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潤國學微課
一、找不準社會推動力量。歷史實踐表明：任何一場變法要取得成功首先要解決一個依靠誰、團結誰的問題，也就是說，誰將成為這場變法的推動者和實施者，也就成了變法能否成功的關鍵。首先，歷史上幾次大的變法的實施都是自上而下，民眾不是主動的投入而是被動地接受皇帝及改革家給自己頒發的各種改革法令；在變法過程中，屬於民眾自己發揮的空間幾乎沒有，如商鞅變法，政令酷虐，即使只有小過錯，也施重刑，使“貴戚”及“民”多有“怨望者”；同時，由於變法的施受者是農民，其活動範圍和視野受到很大的限制，他們要做的只是年復一年地耕作，多打糧食和服勞役，對於農民來說，變法的成功與否遠沒有達到與自己息息相關的程度，變法成功了吃飽一點，不成功則吃差一點。因此，歷代變法者在設計改革藍圖時的社會基礎是空的，為了保證多打糧食，變法者往往要通過嚴刑峻法以保證法令的貫徹執行，如商鞅治秦，吳起治楚，王安石的市易法等，其做法與其說是變法，不如說是勒在農民脖子上的繩索，既然如此，變法怎麼能得到民眾的擁護呢？其次，變法的推動者不是民眾而是政府官員。既然變法自上而下，各級政府官員理所當然地成了變法的推動者，而政府官員又受制於各種複雜的既得利益關係，使得對變法的心態各異，一旦改革者去世，又缺乏強有力的社會力量的支持，變法就會半途而廢。如吳起死後，楚國變法戛然而止，商鞅死後，秦國平靜如常，王安石去職後，北宋王朝又回到原來的狀態，張居正死後不僅被抄家、貶封，他的變法措施也全部被廢。
二、沒有體制上的創新。變法的最終目的是什麼，這是歷史上許多變法者沒有弄清的問題，他們以為只要通過變法能“富國強兵”，目的也就達到了，其實這是思維的誤區。歷次變法之所以必要，是當時的社會基礎乃至上層建築都出了嚴重的問題，社會積累了許多的矛盾，國家衰弱不堪，不變法社會就不能發展；而社會上各種問題的出現歸結到底是體制出了問題，所以，變法說到底就是變革體制，只要體制不變革，任何變法都是不會成功的。可古代的改革家在這個問題上模糊不清，使歷代變法在體制創新方面舉步維艱，尤其是商鞅、吳起、張居正等人的悲劇結局，更使人們對體制創新談虎色變，即使是當年喊出“天命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豪言壯語的王安石，也因觸及體制如青苗法、市易法等，遭到頑固派的群起反對，使兩宮皇太后向神宗施壓：“安石亂天下”！無奈之下，王安石只好帶著遺憾去江寧府研究《說文解字》。體制不變革，變法也無法繼續深入下去，只好停頓下來，一旦變法停止，所謂“富國強兵”的理想也隨之幻滅，這也是多次變法之後並沒有出現“富國強兵”局面的重要原因。
三、變法往往是一劑猛藥，而衰敗的王朝如同病入膏肓的患者，如果操之過急，用藥過猛，很可能加速其衰亡的過程；即使變法稍有成效，也不過延長統治週期而已，不可能扭轉王朝更迭的週期律，不是挽救王朝命運的靈丹妙藥。
四、變法觸動了實力集團的既得利益，引發他們動用一切資源拼死抵制、破壞，比較而言，變法派的勢力相對弱小。
666山野村夫
【神鉦迴響】回答：中國古代變法主要有戰國時魏國的李悝（kuī）變法、秦國的商鞅變法、北宋時王安石變法、明代時張居正變法等，古代每一次變法運動都不同程度地推進了社會的進步和發展，但古代的變法也多以失敗而告終。
為什麼古代變法多以失敗告終呢？我認為根本原因仍是維護統治階級的根本利益，忘記了變法的初心，沒有依靠廣大民眾，沒有激發起全社會的推動力量。
