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文學是人世的，西洋的文學是社會的。”
西方的文學經典長於描寫人的情緒和事態，比如，雨果的《巴黎聖母院》裡，必要表現貴族和教會的虛偽，而要歌頌下賤的吉普賽女郎和醜陋的敲鐘人擁有高貴善良的心靈，以張揚人道主義，以完成思想啟蒙；托爾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裡，要用一半的篇幅來討論俄羅斯的土地改革。
西方的文學作品，強調社會變革的功能；而中國的文學，表現的人世風景，強調詩教、禮教的教化作用，是“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
所以，中國的文學遍在於人世的方方面面，朝廷上的表疏奏議、民間的籌謝唱答，都可以成為千古不朽的文章，諸如《出師表》《陳情表》《岳陽樓記》等。以此觀照西方，西方則沒有這一類的文學品種。
中國的詩歌亦是如此。
春林花多媚，
春鳥意多哀。
春風復多情，
吹我羅裳開。
——《子夜四時歌》
這樣的詩有什麼主題可言，有什麼社會意義可言，這只是一個女子的調皮。同樣在《陌上桑》裡，也只是一個普通女子秦羅敷的跌宕自喜。
西方的古典文學，看不到普通婦女的感情生活，中西方文學的體質和血型不一樣。
中華民族是一個詩教的國度，“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簡單質樸的語言，傳達了天下興亡的離仇別恨；“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胸懷大志的隱逸詩人雖然生活艱辛,卻有怡然自得的野趣。
讀這樣的詩句，可以想見陶淵明其人，讀李杜詩篇，同樣可以看到中華民族有這樣精彩有趣的民族魂。正是因為“詩言志”的偉大傳統，才有了從樸素天真的《詩經》《楚辭》，到雄壯華麗的唐詩宋詞這些歷代的經典。
但不得不說，五四以來，新詩、現代詩漸漸偏離了“詩言志”這個傳統。尤其是學院派寫作、知識分子寫作，一味向西方看齊，與西方接軌。
試以“新月派”著名詩人徐志摩為代表。比如《再別康橋》一詩。
其一，其詩美則美矣，但凡美麗到極致的東西，都令人懷疑。崑曲很美，就不如京劇貴氣；宋詞很美，就不如唐詩的壯闊。
其二，此詩作於1928年，正是軍閥混戰、中華民族處於亡國滅種的危亂之際，“那波光中的豔影，在我心裡盪漾”。 林徽茵在這一年嫁給了梁思成，個人的兒女情長，怎 麼比得上詩人的家國情懷。而徐志摩本人，其憂國憂 民的政論文章其實也並不少見。
其三，這首詩的意境和節奏，有西方詩歌的母本， 即法國象徵主義詩人阿波利奈爾的《蜜臘波橋》。
愛情之所以是西方文學的重大母題，是有中世紀教會的禁錮，是因為經書上說“你要愛天上的父”。而在中國，很難想象李白、杜甫、蘇東坡會去寫一首愛情詩。
冒闢疆的《影梅庵憶語》，曾經被本刊《新教材》欄目推薦，這篇經典之作，其實遠遠不是對 一段傾國之戀的追憶，更是為了讓一個風塵女子來延續中華民族的詩書之禮，它沒有一絲半點的輕佻，比林語堂推崇的《浮生六記》來得更為正經。
水繪園，明末四公子之一的冒闢疆與董小宛的居所，這一對亂世佳人在王朝覆亡之際，也要精緻地 “做一份人家”，這蘊含了人世的一切莊嚴和神聖。在這個意義上，詩人柏樺要重現這一段瑰麗的人世風光。
董小宛畫像
《水繪仙侶》即是一首描繪江南風物和士大夫風範的一首長詩，是與《影梅庵憶語》互文寫作的後現代文本。
作者柏樺是上世紀80年代以來一直在持續寫作的詩歌界代表人物，一直擁有廣泛的詩歌影響力。 “柏樺足以稱得上致力於民族寫作的大詩人，其發揚漢語之美的呼聲以及所創作的文質兼美的作品，對於發揚民族精神的今天，無疑具有建設性的意義。”（《柏樺詩集》 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 2014 年）
附：
家居
柏樺
人之一生：春、夏、秋、冬
很快，你發現了新的喜樂：
女紅、飲食、財務及管理。
子曰：“仁者靜。”
你就在靜中灑掃庭除並親操這份生活。
“其德性舉止，乃非常人。”
家務是安詳的，餘閒也有情：
白日，我們在湖面盪舟，
逸園和洗缽池最讓人流連；
夜裡，我們在涼亭裡私語，
直到霧重月斜，
直到寒意輕襲著我們的身子。
曾記得多少數不清的良夜，
你長飲、說話，若燕語呢喃，
而我不勝酒力，常以茶代酒。
有時，我們又玩別的遊戲，
譬如讀詩或抄寫：
“人閒桂花落，夜靜春山空。”
這一切不為別的，只為聞風相悅，
只為唯美，只為消得這水繪的永夜。
（原創自志道教育《新教育家》，文/王化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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