼠，鄉下老鼠找鄉下老鼠一樣，這種想法是有誤導性的。如果要對這類行為造成的種種結果做一番調查的話，那比較好的總結就應該是：富鼠找到了真愛，窮鼠每況愈下。究其原因——誰知道呢？那些勉強為生的人也很難抓住自己的伴侶。根據哈佛大學政治學家羅伯特·普特南的說法，60 年前，那些父母沒接受過大學教育的家庭，其單親化的比例只有 20% ；現在這個數字已逼近 70%。相比之下，那些父母接受過大學教育的家庭，其單親化的比例還不到10%。實際上，20 世紀 70 年代後，那些受過高等教育的夫婦的離婚率是顯著下降，而那些只有高中學歷的夫婦，他們的離婚率卻急劇上升。
根據斯坦福大學經濟學家拉傑·切迪的研究結果，單親家庭比例的高低，是衡量各國社會固化程度的、最重要的一項指標。
這不是說尋覓佳偶、造就美好家庭是錯誤的。人們應該——也大概總是希望——以這種方式追求幸福。然而，我們精英階層卻有一種錯覺，認為如果我們的個人行為是無可指摘的，那麼我們這一群體的集體行為就是有益社會的。我們可能在去法學院的路上學過莎士比亞，但我們對生命悲劇的可能性卻鮮有知覺。事實是，我們默默地、集體地選擇了不平等，而不平等又反過來如此加害我們的社會。它把婚姻變成了奢侈品，把穩定的家庭生活變成了有錢精英們可以代代相傳的特權。
我們怎能認為這樣就能行呢？
家庭的“按階級分化”還只是冰山一角。整個進程已經開啟，我們的社會正在締造兩種截然不同的生活方式。先停一停你的健身課吧，你會注意到：就連我們的身體也已經開始記錄這一進程了。就拿 19 世紀的英格蘭來說吧，彼時彼地的富人真是不一樣——他們不止錢更多，身高也更高。根據一項名為“關於英國侏儒和巨人”的研究，上層階級 16 歲男孩的平均身高比他們那營養不良的低階層同胞們高出了8.6英寸（約 21.8 釐米）。而我們現在正在一套不同的身體素質指數上重複著這種分化。
家庭年收入低於 3.5 萬美元的人，其患肥胖、糖尿病、心臟病、腎病和肝病的幾率是家庭年收入超過10 萬美元之人的兩到三倍。
世界進入 21 世紀後，在頭十五年內，美國那些受教育程度較低的中年白人的死亡率居然不降反升，這在發達國家裡可是獨一份兒。而在這一趨勢背後起到推手作用的，是普林斯頓大學經濟學家安妮•凱斯和安格斯•迪頓所稱的、“絕望之死”的速增——譬如自殺，譬如酗酒致死，再譬如吸毒致死等等。
如今，各種社會學數據都毫不含糊地表明：日益擴大的分化已見諸生活的方方面面。我們這 9.9% 的人住更安全的社區，上更好的學校，有更短的通勤時間和更高質量的醫療保健，而且，如有必要，我們還會在更好的監獄裡服刑。此外，我們還擁有更多的朋友——那種會把我們介紹給新客戶，或為我們的子女安排良好實習機會的朋友。
這些特殊形式的財富為我們提供了更多優勢，因此它們比單純的高收入更難以模仿，炫耀起來也更安全。我們這一階層穿著從我們本應卑微的出身中繼承下來的牛仔褲和T恤，我們更喜歡通過談論我們的有機生活、我們子女那令人驚歎的成績，以及我們社區的生態正確性，來表明我們的地位。總之，我們已經明白瞭如何通過更高的素質來洗錢。
而且最重要的是，我們已經學會了如何將這些優勢傳遞給我們的孩子。因此在今天的美國，要想預言一個人是否會結婚、永葆婚姻、追求高等教育，以及是否會住在好社區、擁有廣泛的社交網絡和良好的健康等，只消看看 TA 父母在這些方面的表現即可。
我們把那 90% 的人及其後代遠遠拋在了累累負債中，也拋在了一堆莫名其妙的別無選擇中。我們往往會忽略這些事實：較之於其他發達國家，美國的育兒成本更加高昂，生孩子也更危險；任何反對計劃生育和保障生育權的運動（注：發達國家規定的生育權包括：父母有權自由而負責地決定生育子女的時間、數量和間隔），對那 90% 的家庭而言都不啻為一記猛擊；以及，那套宣揚嚴肅法紀的政治最終會把更多人按倒在底層，再也爬不上來。
而我們呢？我們寧願把這些人的相對貧困歸咎為惡習：“為什麼他們不能加把勁呢？”
新的活法必會產生迥然有別的意識形式。如果你對此表示懷疑，那你顯然沒拜讀過 Monster.com 上“個人和家庭服務廣告”這塊兒。巧得很，在寫這篇文章時，該網站恰好在顯眼位置處刊登了一則招聘啟事，說有一對“忙碌的職業夫婦”要尋找兼職保姆，該保姆要“聰明、有愛心、精力充沛，同時友好、智慧、專業”，而且“無論在書面上還是口頭上 TA 都得是一個很好的交流者”。在工作上，TA 將“協助僱主照顧和教育兩個孩子”，並將“負責孩子們的所有需要，包括洗澡、穿衣、餵養，以及接送他們上下學和參加某些活動”……因此綜上，對 TA 而言，“早期兒童教育的大學學位”是一個“加分項”。
簡言之，這位準保姆要擁有那些優秀、專業、受過高等教育的父母想要的所有特質。不過當然，TA 不能取代我們那對忙碌的五好夫婦的位置。所以啟事中又說了，“在一個專業化運行的家庭中，TA 必須通曉適當的禮儀，並隨時準備好適應變換的環境”。
最後，這位準保姆還要有“5年以上的經驗”——可如果要滿足這一條件的話，就意味著 TA 不太可能有時間去讀什麼法學學位，因而也就不太可能變成契約中的甲方了。
而上述所要求的所有技能、教育、經驗和專業精神也只能為 TA 換來一份“兼職工作”。
這則廣告寫得完美無瑕，用得完全是21世紀的商業用語，但它真正想要的是舊時代的女家庭教師（governess）。在維多利亞時代的文學作品中，這是一個非常矛盾的人物，因為：一方面，就外在而言，她與上層階級難分彼此，但另一方面她又不是其中的一員。對這類人而言，“晉級”的最好辦法莫過於——效法簡·愛，和莊園主（或女主人）私奔。
