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哲藝 圖/受訪者提供
“我永遠都是站在邊上。在邊上看自己國家、看別人國家，很多時候你可能看得比其他人還清楚。”如果處在不那麼邊緣的位置，陳哲藝想象自己可能不用突破、不用顛覆，有安於現狀的危險。“所以其實處在一種邊緣也挺好的。”
本文首發於南方人物週刊2020年第9期
文 | 本刊記者 張宇欣 發自北京
編輯 | 楊靜茹 [email protec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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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尊重一下中文嗎？”
導演陳哲藝的兒子17個月大，他在家的每一個晚上，都會給兒子念唐詩。“白日依山盡，黃河入海流。”一家人住在倫敦，出了家門，滿耳都是英語。
1984年出生在新加坡的陳哲藝從小被多語言聲道環繞。爸爸用閩南語、媽媽用粵語和各自的親戚講電話，阿嬤（奶奶）和他講華語，但家庭的官方語言和新加坡的官方語言一致，從小到大，他沒在家看見過一份中文報紙。
最近十年，陳哲藝受的衝擊愈發強烈。太多黃皮膚的新加坡人不會講華語，不懂方言，老人為和晚輩溝通苦學英語，這讓他無法接受。“在身份認同上，他可能骨子裡就覺得自己是一個老外。”
新加坡地狹物稀，舉國優勢除了熱帶陽光就是人力資源。講英語是與國際接軌的必要條件，華語難獲實用主義者青睞。陳哲藝記得，中學華文考試有兩道作文題：一是寫私函或公函，十幾歲的人統統嚴肅練習：“本公司需要××××，敬請××××，萬分感謝。”二是描寫、記敘、議論文三選一，老師提倡、學生也愛套路化、易拿分的議論文。“新加坡社會就是這樣，它是一種功利或者說是很市儈的社會。”陳哲藝說。
“可以尊重一下中文嗎？”電影《熱帶雨》（2019）裡，借華文教師阿玲之口，陳哲藝道出心中憤懣。
馬來西亞人阿玲性格溫良，是新加坡一所中學的華文教師，英語水平有限。她講華語，校長和同事都同她講英語。她給華文考試不及格的學生補課，除了偉倫以外，所有人明目張膽逃課。語言習慣的差異背後是兩種文化在新加坡人心中的高下之分。
陳哲藝在《熱帶雨》中設置瞭如此鮮明的衝突，但電影能為振興華語起到多少作用很難講，至少飾演偉倫的許家樂還是頑強地用英語對抗他的華語攻勢。許家樂10歲那年出現在陳哲藝的長片處女作《爸媽不在家》（2013）的選角現場，是唯一一個試戲拍戲都懶得拿劇本的小孩，因為懶散下的天真被導演看中。五年後，許家樂要在《熱帶雨》裡講華語了，看的還是英文劇本。陳哲藝說，如果給許家樂中文劇本，“他可能都不翻譯，就從旁邊抓個人問，這段什麼意思？”
第50屆金馬獎，影片《爸媽不在家》獲得四項金馬獎，劇組舉著四個獎盃合影
演完《熱帶雨》，許家樂有了戲癮，說要當演員。陳哲藝取笑：中文那麼差，做什麼演員？給你劇本也看不懂，其他導演的戲能拍嗎？許家樂聽了，依然故我。許家樂就像每一個00世代的新加坡小孩，只會英語，喜歡好萊塢大片，世界觀由漫威和《冰雪奇緣》塑造，是新加坡院線的主流觀眾。去年冬天《熱帶雨》在新加坡上映，票房不敵在全球口碑平庸的《星球大戰9》。
往前二十年，陳哲藝們在中學也會學《西遊記》《阿Q正傳》《背影》，但童年回憶是香港殭屍片、成龍動作片、布魯斯·威利斯、施瓦辛格，還有《Secret Seven》這類英國少年探險文學。再往前二十年，陳哲藝們的父母輩鄉情更濃，同時視《星球大戰》為畢生情懷。
