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陳柏堅 黃啟臣
開篇語/“廣州是我國曆史上資格最深、歷代相沿、唯一不衰的對外貿易港口。沒有古老的廣州港，中國對外貿易史也就支離破碎了。”這是上世紀80年代出版的《中國古代對外貿易史》一書中的評價。遠在秦漢時期，時稱番禺的廣州已是海上貿易中心，歷經唐宋兩代中外商舶雲集的黃金時代，到清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獲得欽定“一口貿易”的殊榮。
兩百年後，1957年4月25日創辦於廣州的中國進出口商品交易會(The China Import and Export Fair，簡稱廣交會)，每年春秋兩季舉行，是這座飽經千載風雨的開放前哨，在現當代中國進一步融入世界的外貿大潮中，仍能引領風騷的明證。
今年新春伊始，中國以及全球各地都捲入一場突如其來的大風暴。危難之際，最可貴的是處變不驚，以變應變。4月7日舉行的國務院常務會議決定，第127屆廣交會將於6月中下旬首次完全以網絡形式舉辦。這場已延續超過一個甲子的中外貿易盛會，又將煥發新生，再一次傲立潮頭。
此時此刻，我們回望一個半世紀以來華南商都的外貿風雲，可謂正當其時。
清同治八年(1869年)，即整整一個半世紀之前，蘇伊士運河通航，歐洲與中國貿易的距離突然縮短了四分之一航程。
國際金融行情急劇變動，外國在華銀行的業務迅速擴展，中外貿易進一步擴大，有兩千多年曆史、長盛不衰的廣州口岸外貿活動，隨之水漲船高。
自同治九年至宣統三年(1870~1911年)，是晚清的最後四十年，也是中國近代“改革開放”第一波浪潮起伏的關鍵時期。
本期內廣州對外貿易可分為兩個階段：一，洋務運動催動外貿復甦(1870~1894年);二，甲午戰爭後到辛亥革命前夕的動盪大變局中繼續曲折前行(1895~1911年)。
戰火過後 “同光”復甦
先說第一階段廣州外貿的復甦。兩次鴉片戰爭之後，廣州對外貿易逐步半殖民地化，伴隨著中國沿海、沿江通商口岸在外來強權軟硬兼施的脅迫下依次開放，清中前期由皇帝欽定“一口貿易”的廣州，外貿數額呈明顯下降趨勢。直至同治四年(1865年)左右，下降趨勢才轉為停滯狀態。但同治九年之後，廣州外貿又一度出現復甦跡象。
據廣州海關各年關冊(貿易報告和貿易統計)所載“洋貨淨進口、土貨淨出口”數據，同治九年至光緒十一年(1870~1885年)，廣州口岸進出口總值從未達到過三千萬關兩(編按：又稱“關平兩”“關銀”“海關兩”，清朝中後期海關所使用的一種記賬貨幣單位，屬於虛銀兩)，以同治十三年(1874年)為最低，約2057萬關兩。
從光緒十二年(1886年)起，廣州口岸外貿上升幅度又很大，全年進出口總值躍升到3700多萬關兩，此後四五年間一直維持在3700萬至3900萬關兩左右。光緒十七年(1891年)以後，突破了4000萬關兩，第二年即達到4675萬關兩以上，為這二十五年裡的最高紀錄，與最低的同治十三年相比增長了83%，到光緒十八年(1892年)，更增長了127%以上。短短不到二十年間，進出口總值翻了一番，可見當時廣州外貿發展速度不慢。