這位準保姆及其五好主人實際上成了另一部小說——無字小說——中的角色。而如果你的目光能越過這些角色望向遠方，你就會在地平線上隱約看到一個熟悉的影像。
蓋茨比曲線已經成功地在社會資本、生理資本及文化資本中完成自我複製了。說得再精確點就是：曲線還是隻有一條，但卻在不同形式的財富中上下運行了。日益加劇的不平等並非源於哪條尚待發掘的經濟學定律，並不像《21 世紀資本論》的作者托馬斯•皮凱蒂曾宣稱的那樣，是因為資本的歷史回報率（historical rate of return on capital）已經超過了經濟的歷史增長率（historical rate of growth in the economy）。或早或晚，它都必然會通過其他的、非金錢的、本質上就不公的財富形式和權力形式來實現。而我們，我們這 9.9% 的人則會運用這些資本（即非金錢的財富及權利形式）將自己的優勢投放進生活本身。像英國上層階級憑藉著 8.6 英寸的身高優勢俯瞰下層一樣，我們也踞守著高人一等的優勢向下俯視，似乎“高低有別”本就是造化如此。這就是貴族們的所作所為。
教育上的特權
我 16 歲的女兒正坐在沙發上和一個陌生人談論她對未來的夢想——真不幸，就因為她一句“我朋友都這樣”，我們就來了這個諮詢室。有那麼一會兒，我甚至懷疑我們是來參加某種治療的。只見那個穿著時髦休閒西裝的職業女士目光銳利地盯了我一眼，然後說：“這時候焦慮是正常的。”看來她確實把自己看作是治療師了。
但她似乎並不知道，如果說我確實焦慮的話，那我焦慮的根源就在於：她建議我花 1 萬 2000 美元買一套據稱能顯著減輕父母焦慮的大學申請諮詢服務。
不管怎樣，既然帶女兒來試體驗她的服務了，我就不打算空手而歸。於是我請她給推薦幾個暑假活動。最後，我得到的推薦是“10 天法國文化之旅”——在大學申請諮詢服務業，這類活動被稱為“經驗加分項”。後來我回家查了查，發現，嗯，這10 天經驗的“售價”是 1 萬 1。
也就是在那時，我聽到了關於 SAT Whisperer 的神奇故事。想邂逅他嗎？穿過加州海岸的黃棕色山谷，經過那些被科技公司的黃金股澆灌起來的宅邸，你可能會遇到他。差不多四十年後的今天，他曾經的高中同學仍然記得他，因他是他們孩提時代的神童之一。當時，他和他同樣早熟的兄弟姐妹在當地的電視節目中展示了超常的語言和音樂天賦。而現在，他的客戶則帶著他滿加州飛，與他們16歲的孩子一起備考。你可以在每週末以 750 美元/兩小時的價格僱傭他（工作日的話有折扣，同時交通費另算）。有些客戶還在他那兒預訂了每週一次的包年服務呢。
寫到這兒我突然想：過去的日子是不是更好過？畢竟那時你只消拿出冰冷的現金，便能在某個心儀的精英大學裡買到一個名額了。
無論如何，我現在開始為女兒排練演講了（注：作者可能受邀在某儀式上發表演講）。其實我本想當眾說：“即使不上名牌大學，你也絕對可能過上有意義的生活。我們愛你，因為你就是你。我們不像那些俗氣的奮鬥者——他們對車貼（注：這裡可能是指自我標榜或給自己貼標籤）的需要恰恰證明了我們教育方式的優秀。而且，為什麼你非想成為一名投資銀行家或企業律師呢？”但我硬是壓著沒加這段話，因為我很清楚：她會像火燒屁股一樣為我的“胡言亂語”拉響警報。
如今，美國精英學生的膚色和性別的確比以往更多樣化了，但各族群的財務基礎也固化了。1985 年，在全美 250 所頂尖大學中，有 54% 的學生來自在收入分配排名上位處後 75% 的家庭，而一項針對2010 屆畢業生的類似評估則顯示，這一數字已經下降到了 33%。2017 年的一項研究表明，在全美38 所精英大學中（有 5 所常春藤大學），來自前 1% 的學生已經超過了來自後 60% 的學生。2014年，耶魯大學前英語教授威廉·德雷謝維奇出版了《優秀的綿羊》一書，在書中他對目前美國的形式做了如下精到總結：“
我們這套新的、注重多種族與性別中立的精英教育制度已經找到了世襲罔替之路。”且富人們另有諸多為他們量身打造的平權計劃可以大加利用。正如丹尼爾·金在著作《錄取的代價》中所指出的那樣：美國精英大學有一套“繼承優先政策（ legacy-admissions policies）”，即：優先錄取本校校友的後代（會投胎也是一種遠見？）。至於體育招生，總的來說富人也佔上風，因為他們的子女能從事長曲棍球、壁球、擊劍，以及其他高成本的、為私立及公立精英學校所擅長的運動。
此外，對整個富人階層而言，至少在那最頂尖的 0.1% 中，“爹交現金，兒拿學位”的老做派已經重現江湖了。（注：美國非營利性民間新聞網站ProPublica 曾發文，質疑特朗普的女婿賈裡德·庫什納的哈佛學位就是他父親“捐”來的）
對富人而言，在所有的平權計劃中，最能帶給他們資源優勢的還是私立學校。今天，只有 2.2% 的美國學生畢業於無教派私立高中，而這 2.2% 卻佔到了哈佛新生的 26% 以及普林斯頓大學新生的28%。至於其他的平權計劃，雖都旨在讓學生的組成更多樣化，初衷都很正，但在某種程度上，它們仍只是財富保值體系的延伸。它們的作用，至少在某種程度上，就是為了讓富人沉溺在這種信念中：精英大學是在擇優錄取的基礎上向所有人開放的。