陳哲藝不知道他的上一代和下一代心態如何，但他自己彷彿處於愈來愈深的文化裂縫中。
小學時，每逢週末，新加坡人出去喝下午茶逛街，電視上會放低收視率的文藝片墊時間，其中一些是華語片，陳哲藝喜歡窩在家看。有個人的片子裡總有華人講英語，和他的情況有點類似；還有個導演的作品裡總有同一個女演員，在黃土地，在深宅大院；新加坡沒有郊區也沒有農民，電影裡“咚咚鏘”的鑼聲和高亢的嗩吶聲，讓他感到新鮮。1999年他考上新加坡的電影學校，才知道，自己經常看的女演員是鞏俐。
“我很擔心新加坡華人斷了根。無法紮根的社會怎麼凝聚在一起？人沒有存在感就沒有意義。一個國家邁向前方，要往前看，必須知道自己的背景和過去。一個沒有過去的人，其實也沒有未來。”陳哲藝感嘆。《熱帶雨》的製片人黃文鴻曾在採訪中說，“如果不讓下一代去學（華語），到某個地方就斷層了。你突然回頭望一下，不知道你是什麼人。”《熱帶雨》裡懸掛的書法作品、電視中不斷播放的胡金銓電影、偉倫房間的成龍海報……諸多華人文化元素，似乎昭示了某種身份認同焦慮。
在《熱帶雨》裡，阿玲從頭至尾都面臨身份認同問題。她與丈夫不睦，在學校被文化隔絕。她遲遲沒加入新加坡國籍。在豔陽高照的新加坡，一個鏡次（take）消耗的水要花近500美金，但電影中七成場景都是雨中戲，劇組製造了滂沱的、細密的雨，渲染阿玲的哀傷。
直到阿玲經歷了和偉倫短暫的戀情、和丈夫離了婚、暫停工作、回到馬來西亞的鄉下，雨才停下。對著晴好的天，阿玲和媽媽絮絮地講著閩南語，第一次綻放微笑。
2019年，《熱帶雨》被提名金馬獎六個獎項，飾演阿玲的馬來西亞女演員楊雁雁獲得了金馬獎最佳女主角。
《熱帶雨》劇照
“陳哲藝你到底在幹嘛？”
2019年《熱帶雨》在多倫多電影節首映前，陳哲藝在電影圈消失了將近六年。
2013年，經過四輪票選，陳哲藝的《爸媽不在家》打敗了王家衛的《一代宗師》、賈樟柯的《天註定》、蔡明亮的《郊遊》和杜琪峰的《毒戰》，成為第50屆金馬影展最佳影片。《爸媽不在家》共獲得六項提名，陳哲藝本人還獲得了最佳新導演和最佳原創劇本獎。
“起步這麼高，接下來會很難。”那年的評審團主席李安提醒他。
“《爸媽不在家》的題材、人物都很討喜，”陳哲藝承認。這部電影講述了亞洲金融危機背景下一個小男孩和菲傭的情誼，在金馬影展前還獲得了為新導演而設的戛納電影節金攝影機獎，導演阿涅斯·瓦爾達為陳哲藝頒獎時說，“導演具有細膩的情感與過人的洞察力，他通過人物之間的關係揭示了令人關心和動容的重要主題：童年、移民、階級關係與經濟危機。”
很多人期待陳哲藝拍一部升級版的《爸媽不在家》，強化他的導演風格；大製作邀約亦蜂擁而至。但他當時只著迷於一箇中年女人的重重危機。
寫《熱帶雨》的劇本，陳哲藝花了將近三年。去年夏天，他應邀去西寧FIRST青年影展做評委，評委會主席刁亦男說，自己創作時，每天早上在書桌寫幾個小時，到中午吃飯，吃完再繼續寫。“我真的不行。”陳哲藝說，三年裡，他大部分時間都在發愣、思索和焦慮。淋浴噴頭滴水，他會盯著看半小時，直到妻子催促的聲音打斷思緒。
採訪前一天，陳哲藝參加FIRST舉辦的活動。業界朋友說，拍電影是世界上最美好的事。他忍不住問，真的嗎？他覺得電影像世界上最深、最痛苦又戒不掉的毒癮。又有業界朋友說，希望小孩也進電影圈，拍電影是可以賺錢的。他說，他已經很痛苦了，不想小孩也這麼苦。
阿玲的處境由陳哲藝把女性朋友的生活危機和他對女性的觀察層層疊加而來；《爸媽不在家》裡小孩和菲傭的情感更來自他真實的童年記憶。“我是用我的情感跟靈魂拍電影的，基本上就把我的心拔出來給你看。”