再進一步說，這二十五年間，廣州口岸無論是進口還是出口商品的貨值，都呈增長勢頭。研究這一時期廣州進出口商品的種類和數值變化，有助於我們更深地瞭解其復甦態勢。從廣州海關關冊統計來看，同治十二年(1873年)進口洋貨已有79種，到光緒十八年增加到194種，大宗洋貨以鴉片、棉產品(棉花、棉紗、棉織品等)為主。其他雜貨雖然所佔比重不大，但種類繁多。出口土貨方面，同治十二年已有168種，到光緒十八年增至230多種，以茶葉、蠶絲為大宗。
棉花、洋紗與鴉片
棉花本來不是中國重要的進口商品，一直有大量出口，但廣東的情況恰好相反。因為廣東鄉間認為種棉花耗費勞動多，卻很可能“有勞而無功，成本得利之比，與雜糧相差不遠”。大致來說，造成這種想法的原因主要與氣候有關。廣東多雨，本地不種棉，往往要從北方地區和外國輸入，史籍記載“中國輸入之棉花，悉為印度所產，恆在廣州、汕頭二埠進口，而輸入廣州者較汕頭為多”。同治九年至光緒三年(1870~1877年)，大多數年份廣州進口外國棉花都在10萬擔以上。而光緒四年至十八年(1878~1892年)，則從未達到10萬擔，波動劇烈，似無規律可循。光緒十九年後，更跌至1萬多擔。
箇中緣由，按時任廣州海關英籍稅務司德魯的說法是，“這種衰退是由於印度外匯狀況混亂，以及本地(指廣州地區)長久的水災，導致鄉下織工貧困的結果”。另一個重要原因卻是國外棉紗的大量輸入，限制了作為棉織原料的棉花之需求。早在鴉片戰爭之前，廣州附近就有家庭用洋紗上機織布了，儘管洋紗進口還不算多。
直到1854年，受太平天國戰事波及，廣東紅巾軍暴動，緊鄰廣州、棉紡織業發達的明清“天下四大鎮”之一佛山鎮遭遇戰火，紡織工業摧殘殆盡，“棉花遂無銷路，而英制棉紗，乃乘機代興矣”。故廣州口岸棉花進口量縮減，不能簡單視為廣州外貿的局部下降，必須全面考慮當時當地的動盪和變遷。
咸豐四年(1854年)以後，廣州棉紗進口量逐步上升，從海關統計數據看，同治九年至光緒五年(1870—1879年)，洋紗輸入一版在2萬—3萬擔左右，光緒七年至十三年(1881—1887年)，升至4萬—5萬擔。其後數年平均每年輸入量達到近14萬擔以上，成為洋紗進口的一個高峰。可以肯定地說，19世紀80年代中期以後，廣州口岸進口洋紗的價值，在進口貨中僅次於鴉片，成為第二大宗。
不過，在蒸蒸日上的對外貿易數據中，有一個驚人的汙點無法輕易抹去。自有鴉片貿易以來，廣州就是此項貿易的一箇中心地區，直到1850年，廣州仍然是華南地區鴉片交易的最大市場。當年的英國駐華公使文翰就說過，鴉片在中國的消費“以上海為中心的北方消費量佔2/5，以廣州為主要市場的南方消費量佔3/5”。
咸豐八年(1858年)，中英《天津條約》正式承認鴉片貿易合法化，鴉片進口數額便列入海關關冊中，而入冊數值顯然比實際入口鴉片數要少得多，香港更由此成為東亞地區最大集散地，珠江三角洲密佈的河網中有許多民船在走私鴉片，海關根本無法統計。英帝國殖民者作為當年世界上最大的“合法”毒販，以“自由貿易”之虛名，憑兇悍橫行武力，行貪婪掠奪之實，在華賺得盤滿缽滿，眉笑眼開，可蜂擁而來、無孔不入的毒品卻在近代中國貽害無窮，這一筆爛賬，該如何清算?