當然，現在迸出了一個小尷尬：由於申請人逐年激增，導致頂級高校的錄取率直線下降，結果，我們這 9.9% 之人的後代金榜題名的機會也小了很多。但別擔心，有人另為我們新造了一套精英大學！感謝雄心勃勃的大學管理人員，感謝不斷增容的大學排名機器！據說現在，有50所大學的地位已經抬升得和 1980 年的普林斯頓大學一樣高了！高校們似乎覺得：堆積如山的拒絕信（這意味著超高的拒絕率）能讓自己更像香餑餑。但事實上，這僅僅意味著：他們集體選擇了複製特權，而不是履行自己教育普羅大眾的職責。
而唯一能在增速上與其拒絕率媲美的，就是這些大學的學費。從 1963 年到 2013 年，相對於全國平均工資水平而言，這些大學的學費和和其他費用上漲了兩倍多。這還不算父母們前十幾年掏的費用——什麼聘請顧問、讀私校、上小提琴課，以及安排那些尚在讀小學的子女去拯救密克羅尼西亞的某個小村莊……公平地說，美國的經濟援助的確縮小了許多家庭間的差距，也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大學成本的增速。但有個問題它回答不了，即：為啥富人們如此熱衷於花錢買路？
最簡單的回答當然是：這錢花得值。
在今日的美國，教育的回報率比 1950 年時高出了 50%，大學工資升水率（College Wage Premium，即大學畢業生收入與高中畢業生收入的比值）已達到 70% 多，高出了不少發達國家。譬如，挪威和丹麥的大學工資升水率還不到 20%；日本的也不到 30%；而法國和德國的也不過約 40%。
講真，在我們那迷信品牌的體系看來，很多學校都不算優秀學校，但我們的確有可能在其中受到良好教育。但壞學校也的確害人不淺。要知道，我們的社會為那些不太會投胎的人提供了一套“仿真教育系統”。該系統中的高校徒有大學其表而全無大學實質，而它加給學生們的學貸卻是貨真價實的。所以，“有幸”進入這類仿真系統的人非但不會享受到所謂的高等教育溢價（college premium），反而會被捲入某種類似於“契約式奴役”的命運中。
那麼，這種似乎人人都求之不得的、所謂的高等教育溢價，我們到底憑什麼能享有它呢？
對此我們常用的說法有兩種，一是：溢價是對教育提供給我們的知識和技能的回報。二是——這話常在酒過三巡後才會出口：溢價是對我們天賦的賞賜。因為就像某些社會學家用微妙的口吻所描述的那樣，我們是一群“才智精英”。
這兩套說法背後，其實隱藏著我們精英統治的奠基性神話之一。我們告訴自己說：不管怎樣，教育溢價不斷上升的直接原因，在於現代經濟中那些優質人才之價值的不斷上升。這句話的潛臺詞就是：我們所得的賞賜是直接跟我們本身的功勞掛鉤的。
但事實是：高學歷者薪資更高的主要原因不在於他們的工作表現更出色，而在於他們選擇的工作本來就高薪。例如，超過一半的常春藤畢業生通常會直接從事金融、管理諮詢、醫學或法律。說得再簡單點就是，假如世上只有兩種職業，那麼一種就是：其從業者能發揮集體影響力，從而自主決定薪酬，另一種則是：其從業者必須單打獨鬥地面對一切。能從事前一種職業當然最好，但它已經被高校畢業生們群踞了。
在美國，醫生和律師這一群體早已通過多年的佈局構建出了各自的壟斷聯盟，因此其內部成員能成功地避開某些競爭。這兩個行當固然是肥缺，不過，如今精英階層的“糖果教父”仍然是金融服務業。20 世紀 50 年代時，銀行家們只要從 40 美元中抽取 1 美元就很滿意了，可如今，每 12 美元的 GDP 中就要有 1 美元被交給金融部門。這套遊戲的玩法複雜得很，不過其本質還是被 2008 年那場金融危機給抖露了出來——公眾低估了風險，而金融專家們則落座賭場，擲起了兩面都是“贏”字的硬幣。
至於我們現在擁有的金融體系，它根本不是自然產物。幾十年來，它一直被強大的銀行家們所設計和操縱——為了他們自己的利益，也為了他們子孫後代的利益。
那麼，誰被排除在這場遊戲之外呢？汽車工。護理工。零售工。傢俱工。食品工。他們都是。一直以來，美國製造業和服務業工人的薪資都遊移在國際排行榜的中位附近。在這些無需大學文憑的職業中，“美式補償優越論”終於再也喊不起來了。（注：根據維基百科的解釋，員工的福利待遇又被稱為“職工補償”。作者故意借用這種文縐縐的術語，搭配“美國優越主義 American Exceptionalism”這一自 1831 年流傳至今的說法來暗諷這一事實：因為具備獨一無二的國家起源、文教背景、歷史進展、以及特出的政策與宗教體制，美國超乎其他發達國家，但如今，至少在工人薪資上，美國再也優越不起來了。）
你看，當我們這些受過良好教育的人團結起來組建各色協會（以保護我們的集體利益）時，我們會說：這一切都是為了確保服務質量、為從業者提供公平的職場條件、以及讓優秀人才得償所值。可是當工人階級企圖通過工會來達成類似目的時，我們卻會認為：這違反了自由市場的神聖原則，其手段是兇殘的、反現代的。所以，想想看吧，當一家企業的工人居然聘請了顧問、組成了“薪酬委員會”，他們的下場會怎樣？不用說都知道。CEO 們一向不會出人意料。
而工會人數大幅下降的那些年，就是教育溢價開始激增的那些年，這並非巧合。1954 年時，尚有 28% 的工人是工會成員，但到了 2017 年，這一數字卻下降到了 11%。
教育本身（而非學位）總是好的。真正的教育能打開心靈，培養良好的公民。追求良好教育應該是為了有益社會。然而，在我們這套失衡的體系中，教育已退化成一種追求私人利益的手段。它非但沒有團結和豐富我們，反而使我們分裂和貧窮。有研究已經表明：高等教育溢價越高的國家，其 IGE 指數也越高，從而其社會固化的程度也就越高。