《熱帶雨》中的師生戀並非先行設計的聳動主題，而是陳哲藝長期潛入阿玲和偉倫內心生活後體驗到的必然結果：青春期的偉倫缺乏父母陪伴，只在阿玲那裡覓得家人般的慰藉；阿玲也視偉倫為庸碌中年的浮木。他們不受控地走到一起，又自行給出分手的結局。
到了片場，整部電影已經在陳哲藝腦海裡精準成型。他長了一張好脾氣的臉， 笑起來眼睛彎彎——但所有劇組工作人員都能感受到他的嚴苛。楊雁雁和他爭執，他駁回去：你不要跟我說你多瞭解這個人物，沒有人比我更瞭解，因為我跟他們一起活了三年。最後一場戲，楊雁雁只有兩句臺詞，但需要和運鏡完美契合，傳遞情緒。拍了10條，不行，吃午飯。拍到15條，還是不行，陳哲藝哭了。
“你的企圖心、野心一直增加。你其實一直在追尋的是你追不到的東西。拍不到要的東西，我會痛，它不是焦慮，是一種失落、失望，大過我的片子會有怎樣的成就。電影是永恆的，你永遠會看到自己的錯誤，最好的或最不好的自己。”陳哲藝擰住了眉頭，在北京的冬日陽光中眯起眼睛。
他開玩笑似的說佩服自己的執著，但有時候也蠻氣自己。一個畫面會時不時衝進他的腦子裡：和資方開會，他一口氣拍出十個idea，“你看你想拍什麼？我就拍給你。”對著虛空模仿完，他的視線又轉回來，“我希望我是那樣的人，就不用那麼苦了，你知道嗎？”
2010年，他受機構委託拍一部微電影《回家過年》。他放入了自己的野心：要在十幾分鍾內講一個從1960年代到2010年代的文化變遷故事，因為“太完美主義”，電影超支了。委託方拒絕擴大預算，他向親戚朋友借了一輪，欠下10萬人民幣的債。
2011年，他過了最難的春節。年三十吃完團圓飯，媽媽到他房間問，需要紅包紙嗎？在新加坡，過年時已婚人士要給小朋友和未婚的晚輩發紅包，每年支出可能超過1萬人民幣。哦，明天要發紅包了，他才想起來。他跑出家門，把銀行卡插進提款機，看到餘額是120塊新幣（約合人民幣500元）。他走回家，悶在被子裡哭了幾小時。
陳哲藝是個有點迷信的人，學生時期考試前會到觀音廟上香，後來每次拍片前也是。2004年，20歲的他拍出第一部短片《G-23》，去了三十多個影展，拿了5個獎。服兵役的7天年假裡，他拍了緬懷去世奶奶的短片《阿嬤》，創造了新加坡影人第一次戛納拿獎的歷史，那時他23歲。2008年，他交出第三部短片《霧》，又入圍柏林電影節，寫劇本只花了他一個下午的時間。本科時比陳哲藝高一級的師兄巫俊鋒多年來會和他互相“坦率地批判彼此的作品”，但巫第一次看了《霧》就讚歎不已。
“都蠻順利的，一直感覺上面一個聲音跟你說，雖然很艱難，你還是可以繼續走。我真的是感激老天爺。”陳哲藝說。
直到《回家過年》。他忍不住問自己：“陳哲藝你到底在幹嘛？人家拍電影是賺錢，你上了兩次電影學院，去了戛納柏林，但為什麼還什麼都沒有，欠一屁股債？”他給還在英國讀博的妻子打電話說，至少要拍出一部屬於他的劇情長片，如果不成功，就考公務員好了。新加坡公務員待遇好，“而且我很適合做公務員，做PowerPoint非常厲害，也很會寫報告、寫公文。”他笑著說。
老天爺這次眷顧了他。《爸媽不在家》上映期長達半年，拿到2013年度新加坡本土票房第三名，成為新加坡影史上商業最成功的文藝片。“我可能有兩三下的功夫吧？”
《爸媽不在家》 拍攝現場
“我好像永遠是在圈外的”
1月6日，我在北京東五環的一個園區第一次見到陳哲藝。《熱帶雨》被評選為第五屆迷影精神賞十部年度推薦佳作之一；那是民間迷影人發起的獨立電影獎，由影評人、策展人投票評選。
陳哲藝雙手抱住導演賈樟柯遞過去的獎牌，說：“謝謝賈導的平遙電影展。”《熱帶雨》去年在平遙亞洲首映，獲得了費穆榮譽最佳影片等三項大獎。最後他說，“新加坡是很小的國家，謝謝所有影評人讓更多的觀眾看到新加坡的電影。”十位獲獎的青年導演裡，只有他來自中國以外的地區。
