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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方的日記在疫情期間我也看過，甚至轉發過，她所說的“時代的一粒灰，落在個人頭上就是一座山” ，看的我潸然淚下。當時武漢疫情剛剛開始，在各方面信息不太完善的情況下，方方的日記給我們傳遞出一種最接近現實的聲音，同時也讓在武漢之外的我們，瞭解並重視到病毒的破壞性。
我們的時代允許出現多種聲音，這是一個健全的社會所具有的健康的言論環境。方方從她個人的角度，寫出這些她看到的或是聽到的“真相”，不可否認她傳遞出一部分事實，但把視角放宏大，我們從武漢的角度來看，她所說的事實又是很片面的、是被刻意篩選過的以偏概全。
那些動人的抗疫故事，方方看不到，那些為疫情奉獻犧牲的普通人，她也看不到。所以，她的日記稱為“方方日記”是可以的，她記錄的是她個人視角下的所見所感。但是翻譯成英文和德文版的方方日記，卻搖身變成了“武漢日記”，從個人視角轉變為宏觀視角，那將給整個武漢的抗疫打上一個烙印，充滿了負面的、陰暗的的標籤印象。
方方日記寫的很真摯感人，幾度為此落淚、悲憤，但那只是武漢抗疫中的一個面，我們整個抗疫過程，不可能用十全十美來形容，它需要一個認知和反應的過程。
在方方的日記裡，封城是個缺乏人性化的決定，但是把時間線拉長，我們再回過頭去看，抗疫成功的現實證明它是對的。
所以，方方日記，既然寫明是日記，它本身就有一個時效性的問題。她有一些“聽朋友說”、“聽說”的內容，就缺失了可靠度，至少在出版英文、德文的《武漢日記》時，要抱著嚴謹的態度去核實準確，否則，它就是注了水的“真相”。
英文版《武漢日記》的推薦語是：
這個描述完全有失偏頗，首先，這本書無法代表“我們這個時代”，它只能代表方方自己，而所謂的“監禁”生活，是我們每個人都願意為疫情做出的一點配合，相比那些投身於抗疫一線、甚至為此犧牲生命的人，這點配合又算得了什麼呢？
在我們抗疫結束的尾聲，《方方日記》迫不及待地出版英文版、德文版，正是這個急不可待的行為，敗光了許多曾經支持方方的人們的好感。在國外疫情爆發的檔口，在國外某些甩鍋言論甚至直稱“武漢病毒”的時候，《武漢日記》像塊板磚一樣扔了出去，而更讓人大跌眼鏡的，莫過於半個月的時間就迅速出版，這速度背後，潛藏著怎樣的深思熟慮？
鍾南山院士的助理日記，記錄了八十多歲的鐘老去武漢的全部過程，那才是在抗疫第一現場，浸透汗水和淚水的最真實、最客觀的日記。這本日記都沒有時間去飛速出版，為什麼《方方日記》就可以呢？
方方說：“重要的不是在哪裡出版，而是我寫了什麼”，的確，社會需要像她一樣的發聲者，在某個方面反而促進了問題的解決和完善，兼聽則明。但是，什麼時候出版很重要，這個時間點非常欠缺考慮，雖然說批判也是另一種形式的愛國，但一個有良知的作家，需要審時度勢，而不是放大這種矛盾。
相信方方老師的物質條件，不會為了利，一個六十多歲的老人，也無所謂在乎名，假如是抱守初心，也希望是以審慎的態度去抱守這份初心！尤其是德文版《武漢日記》的封面，紅底上一個黑色的口罩，黃色的字體醒目也刺目，初心在傳遞的過程中，也會發生質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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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在對中國和平演變雖失敗但俘虜了一些精緻利已主義者，這些對中國政體存有不滿心理，他們的視角總是盯著那些不恰人意的方面，而那些英雄壯舉視而不見，這明擺著窩藏惡念，如果與反華勢力相互勾結，那性質是嚴重的，決不姑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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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肯定一點，方方日記被不良用心地在國外發表，肯定是對中國社會制度、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形象及國民民族感情造成較嚴重的傷害的。但事件還需分兩個方面去思考。首先，在疫情爆發前期，所有人都沒有任何準備的情況下，必然會出現慌不擇路、手忙腳亂的狀況，加上一部分幹部責任心不強、執政素質低下，使得防疫形勢異常嚴峻，也必然會有一些讓老百姓口誅筆伐的表現。此時，方方作為一個媒體屬性的作家，對所獲取的一些見聞義憤填膺、批評指責，也從側面起到了一定媒體監督的積極性作用，本無可厚非，甚至能夠引起足夠的社會共鳴。但隨著全國抗疫大軍浩浩蕩蕩奔赴武漢，勇戰新冠，中央對不作為或不稱職責任人撤職查辦，白衣戰士勇鬥病毒命喪疆場，全國萬眾一心居家抗疫等眾志成城、迎接挑戰的積極氛圍中，方方日記所表達的沒有一丁點兒積極向上、歌功頌德的的文字，讓人讀起來倍感陰暗，與同仇敵愾的社會大背景格格不入，這也引起了廣大讀者的反感。再者，中國出現疫情，不但沒有得到以美國為首的國際霸權主義團體的同情和支援，反而成了對方汙衊、攻擊的對象。在全國人民一致對外的吶喊聲中，方方日記在國外發表發表，成為了帝國主義攻擊、汙衊中國的有力武器，方方本人也成為了吃裡扒外的超級助攻手，引起國內輿論一片討伐聲，也在情理之中。儘管之前的社會治理中存在各種各樣的問題，但國家的發展大勢還是好的，還是比較符合人民利益訴求的，因此，方方的後期表現與主流民意相背離。作協對其的停職處分和政府對其採取糾查海外利益、限制出境的措施應該會得到大多數人的認可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