再說說我自己吧。當我千方百計地為女兒的大學申請尋找最佳射門角度時，我終於意識到為何那套對成就/價值/功績的錯覺如此難以動搖了。因為連我自己都（在潛意識裡）認為，如果我——我的意思是，她——能申請成功，那就證明我們當之無愧！而如果這個系統可以人為操控的話（你懂的），那具備操控能力也能從新的角度說明我們夠格！
所以，去吧，只管去把 SAT 考試替換成海上沙狐球比賽或其他任何你覺得（對你）公允的項目吧。我們反正也能最終精通那套項目的玩兒法，誰會懷疑呢？知道我們能多麼迅速地說服自己，說自己之所以完全有資格成為富人，就是因為自己具備洗牌的本事嗎？還有，知道我們能多麼迅速地為後代建立起完善的沙狐球奇才培養術嗎？不過，嘿，我們有誰會注意或者關心腳下這艘船的航向嗎？
……
假設我們中的一些人確實抬起頭來了。假設我們確實看到了一角冰山。那麼，這會促使我們在撫養孩子方面少費些勁嗎？殘酷的事實是，只要良好的教育和良好的公民身份間有衝突，我們就會再多帶幾把小提琴來繼續這趟航行。
政府的隱形之手
就祖父而言，對生產階級的攻擊早在羅斯福新政之前就開始了。一切都始於1913年。那一年，也就是祖父出生後沒幾個月，政府通過了第十六條修正案，賦予了聯邦政府徵收直接性個人所得稅的權力。可以說，祖父這大半生最大的賺頭就在於他生逢其時。同時，這種巧合又以一種奇怪的方式惠及了幾十年後才誕生的我。不信的話，請耐著性子往下看。
祖父曾是一名股票經紀人，同時他也愛好政治。（他曾對內宣稱說想成為共和黨的提名人選，以便參選康涅狄格州副州長一職。）一直以來，他們夫妻二人都深信自己完全可能一直延續不需政府插手的生活。但到了垂暮之年後，由於從上校那裡繼承來的遺產日漸微薄，他們終於開始費心巴力地為社保和醫保而奔忙了。
在美國政治思想之類的書中總有那麼一頁——祖父深知這一點——說我們必須在政府和自由之間做出選擇。但如果再咂摸一通，你就會發現，其實你只能在看得見的政府和看不見的政府之間做出選擇。而貴族們總是選擇看不見的政府，這樣才能自由地行使專屬特權。我們這 9.9% 的人已經掌握了這門藝術——一邊讓政府為我們工作，一邊大聲抱怨說政府只會服務其他族群。
首先，我們的稅負被眼中誇大了。聯邦個人所得稅這一項去年收了1.6 萬億美元，當然是增長了。但與此同時，工資稅也徵到了 1.2 萬億美元。這打擊的可是所有工人，而不是像米特·羅姆尼那樣的投資者。此外，根據稅收和經濟政策研究所的統計，在收入分配上排名最靠後的那 20%，他們繳的總稅款已經達到了最靠前的那 10% 的一半兒，同時又比最最靠前的那 1% 多了一倍還多。
從理論上講，稅收支出可以用來支持任何有價值的社會事業。比如所得稅減免，它本該首先惠及低收入人群，但事實上，多半都是上層人士近水樓臺先得月。
不信的話，咱們來數數唾手可得的福氣吧：我們可以享用價值2500億美元的、由僱主贊助的健康計劃；我們還可以分割總額高達 700 億美元的房貸利息補貼……此外你大概還有房子、投資組合以及私募股權吧，能親眼目睹它們噌噌增值，那才是最令人陶醉的呢。2013年，聯邦稅收支出的總額超過了9000 億美元。美妙的是，其中的 51% 都流向了在收入排名上位列前 20% 的人，而 39% 都歸給了排名前 10% 的人。
但是等等，何止這些呢！別忘了還有孩子。如果一個國家靈魂的秘密藏在其稅法中，那扒開美國的稅法，你就一定能看見這個國家對富人子女的鐘愛。2017 年的稅改提出：遺產的免稅繼承額從 1100 萬美元一下提升到了 2200 萬美元。
而除了“免稅”這個關鍵詞外，這條新稅法下還隱藏著一項福利，即：當你把幾十年前就捂在手裡的資產（譬如住宅或投資組合）傳給下一代時，那些本應因資產增值而產生、但你卻從未支付過的稅負，將一併一筆勾銷，你的子女將更堂而皇之地避開“父債子償”的命運。而這筆稅負絕非小數。僅 2013 年一年，富人們在這上頭就欠下了 430 億美元，相當於對兒童健康保險計劃之總投資的三倍之多。
聽說我的曾祖父，也就是那位上校，是在1947年去世的。當時遺產稅稅率曾一度達到如今聞所未聞的77%。繳完稅後再把剩下的遺產跟三位兄弟姐妹一分，祖父差點連買賓利和繳納俱樂部會費的錢都剩不下了。這樣一來，政府終於穩穩當當地把我下放到了中產階級。為此我將永遠心懷感激。
鍍了金的郵政編碼
從我那位於布魯克林的家出發，步行去理髮是一趟很愉快的旅程。一路上，你會經過高大的榆樹和考究的住宅——它們包裹在翻版的、維多利亞時代的榮耀裡，喜氣洋洋。在這片點綴著特大號壁櫥、實木客廳和超級冰箱的荒野裡，除了偶然能碰上一兩個園藝師，基本上你連個人影都見不到。如果有幸碰上位鄰居，你們之間可能會出現這樣的對話——“我們的廚房改造工程超出了預算。後來我們不得不勒緊錢袋才勻出錢僱到了瓦工。”“深有體會！因為那個燃氣維修工老說自己的車壞了，我們吃了整整一個月的泰式外賣！”
待這趟旅程結束後，你的髮型便會煥然一新。但同時你也會發現，那個為你服務的漂亮女士看起來壓力重重。因為她每天上班都要在擁擠的高速公路上耗一個小時。那位燃氣維修工也一樣，因為他住在另一個州。他們倆都住不起這兒的房子，因為租金太 TM 高了。