頒獎禮的尾聲，由電影從業者、學者、影評人等149位評委評選了最近20年20部最佳華語處女作，《爸媽不在家》又是唯一上榜的新加坡電影。
“在世界影壇，你國家的電影可能不是最有知名度，或者大家覺得很重要的。就好像我們剛才討論華人電影，第五代了張藝謀了，然後新浪潮了臺灣了，還有杜琪峰成龍周星馳了，永遠都會討論到的是這些，沒有人會討論新加坡、馬來西亞。我覺得我好像永遠是在圈外、在討論範圍外的。”兩天後，陳哲藝坦白地說。
2019年，連上《熱帶雨》，新加坡院線放映的本土電影共有6部——包括了英語華語馬來語，“好年份”可能會有10到12部本土電影。這已經是1998年輔助電影創作的新加坡電影委員會成立後，新加坡電影業漸漸發展的成果。對這個年輕的國家而言，電影文化不如高收益的金融業重要。1970年代初香港邵氏的馬來西亞電影公司和國泰電影公司退出新加坡後，有整整20年，這個小島幾乎沒有產出電影，而寫進華語電影史的諸多名導正是成長、起飛於這一時期。讀大學時，陳哲藝每週上一節亞洲電影史課，新加坡和馬來西亞、泰國、菲律賓、印尼等國是課程裡最不重要的一小塊。陳哲藝的製片人黃文鴻記得，2007年，《阿嬤》在戛納獲主競賽單元短片特別榮譽獎時，新加坡官方代表已經退場。“當時新加坡沒有一個人關注他。”黃文鴻在採訪裡說過。
好像怎麼都擺脫不了尷尬境地：堅持講華語、拍電影，在新加坡處於文化邊緣；作為新加坡導演，在華語電影圈又是邊緣。
“所以有人願意花時間去看、去討論、去寫我的電影，我永遠都是感激的。”他在朋友圈分享過中國自媒體的採訪，“原來中國的記者還比很多新加坡人更瞭解我……”他寫道。
《熱帶雨》拍攝現場
十四五歲，陳哲藝就立下拍電影的志向，買了一堆電影書，研究斯皮爾伯格、索德伯格成為大導的路徑：第一，必須上電影學校，接受科班訓練；第二，必須拍短片；第三，必須拍“傑出的畢業作品，去很多影展，讓人家知道你有可能拍長片”。
那是1999年，陳哲藝上雅虎搜索“世界排名前十電影學院”，給它們逐個發郵件：“敬愛的××××，我是來自新加坡的中學生陳哲藝，請問怎麼考進你們學校？”對方也發來精美的校刊，他才知道，出國讀本科需要至少20萬美金，在新加坡，這筆錢可以買一套房。“萬一我沒有才華怎麼辦？不可能要求我父母供我讀電影。”
他只好把目光放在國內，發現新加坡居然有一家電影學院——確切地說，是設在義安理工學院下的電影傳播系，專業名稱是“Film，Sound and Video”。這裡的老師以技術而非美學的理念教授電影，“不是要（我們）懂得去創作一部偉大的電影作品。”他們那屆100個同學，留在業界的不到20位，主流畢業去向是“PR，Advertising，Marketing”，還有人做空少、賣房或賣保險。
陳哲藝拿出攢了多年的紅包，在某地鐵站旁的麥當勞門口遞給賣家八百塊新幣，換來一部二手卡帶攝影機。他拍了中學畢業季的校園生活，剪成47分鐘的紀錄片處女作，不知道怎麼刻到碟裡，在畢業當天和一個同學打車把家裡笨重的臺式機搬到學校，放給所有人看。靠著這部作品，他進了電影之門。
在學院裡，巫俊鋒就聽說“陳哲藝是學弟當中最有潛能的導演”。他們各自的第一部短片同一時間分別在首爾的兩個電影節參展，二人在那裡相識，成為志同道合的朋友。“當初我就感覺到他是一個對電影夢想很堅決的人。我們當時是希望新加坡電影能夠在藝術與商業之間找到平衡。我想我們到了目前還是堅持著這個目標。”巫俊鋒說。
十來年後，陳哲藝的長片處女作寫進了新加坡電影史。時任總理李顯龍在臉書上發表賀詞：“整個新加坡都在為你們所取得的成功歡欣鼓舞。希望這些成就能夠激勵你們以及其他新加坡本地的電影從業者，製作出更好的電影。”發現電影文化輸出的功效後，新加坡政府為本土電影人免除了電影上映後需歸還輔助金的規定。