任何一次變法都是對國家原法制體系的一次革命。因此，變法必須始終維護廣大民眾的根本利益，必須始終團結和依靠廣大民眾的力量。 縱觀中國古代歷次變法，雖然出發點都是富國強兵，但在變革過程中，卻忽視了廣大民眾的力量。
縱觀歷史上幾次大變法都是集團最高領導人的決策下實施，廣大民眾是在被動地接受最高統治者各種改革法令，甚至有的變法主張不僅損害了統治階級集團的既得利益，同時也損害了廣大民眾的民生利益。如商鞅變法，政令特別嚴酷，太子犯法都對老師實施了酷刑，何況普通老百姓，即使犯個小錯，也普遍施以重刑；再加上歷代變法者為了保證國家財政收入，往往要通過嚴刑峻法來實施法令，如商鞅“即一人有罪,五人連坐”的連坐法；王安石的市易法、保甲法等，都成為套在廣大民眾身上的枷鎖，變法主張根本得不到廣大民眾的擁護，從而缺乏強有力的社會力量支持，多數變法只好半途而廢。如吳起變法、商鞅變法、王安石變法張居正變法等雖然最初取得了一定成效，但多數變法措施半途而廢，不一而終。甚至變法者都要慘遭殺害，如商鞅被實施了五馬分屍的酷刑，明代張居正死後不僅被抄家和貶封，兒子也被逼死，他的變法措施也多數廢除。
由此可見，古代變法沒有從政治體制上進行改革，而是在生產關係上小打小鬧，所以沒有改革的群眾基礎，多數變法運動功虧一簣，不了了之，沒有逃出失敗的命運。
神鉦迴響
歷史上比較出名的變法改革有管仲改革、李悝變法、商鞅變法、王安石變法、萬曆新政（張居正變法)、戊戌變法這些變法有的成功，有的失敗，而我們對失敗的變法印象比較深刻像戊戌變法，不僅因為離著我們時代近，更因為清朝後期的歷史為我們所關注。
不過看看上面的變法大多數確實是失敗的，甚至變法者的倡導者下場都不好。這是為什麼，我覺得還是從利益和後臺上分析最能說明一切。首先變法是符合誰得利益，損害的有時誰的利益，其次當時君主這個大後臺對變法的認識程度和對變法者的支持程度，都是變法成功與否的關鍵。我們從這兩方面逐個分析幾個變法，就可以看出為什麼有的失敗有的成功了。
管仲改革增強了齊國國力，從政治上實行國野分治，使各級官員各司其職；軍事上軍政合一，兵民合一，增強了國家軍事統一度，符合齊桓公稱霸要求；經濟上減少稅收，但對鹽商加大稅收，糧食上實行“準平”避免富人搶奪窮人的財富，減少了富民和貧民之間的矛盾。以上可以看出觀眾改革符合齊桓公的須求，並得到齊桓公支持和改革委託，其次改革除了損害一些鹽鐵商的利益，但是這些都是暴力傷及不到他們的根本，還有就是沒有嚴重損害上層階級的利益，只是減少了他們的搶奪，而沒有從他們手裡去搶奪利益，社會矛盾減少，沒有造成矛盾的碰撞，所以管仲改革能夠成功。
王安石變法舉措有機構改革、賦稅改革、軍隊改革、科舉改革。賦稅改革又有方田均稅法、青苗法、農田水利法、免役法、市易法、均輸法。賦稅改革從理財措施上充實了國庫單頁激發了一些矛盾。宋朝到英宗時期全國三分之二的土地集中在官戶、形勢戶以及僧侶地主的手中，大批農民失去田產，淪為佃戶。“均稅”是以“方田”丈量的結果為依據，制定稅數。方田均稅法清出地主隱瞞的土地（像不像現在的房子），增加了國庫財富確嚴重損害了大地主的根本利益。青苗法按自願原則，農民在青黃不接時向政府借貸錢物，糧食有收成後按一定利息歸還穀物和錢財，但是操作上出現了強制現象，激發了農民百姓的矛盾（像不像指標業績現象）。從這兩方面已經是變法不得人心了，上不得上層地主階級的心，下沒有得到百姓的心，而且改革的大後臺宋神宗猶豫不定，對變法支持不堅定，宋神宗死後哲宗繼位，後臺變了，保守派和利益被損一派勢力變強這也是失敗原因。
從兩個例子來看改革從背景，觸動利益情況激發矛盾情況，以及大後臺支持情況分析古代變法是否會成功與否，朋友們可以自己分析一下其他的變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