從 1980 年到 2016 年，波士頓的房價增加了 7.6 倍。而舊金山、紐約、洛杉磯等大城市也早就變得寸土寸金了。至於其他地方，則明顯被比了下去。1980 年，聖路易斯的房子還能在曼哈頓換一套體面的公寓。今天，同樣大小的房子只能在那兒換一間80平方英尺的浴室。
飆升的房價逼得許多大城市人口減少，這是顯而易見的。而這個過程又如何加劇了社會不平等和階層固化，就不是那麼顯而易見的了。
那些“黃金地段”與周遭地區之間的經濟隔離（economic segregation）和教育隔離是越來越明顯了。譬如我居住的波士頓西南郊區，那兒有 53% 的成年人都擁有研究生學位，可是到了南部郊區，這個數字就下降到 9% 了。
地理上的鴻溝最終變成了財富上的鴻溝（前文說了，財富的形式多種多樣，高等教育即為其中一種）。這個結果，實際上就是不同地區的富人不斷鞏固其財富造成的。那些鍍了金的郵政編碼都下伏著巨大的造金機器，既有“大到倒不了”的銀行，也有所謂友好的科技壟斷企業。傍著這些“錢老大”住不僅是囤積財富的有效手段，而且還能助你在叢林法則中勝出。有研究表明，鍍金地帶的犯罪率更低，住在那兒的人預期壽命更長，且擁有更實用的社會網絡。相形之下，長時間的通勤則會導致肥胖、頸椎病、壓力、失眠、孤獨甚至離婚。有研究表明，如果配偶的通勤時間達到了 45 分鐘或者更長，夫妻離婚的幾率就會增加 40%。
總之，郵政編碼成了我們的身份。它定義了我們的風格，宣佈了我們的價值觀，造就了我們的地位，同時還保住了我們的財富並幫助我們將其傳給下一代。但另一方面，它也在慢慢扼殺我們的經濟，消隕我們的民主。它是蓋茨比曲線的實體版。在經濟增長這件事兒上，美國曾上演過一個老故事，講述它是如何通過經濟惠及人、吸引人並造就人的。如今我們也在寫一部故事，可講述的卻似乎是：
我們砰地關上了身後一扇門，然後鑽入一堆商用級別的廚房設備下，慢慢地走向窒息。我們的盲點
在我們家，薩拉姑姑是家族榮耀的真正信徒。根據她的描述，我們的姓氏傳自蘇格蘭的古代國王。曾曾曾祖父威廉·斯圖爾特是位陸軍，日常就坐在喬治·華盛頓的右手邊。而薩拉姑姑自己則是波卡·洪塔斯（注：被視為英雄的一位印第安公主）妹妹的後裔。這些故事沒啥意義，但並不能阻止薩拉對其深信不疑。因為出於某種原因，我們的家族必須是特別的。
可我們這 9.9% 是不同的。我們不會騙自己說自己天生具備源遠流長的特權。因為我們已經說服自己：我們根本沒有任何特權。
所以，想想看吧，當某些“蠢人”膽敢提醒我們注意自己特權的時候，我們當中至少有部分人給出了怎樣的反應啊。去年，在其作品《夢想囤積者》出版後不久，布魯斯金學會的研究員理查德·V·裡夫斯在《紐約時報》上發文，呼籲該報讀者“別再假裝沒錢了”。結果，他遭到了諸多指斥，被說成是在“搞階級戰爭”、寫了一篇“毫無意義的文章”，並且“罪惡滿盈”。
在其作品《不安的街道》中，社會學家拉結·謝爾曼深刻描述了我所屬的這一類人，並且詳細記錄了我們的集體症狀——當有人指出我們的特權時，不少人十有八九都會這樣反唇回擊：我可是生在大街上，一切都是我自己掙來的。那 25 萬年薪只不過勉強夠花罷了，你該去我孩子的私立學校看看其他家長。
從某種程度來說，我們在這個問題上都有耳病。美國人很難區分社會批判和個人侮辱間的區別。所以，倘若有作家揭露了一個根由複雜、存在廣泛的社會問題，便會有讀者回擊說：“怎麼，你想因我的成功討伐我嗎？”
此外，我們還在某種程度上看到了某種“平庸的自我中心”。這是由慣常的認知失誤導致的。人類總有火眼金睛去關注自己的掙扎，卻不太可能知道，在城鎮的另一邊，有人為維持生計正同時做著兩份最廉價的工作。對自己的勝利人類總往往就一句話：本人成功了。他們很容易忘記那些遞給他們筆桿、扶他們上馬的人。至於我們這 9.9% 的人，我們也經常把因地位競爭導致的壓力和生存壓力混為一談。可是，不，沒能把孩子送進斯坦福並不是足以扭轉一生的災難。
又或許，我們沒能意識到自己的特權正日益增長的原因之一是：這一切我們才剛剛得手。畢竟，從（未完全成型的）精英階層升級到（羽翼未豐的）貴族，我們只用了不到一代人的時間。階級的升級速度比我們想象的要快。而我們的意識卻滯後於現實，結果把我們困在了與生俱來的假想中。
這類人之常情式的認知錯誤還是可以理解的。可是，只要露出一點兒“尊駕之特權乃不勞而獲”的意思，就會有人發出足以響徹整個足球場的哀嚎，這類哀嚎此起彼伏、綿延不絕，已經到了無法再聽而不聞的地步了。誠然，如此之哀嚎並無充分的事實根據，可這“心聲”多少也戳破了我們這 9.9% 之人的生活的表象。其真正要透露的信息是：當一個貴族可沒有張三李四吹得那麼好。
關於蓋茨比曲線有個奇怪的事實，即：雖然它把我們的特權鎖入了保險櫃，但卻它未必能讓我們的人生順風順水。譬如，據我所知，能在那位上校家裡長大就並非易事。我祖父重複最多的故事就是，有次他由於年少輕狂行為失檢，結果他的父親，那位體重250 磅（約合 226 斤）、身高 6 英尺（約合 182 公分）的前任莽騎兵便直接一記猛踹，踹得他騰空而起，平塌塌直摔在了房間另一端的地板上。而且，似乎什麼事兒——無論大小——都能惹怒那位上校。
傑伊·蓋茨比可能已經明白了。西卵（注：小說中的地名）的生活實際從來都不像表面上那麼平靜。普林斯頓大學的學子——那位懶散的休閒王子，那個從預科學校起就一路輕鬆滑行、直抵愜意人生的人，只不過是我們出身低微的先輩虛構出的人物。因他們仰望到的就是這個形象。實際上西卵人很清楚，一著不慎他們就可能地位驟降。