巫俊鋒2011年憑電影《沙城》入圍戛納影評人週單元，這是第一次有新加坡長片打入世界級電影節。“真的很不容易，”巫俊鋒回憶，“當時本地人看待偏文藝片的作品偏見很大。就連政府的輔助金也一直要知道電影的票房預計後才會對我們的案子有信心。不過十年後，因為幾位電影人在許多國際電影節的表現都很好，為新加坡爭了一點光，所以官方也比較願意接受和欣賞我們的作品。”
在陳哲藝眼裡，《沙城》是“新加坡新浪潮”的肇始。兩年後，有了陳哲藝的《爸媽不在家》。接著，陳敬音的《大笨象》（2017）獲得聖丹斯世界電影單元劇情片編劇獎，楊修華的《幻土》（2018）摘得洛迦諾金豹獎。陳哲藝預測，以後新加坡新浪潮會成為和臺灣新浪潮一樣的現象，“現在大家可能沒有覺得很重要……但是可能很多年後，電影學者會回去，慢慢會有人研究它，發現它是一股很重要的力量。”
2014年，陳哲藝和黃文鴻成立了長景路電影工作室，幫助東南亞新導演找錢、改劇本、找演員。代表新加坡參選奧斯卡最佳國際電影的《大笨象》就是他監製的作品之一。他會寫二十幾頁的修改意見，深夜和導演開幾個小時的會，在片場指導分鏡；藝術家不懂宣傳，他也要幫忙；上中文節目，他有時還負責翻譯。“在新加坡拍電影，太難了。”他看到有才華的中國新導演可以在FIRST或平遙影展嶄露頭角，有“青蔥計劃”這類平臺扶持，被影評人群體關注，很是羨慕。
“身為會說華語的新加坡華人，我們當然希望自己的電影能覆蓋世界各地的華人觀眾。但到目前為止，本地觀眾對我們影片的興趣還是非常的欠缺。我們必須通過不同的管道不斷地培養觀眾的興趣。這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巫俊鋒說。從第一部短片《Un retrato de familia》（2004）開始，他就常和國際班底合作，“因為新加坡市場太小，許多電影人都會往外發展，這是蠻普遍的現象。”
但看著中國導演們免不了要在意資方、重用明星、擔心票房、拍兩版結尾，陳哲藝又感嘆辛苦。“至少我可以毫無保留地完成我的作品。我們不屬於兩岸三地，也不用迎合大中華區的觀眾，不用想拍一個可以進軍大陸市場的電影。因為沒有包袱，所以很多時候都比較乾脆。”
他性格天真直爽，到了有點口無遮攔的地步。英國本土的同學、來自中國的妻子、各國影展遇見的記者，都提醒過他，可以委婉一點。在FIRST影展做評委，他力挺《春江水暖》，採訪時又和我說：“它的檔次和級別真的高出其他電影很多。”答記者問，他說自己不喜歡諾蘭，“他的人和情感都是用音樂擠出來的。”“如果你是在英國工作的一個電影人，應該不會敢去批評諾蘭，他太多粉絲了。”他後來想到這點。
“我永遠都是站在邊上。在邊上看自己國家、看別人國家，很多時候你可能看得比其他人還清楚。”如果處在不那麼邊緣的位置，他想象自己可能不用突破、不用顛覆，有安於現狀的危險。“所以其實處在一種邊緣也挺好的。”
迷影精神賞的獲獎名單由電影自媒體公佈後，陳哲藝去刷了刷微博。在評論區裡，他看到A說，但這些都是小眾的文藝片啊。B回覆，所以希望這些文藝片會通過這個方式被看到啊。A又回，但文藝片永遠只是小眾的，不會被大多數人看到啊。“所以我還是有一個不確定，我的電影會不會被珍惜？”陳哲藝愣神幾秒鐘，又繞回自己身上，“我還不確定，但是至少我會珍惜，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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