主權漸失 苦澀成長
在出口方面，茶、絲一直是廣州口岸最大宗的傳統出口商品。同治九年至光緒二十年間，廣州的茶葉和絲的出口貿易發生了重大變化，那就是基本擺脫了主要依賴外省供應貨源的局面，轉為更多以鄰近地區產品作為出口貨源。僅從這一點來看，廣州口岸在此時期內的對外貿易，就有可觀的成長。
同治十年至光緒二年(1871—1876年)，廣州紅茶出口量平均每年為89000多擔，到了光緒十一年(1885年)，更是達到高峰，出口紅茶超過13萬擔。但好景不長，19世紀80年代中葉以後，廣州茶葉在國際市場上受到印度。錫蘭紅茶的對抗和排擠，出口量又逐年下降，到光緒二十七年(1901年)，紅茶出口量跌到只有6656擔。
總的來說，光緒二十一年至宣統三年(1895—1911年)，即甲午戰爭後到辛亥革命前夕，廣州口岸的進出口貿易繼續著復甦勢頭，貿易額激增，進出口總值從1895年的4950萬關兩，增至1910年的11550萬關兩，突破了一億兩大關，增幅高達450%左右。造成這種明顯復甦態勢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幾個：
首先，西方國家加緊對中國南部沿海地區的商品傾銷。同治到宣統年間，正是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向帝國主義過渡的時期，它們不僅加緊了對中國特別是東南沿海地區傾銷商品和掠奪原料，還開始對華輸出資本，並劃分勢力範圍。這40年間，西方列強及東亞“新貴”日本，通過《馬關條約》取得了在中國投資設廠、資本滲透的合法地位，又通過光緒二十一年至二十四年(1895—1898年)的三次大借款，進一步控制了中國海關。不僅把持海關的行政管理權，還得寸進尺地取得了經濟支配權。同時還在競相爭奪“勢力範圍”和“租借地”，法國租借了廣州灣。這段時間內，還強迫中國開放了又一批通商口岸。
西方帝國主義國家在以廣州為中心的華南沿海地區加緊資本輸出，這些投資集中在銀行、運輸、進出口貿易等行業，很大程度上引發了廣州外貿的復甦和增長，但它們的真正目的，是控制廣州進出口貿易的實際經營權。以運輸業為例，大量外國輪船公司在廣州設立並開闢多條航線，廣州地區本土船運公司受到嚴重摧殘和打擊，以光緒二十九年(1903年)為例，廣州港進出本國輪船2725艘，噸位43萬餘噸，不及同期外國輪、帆船數量的一半及噸位的十分之一。這樣一來，廣州進出口貿易的運輸權便被外國人所控制，造成廣州進出口貿易的畸形發展。
更為惡劣的是，列強還大力爭奪廣州的船運權，迫使清廷簽訂《中日通商行船條約》及其《續約》(1890年、1903年)、《修改長江通商章程》(1890年)、《辛丑條約》(1891年)、《中美續議通商行船條約》(1903年)等一系列有關船運權的不平等條約，迫使中國大門進一步打開，亦使得廣州門戶洞開。這樣更加便利了資本主義國家在中國進行經濟侵略，尤其是傾銷商品和掠奪原料。
貫通蘇伊士 遠連舊金山
外國資本設立的眾多洋行，如英資怡和洋行、丹麥慎昌洋行、美資美孚及德士古火油公司等，直接壟斷中國及廣州的對外貿易。有人當時這樣說過：“華商絲廠之資金，往往借貸於洋行，聽取其操縱。洋絲商任意選擇標準，規定價格。”
在廣州興辦的外資洋行、運輸業、銀行業共同構成對廣州外貿的把持，它們互相聯手、共同進退，掌控了廣州外貿的主導權。有廣州本土人士曾揭露說，“在其背後，本國領事為之輸通信息，船業公司為之料理轉運，保險公司為之擔保損失，本國銀行為之融通資金，駐外代理為之招徠主顧，無怪乎洋行永能操縱本身生絲對外貿易之權力。”
當然，19世紀70年代，在洋務運動的推動下，商辦的民資資本主義工業在廣東應運而生，主要有機器繅絲業、製茶業、造紙業等，它們為廣州口岸的進出口貿易，提供了更為廣闊的經濟腹地，也生產了更為充足的貨源，對1870年至1911年間的廣州口岸進出口貿易的增長，有直接的促進作用。
還有一個原因是國際間交通、通訊和運輸設備的改進。這又回到本文開頭所敘的史事：1840年鴉片戰爭之後，中國門戶被打開，英國殖民主義者仍是沿著15世紀所謂“地理大發現”後開闢的東西方航路，即從歐洲出發繞過非洲好望角，穿過印度洋，到達印度和中國。隨著資本主義國家殖民侵略活動的繼續膨脹，這條路途遙遠、險象環生的海上商路，顯然不能讓它們滿足，故必須尋求和開掘更為便捷穩妥的路徑。
19世紀六七十年代之交，兩項重大工程有效地促成了西方殖民主義者的願望，第一個那就是同治八年(1869年)11月正式通航的蘇伊士運河;第二個則是十年之後的1871年6月，由上海經倫敦最後延伸到舊金山的電報通訊，還有新加坡到香港的海底電纜，都開始接通使用。稍後的1883年，廣州設立電報局，電纜連通港、澳，開辦了電訊業務。
以上大規模基建工程的完成和啟用，使中國對外貿易發生了巨大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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