我們當然知道眼下的住處有多昂貴，但離島而居卻是不可想象的。憑著直覺，我們已經領會到：懸在蓋茨比曲線上的人生有一個基本矛盾，那就是不平等越嚴重，你的錢就越不值錢。
從骨子裡我們就覺得，階級只會為階級本身服務，而其中的個人卻是可有可無的。我們中總有些人會被拋棄，會被新鮮血液取代。這種對特權的不安全感只會隨著特權階層與下層間鴻溝的擴大而日益加重。同時，這不安的引擎又會驅策我們投入更多時間、更多經歷去砌牆，好繼續把他人隔離在外，從而繼續自保。
所以，西卵的生活還藏著另一個事實：總有人在你之上。對蓋茨比而言，壓著他的是那些出生在遺產清單裡的人，而對我們家那位上校而言，踩著他頭的是小約翰·D·洛克菲勒。你總是試圖取悅他們，可他們卻總是時刻準備著跟你劃清界限。
仔細想想，其實問題的根源就在於：我們把正常權利都拿去換特權了。我們巴不得剝奪所有人（包括我們自己在內）的普世權利，譬如接受優良教育、享有適當的醫療保健、在職場上有充分的發言權，以及真正平等的機會等等。但是最終，到底誰才會在這場危險的特權晉級遊戲中勝出呢？
這種情況下，自欺欺人地杜撰家族史是可以理解的，但卻於事無補。可惜薩拉阿姨明白得太晚了。儘管上校那所剩無幾的財產流到她那一代身上時就剩幾個銅板了，她還是懷抱著家族大神話和與之相配的個人大願景。她篤信自己繼承了祖輩的商業頭腦，把一錙一銖都押在了後來興起的互聯網泡沫上。結果，到了臨近退休的歲數，她還穿著紅黑相間的制服，在佛州傑克遜維爾附近的溫迪快餐廳賣著漢堡。
民怨政治
從理論上說，精英統治制度下的政治神學是堅決反對怨恨的。我們接受的教導是：經營競爭時眼睛要盯著時鐘而不要盯著他人，就當彼此間互不相關。如果有人在長島水域放了一艘機動船，那就隨人家去錦上添花好了。失敗者只會付之一笑，下次再加把勁。
可在現實生活中，我們人類總是左顧右盼。我們對別人的所想所做明察秋毫，對別人的看法也全神貫注。只有通過別人的眼睛，我們才能明確自己的身份和地位。
也許，對貴族具備特權一事的最佳明證就是貴族激起的怨恨之深。按照這個標準，我們這 9.9% 的人確實表現的可圈可點。怨恨情緒升級的最明顯跡象是政治分裂及動盪的加劇。在這場考試中，我們正在勇奪高分。而對我們卓越表現的各種報道，近兩年來已見諸各大頭條。
2016年的總統大選標誌了美國史上一個決定性的時刻。怨恨化身為唐納德·特朗普入主白宮。馱著 TA的不是一個人，而是一個聯盟，其中的一小部分成員來自前文提到的超級富豪，即位於金字塔尖的那 0.1%，剩下的那一大幫子則來自位於底層的 90%——一個幾乎凡事都跟我們這 9.9% 唱反調的階層。
根據 CNN 和皮尤的民調顯示，約有 20% 的白人投票者把選票投給了特朗普。首先我們要知道，這些人中的絕大多數都並非新經濟的贏家。當然大體上說他們也不窮，可他們的確有理由覺得自己被市場審判、並最終被定罪為“缺乏”了。
從數據上看，希拉里的勝選縣拿出的生產總值佔了整個 GDP 的64%，而特朗普的勝選縣只能瓜分那剩下的 36%。再有，房地產網站 Zillow 的資深經濟學家阿倫·特拉扎斯發現，希拉里勝選縣的房價中位數是 25 萬美元，而特朗普勝選縣的房價中位數只有 15.4 萬美元。而如果把通脹率考慮進去，你就會發現：從 2000 年1月到 2016 年10 月，希拉里勝選縣的房地產價格上漲了 27%，而特朗普勝選縣的只上漲了六個百分點。
另外，在民眾健康指數的比拼中特朗普的勝選縣也成了輸家。雪城大學社會學副教授香農·蒙納特發現，位於鐵鏽地帶的某些縣選擇了特朗普這位反對政府完善保健計劃的候選人，而這些縣近年來遭遇“絕望之死”的人為全美最多。
要把全美都變成特朗普的偉大地盤，就必須燒掉 1/4 的 GDP、把1/4的房屋推進大海，另外再折損好幾年的國民平均壽命才行。特朗普最愛說的詞彙之一是“不公平”，這不是沒有原因的。心懷怨憤的選民最想聽的就是這個詞。
雖然如此，特朗普（白人）選民的顯著特徵卻不在於他們的收入，而在於他們的教育，或者乾脆說教育的缺乏。根據皮尤研究中心的最新分析，2016 大選期間，在受過高等教育的白人身上特朗普輸了希拉里 17 個百分點，這個結果不能說不丟人。但與此同時，特氏也在那些未受過高等教育的白人身上狠狠扳回了一局——在他們身上，他贏了希拉里足足 36 個百分點。
類似的對比結果也曾出現在希拉里與奧巴馬身上。根據數據預測大神內特·希爾的分析，全美受教育程度最高的 50 個縣都一度把希拉里視為香餑餑。2012 年大選時，奧巴馬在這些縣只贏了對手 17 個百分點，而希拉里則贏了近 26 個百分點。至於受教育程度最低的 50 個縣，它們則給出了完全相反的選擇：奧巴馬在它們身上只輸了 19 個百分點，而希拉里卻輸了 31 個百分點。
1963 年，歷史學家理查德·霍夫斯塔特寫就《美國生活中的反智主義》，引起了人們的關注；2008年，蘇珊·雅科比在《美國的無理性時代》中發出了警告；2017 年，湯姆·尼克爾斯又推出了《專業知識之死》。到了特朗普身上，無理性時代終於找到了自己的英雄。這位“白手起家者”一直是那些不太得志之人的偶像。他是美國夢的神聖化身，他不聽從任何人，他是窮人眼裡理想的富人。這個群體受不了的是那些讀過書的偽君子。特朗普對政策一竅不通，而且真刀實槍地恪守著無知，因此對那些認為“整讀書人即為善政”的群體而言，他的確是完美代表。
當理性成了平民的敵人，平民也就成了理性的敵人。
我有沒有說過這裡的“平民”都是白人？如果有，那麼好，我們現在可以看看美式民怨的另一面了。 你大腳開出，然後把一群人集結成一個想象中的利益同盟。問題出在那些人身上，你喊著說，那些揩油的、鑽營的、專吃救濟的！而解決手段就是豎起（白人）祖先的大旗，抬出（白人）祖先的宗教。難怪政治學家布萊恩·沙夫納有份調查報告說了，無論是在那些“強烈反對白人因膚色佔上風”的選民身上，還是在那些“強烈同意女性圖謀從男性手中奪權”的選民身上，特朗普都大獲全勝。
值得補充的是，選票的去向雖不能直接顯明某投票者是否搞種族主義或性別歧視，卻能一下試出 TA 是否是心懷怨恨之人——如果 TA 一面堅稱自己最不愛搞種族和性別歧視，一面又偏偏把票投給那個明目張膽的種族主義者和性侵嫌疑犯，那 TA 就是了。
沒有人生來就心懷怨恨。作為一種大眾現象，種族主義、仇外主義、反智主義、自戀心態、非理性主義……以及所有其他形式的怨恨，它們不但會對民主政治造成致命傷害，而且其（批量）製造成本也極其高昂。只有通過長時間的電視轟炸、精心操縱的社媒供養和高價維持的信息繭房，幕後者才能將人性中的不快樂傾向不斷轉化成人們感官上的現實，以至自己終於可以大加利用，最終大肆收穫政治碩果。尤其是種族主義，它可不像許多美國人樂意相信的那樣，是從古一直沿用至今的。它必須不斷地重新炮製才能合乎時宜。還有，大規模的監禁、恐慌的散佈和種族隔離不僅是偏見的後果，也是複製偏見的手段。
美國政治生活的劇烈兩極化並不是由於彼此間缺乏禮數和理解。只是因為不平等日益升級，整個社會才最終受到了這種報應。其實，沒有那 0.1%（或者乾脆說，沒有這群人中極具野心的少數分子），這一結果是不會產生的。財富總是通過分裂其對手來自保。蓋茨比曲線不僅造就了地理上的藩籬，它還指使人們築起了心牆。
但這並不是說我們這 9.9% 就能脫罪了。或許我們沒有資助種族迫害，但我們畢竟把日常生活中的各種機會都藏匿起來了。我們是一群掠奪那 90%、餵養那 0.1% 的機器操作工。我們樂意從戰利品中分一杯羹。我們的勞動成果不但致使另一群體變得容易心生怨恨，而且最終把他們馴化成了刀俎間的魚肉。我們沾沾自喜地蔑視著這一切。現在，我們該準備好自作自受了。
在承擔後果前，我們首先要了解的、最顯而易見的真理是：怨恨不能解決任何問題。因為它既不是改革計劃，也不是“民粹主義”。它是民主制度的苦難而不是民主制度的體現。利用民怨來操縱民心的政治成了加劇不平等的工具。特氏施政的無能造就了一窪叫人寸步難行的泥沼，從中掙扎而出的每項新政都證明了這一點。在未來的許多年內，這些新政都將持續發揮作用，繼續把那 90% 的人按在精英制度的的山腳下，並繼續讓他們艱難爬行。
而我們需要了解的第二點是，下一批該上砧板的就是我們了。隨著怨民的不斷增加，靠近頂端的那個“福樂圈”（即我們這 9.9% 之人所在的圈子）會被越擠越小。那些乘著民怨的暴風躋身榮華的人最終會意識到：與其讓我們繼續充當機器操作工，不如轉而把我們樹立成平民的“範式敵人”。最近已經有新稅法開出，給 9.9% 這一圈層中的某些人穿了小鞋，但這還只是開頭。隨著民怨政治的圖窮匕見，我們品嚐的苦果會越來越多。
而最不容忽視的苦果就是社會動盪。在這方面，過去的一年已經做了充分的證明。無理性的人通常也是“難管”的人。在這點上我不打算多囉嗦什麼，你只要自己去查查“憲政危機”這個詞在過去五年內出現的頻次就知道了。這就是蓋茨比曲線的可怕之處——你覺得你所有的收益都被鎖進保險櫃了，但實際上，固化的過程也會脆化整個系統。回顧歷史，你自然會明白這一過程的最終結局如何。
貴族的跌落
當年，我們家的羅伯特·W·斯圖爾特上校為躲避傳票隱藏了好幾個月。按照其律師的說法，他當時正在墨西哥或南美進行極為敏感的業務談判，一旦透露確切位置就會危及國家利益。最終，來自蒙大拿的參議員托馬斯·J·沃爾什把律師拖上證人席，向他展示了哈瓦那報紙八卦專欄的剪報，並附上了對上校非常不利的照片——在那段時間內，一向以“馬之伯樂”著稱的上校顯然是賽馬俱樂部的常客。此外，在那一連串令人難忘的午宴及晚宴上，以及在那場哈瓦那遊艇俱樂部的舞會上，上校的微笑都曾一次次在鏡頭前綻放。
後來參議員們終於把上校拽回了本土。當他們就那些像臭蟲樣爬滿整個政治生態系統的、空殼公司的債券向他提出質詢時，他倒擺出了“叫你們知道知道誰才是老大”的架勢。“根據美國法律，”他宣稱道，“我不認為你們這個委員會有權採用這種訊問方式。”雖然如此，他後來還是施恩似地補充說，他“本人沒拿到過任何這些債券”。而這句話在英語裡不管怎麼解讀都是謊言。
傳說中的斯圖爾特王朝的黃昏並不光彩。一位辯術高超的律師最終幫上校“辯白了”藐視法庭的指控，但小洛克菲勒卻不打算原諒上校在公關上的慘敗。為了贏回股東的心，上校打了一場史詩般的無用之戰，最終他只得掛冠退位，回到楠塔基特的家族莊園以度餘生。
而這些都沒有改變茶壺山醜聞案所暴露的現實。當時，在蓋茨比曲線的巨大壓力下，美國民主已命懸一線。掌權者就是掌錢者。說到底二十年代的金融家們想要的無非就是古往今來的金融家們一貫想要的，所以當時的“公僕”們便把那一切拱手送上。譬如，卡爾文·柯立芝政府就於 1926 年通過了鉅額減稅法案，以確保人人都能賺多少得多少。富人們似乎認為他們從此可以萬事無憂了——直到 1929 年 10 月的到來。
那麼，這些掠奪上演時那 90% 的人在哪兒？相當一部分都在 3K 黨的集會上。在那些嗓門最大的人看來，美國最大的問題都該歸咎於那些蹭吃混喝的移民。而現在，你知道，當年那些移民的後代也開始照樣怪罪如今的移民了。
財富集中的惡浪掀起於鍍金時代，於 1920 年代達到頂峰，最終破碎在大蕭條和戰爭的淺灘上。今天我們傾向於認為：創立於羅斯福新政時代並在戰後開花結果的社會福利體系是新時代平等的首要驅動力。但事實是，當時的努力與其說是今日之成果的原因，不如說是之前之變革的結果。而死亡和破壞又是變革的真正動因。首先，當年的金融崩潰曾把富人打得倒退數步，其次，勞動者，尤其是女性勞動者，則因戰爭獲得了權力。
而那場鍍金的、洶湧的破壞性大浪絕不是美國史上首場由於不平等造成的大動盪。早在十九世紀上半葉，無論是從市場資本還是從僱傭規模來看，美國當時最大的行業都是奴隸業。那段時間，整個行業集中到了這樣一個程度：不到 4 千個家庭（約佔全國家庭總數的 0.1%）佔據了該行業“人力資本”的1/4，還有另外 39 萬個家庭（約佔全國家庭總數的 9.9%）則瓜分了剩下的 3/4。
那些蓄奴精英們比絕大多數的白人同輩有文化得多、健康得多，餐桌禮儀也要好得多，更不用說跟那些受其奴役的人相比了。他們不僅主宰了這個國家的政府，還主宰了其媒體、文化與宗教。他們的信徒在佈道壇和新聞網絡裡極為成功地展示了奴隸制的神聖和慈善，以致數百萬並不蓄奴的貧苦白人最終都以為：為保衛奴隸制而捐軀是種光榮。
這場浪潮最終把62萬軍人和大量財產都拍成了炮灰。一段時間內它的確在美國南部創造了公平的競爭環境——只不過這個過程很快就反轉了。
需要說明的是，美國並不是人類不平等史上的罪魁。作為北美殖民者的輸出地，歐洲各國早就見識過不平等與社會動盪，後來美國人花了一個多世紀才模仿到手。無論是古羅馬、近東、亞洲還是南美，這類歷史故事的情節都一樣。在其著作《偉大的平等主義者》中，歷史學家沃爾特·沙伊德爾列出了一個令人不安的上好案例，說明不平等一定會終結於戰爭、革命、亡國以及瘟疫等大災大難。現在，美國不平等的第三波大浪似乎正邁向頂峰，而我們敢下多少注來賭沙伊德爾所說的那種結果不會發生呢？
長久以來，我一直以為上校出身上校世家，祖祖輩輩都會將其權力意識傳給後代。但實際上遠非如此。
1866年，羅伯特·W·斯圖爾特出生在愛荷華州的一個小農場。用標準石油公司歷史學家保羅·亨利·吉登斯的客氣話來說就是：一家人起早貪黑，也不過給他掙了一個“相當一般的家境”。後來，鄰居們看出這位粗樸少年有些不一般，便湊錢把他送到了名不見經傳的科伊學院。當這位靠獎學金過活的少年幾年後終於踏入耶魯法學院時，不難想象，他已經是箭在弦上，迫不及待要事事爭贏了。
哈瓦那遊艇俱樂部閃光燈捕捉到的某個 pose，說不定早就在中西部寂靜平原上一個滿是劃痕的鏡子裡“首秀”過了。
選擇
我傾向於認為《了不起的蓋茨比》的結局過於悲觀。即使註定了要面朝過去搖櫓不停，那又怎麼能知道我們最終會回到哪一段過去呢？
歷史證明，許多貴族階級也曾做過明智的選擇。譬如，古代雅典那 9.9% 的人曾推遲過蓋茨比曲線下那股致命大潮的來臨。而美國的首代革命者也大都出自 9.9% 這一階層。正是他們背叛了英國國王，創建了民有、民治、民享的政府。所以，最好的革命都不是起步於底層。它們是中上階層的奮鬥成果。
日益加速的不平等已導致社會階層不斷固化，而我們當下面臨的決定性挑戰是：要通過扭轉這一固化進程來重續美國民主的承諾。只要不平等主宰社會，我們的政治中就不會有理性；而如果沒有理性，我們的問題就都無法解決。這是一個世界性、歷史性的難題。而目前提出來的各種解決方案，從很大程度上說，都只能給極少數人解解痛癢。
譬如，為了把更多人招進他們那鑲金嵌寶的教室，善意的精英們推出了更新更好的考試方式。很好。但僅僅如此我們還不能打擊蓋茨比曲線。政策研究者們定意要修改那些叫人噁心的稅法，也很好。
可是接下來呢？保守派們決定重拾教化之道，譬如讓人舉辦傳統婚姻、迴歸舊時信仰，這當然也好。但只在口頭上宣講這些並不能拯救任何家庭脫離受操控之經濟帶來的致命壓力。還有，咖啡館裡的那些激進分子，他們說要搞場革命。看來他們還沒明白：只有極端暴力和極具破壞性的手段才是簡單易行的。
理念一直是美國的指路燈，而不是政策計劃，更不是現實。人類的權利從來沒有，也絕不可能僅靠幾個短語或古老的宣言就永久建立起來。對權利的要求總是與時俱進的。在當今世界，我們應該明白，能享受醫保、有機會學習美國文化中積澱下來的智慧、並擁有體面的家庭和鄰居，這些權利不應為那少數幾個系統操控者所獨有。因為，這些權利和先輩們所說的生命、自由及追求幸福等權利是同根同源的。
是的，要想掀起真正有用的變革，就需要聯邦政府採取行動。解鈴還須繫鈴人，能創造壟斷就能摧毀壟斷；能將金錢引入政治就能將其請出去；能把權力從勞方挪到資方就能再將其挪回來。此外，變革也要推及到各州和各地方，不然我們如何打開社區、恢復教育的公共屬性？
最後，我們每個人也要有所付出，尤其是那些恰好在這輪遊戲中暫為贏家的人們。我們要把目光從映照自己的成功的鏡子上挪開，想想在日常生活中如何幫助那些不是我們鄰居的人。我們要為別人子女的機會奮鬥，就好像自己子女的命運取決於此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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