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瞭望智庫
在這次重大公共衛生事件中，作為武漢市僅有的兩家傳染病專科醫院之一，因介入滯後而飽受詬病的金銀潭醫院一直處於輿論的風口浪尖。
平日裡鮮少有人關注傳染病醫院，此次新冠肺炎疫情將其積存日久的陳年“痼疾”平鋪於陽光之下。
作為公眾健康的守護者，傳染病醫院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那麼，傳染病醫院為何長期處於規模小、效益差、硬件落後的困境之中？
疫情結束，備受關注的傳染病醫院又要回到原點了嗎？
如何破局、讓傳染病醫院在以後可能發生的疫情中發揮應有之義？
文 | 斯遠
編輯 | 劉俊卿 瞭望智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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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暴”核心：金銀潭醫院
官網資料顯示，金銀潭醫院由武漢市政府投資5億元興建，是武漢地區唯一一家省、市共建的、具有近百年曆史的公共衛生醫療救治基地，也是湖北省肝病、結核病、艾滋病、血吸蟲病、手足口病、人感染H7N9禽流感等傳染病的定點收治醫院。
據原衛生部醫政醫管局2012年2月印發的《三級傳染病醫院評審標準（2011版）》明確，根據《傳染病防治法》和《突發公共衛生事件應急條例》等相關法律法規規定，傳染病醫院的主要職責是傳染病的發現、報告、救治、預防等任務。
毫無疑問，作為傳染病醫院，在新冠肺炎患者的救治中，金銀潭醫院發揮了中流砥柱的作用。然而，它並未充分發揮諸如發現、報告等職能，因此飽受詬病。
公開資料顯示，武漢第一例患者是由武漢中心醫院最早“發現”的。
2019年12月15日，一名65歲的華南海鮮市場男性送貨員開始發燒，隨後就診於武漢中心醫院。12月18日，廣州微遠基因公司電話反饋該男子的咽拭子樣本測序結果是“一種新的冠狀病毒”。
作為武漢最權威的傳染病醫院，金銀潭醫院在近半個月後才實質性參與到新冠肺炎的相關工作中。
公開資料顯示，12月29日，武漢中心醫院公衛科向江漢區疾控中心傳防科科長王文勇報告了不明肺炎病例。這天下午，湖北省、市兩級衛健委疾控處要求啟動應急處置工作流程。金銀潭醫院和省、市兩級疾控中心開始流行病學調查。當晚7點，金銀潭醫院重症病房（即“ICU”）收治第一批9名“患者”（包括2名未確診的家屬），由兩輛救護車從不同的醫院轉院過來，其中6人來自新華醫院（亦稱湖北省中西醫結合醫院）。
武漢市肺科醫院是武漢的另一家傳染病醫院，收治首例新冠肺炎患者的時間更晚一些。該院呼吸科主任、新冠肺炎醫療組組長杜榮輝介紹，他們接診首例不明原因肺炎患者的時間是2020年1月3日。
本該第一時間“參戰”的傳染病醫院為何沒能及時發現？
湖北省預防醫學會衛生事業管理專業委員會常委、華中科技大學教授陶紅兵解釋道，“因為傳染病隔離的需要，傳染病醫院一般都設置在離城市比較偏遠的郊區，群眾有個頭疼腦熱的都是就近看醫生，沒人願意去傳染病醫院看病。”
金銀潭醫院與繁華的漢口火車站商圈有10公里的距離，距離武昌、漢陽超過20公里，太遠了。
這並非孤例。作為上海市最大的傳染病收治機構，上海公共衛生臨床中心位於金山區漕廊公路2901號，離最近的奉賢新城地鐵站（5號線）有近30公里的距離。
不可忽視的是，雖然傳染病醫院介入滯後，但卻在治療中扮演著更為關鍵的角色。
以金銀潭醫院為例，率先被確定為武漢市專門收治新冠肺炎患者的醫院，其他醫院接診的感染者均需送至金銀潭醫院。1月上旬，武漢市中心醫院後湖院區、同濟醫院、協和醫院的患者，均被轉送至金銀潭醫院救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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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境：被疫情揭開的真相
那麼，傳染病醫院的問題僅僅是距市區太遠、交通不便嗎？
當然不是。
平日裡鮮少有人關注傳染病醫院，此次新冠疫情將其積存日久的陳年“痼疾”平鋪於陽光之下。
其一，傳染病醫院專科特色決定了醫院的治療手段的單一和侷限，以內科為主，同時，診療技能相對較弱、軟硬件設施落後。
以中部某省一家三級傳染病醫院為例，該院是全省最大的傳染病醫院（床位600餘張），副主任醫師柳冰（化名）介紹，雖然他們醫院科室設置齊全，設有肺病診療中心、肝病診療中心、感染綜合科和急診醫學科等40多個臨床及醫技科室，但還沒有負壓病房和ECMO。
其二，傳染病醫院規模小、醫療資源儲備不足。
金銀潭醫院一位護士在今年1月的日記中寫道，“金銀潭醫院是專科醫院，很小，只有600多名職工，以前同事開玩笑說，我們的職工只怕是別人的一個零頭”。
同是此次新冠肺炎救治定點醫院的武漢大學人民醫院（亦稱湖北省人民醫院）有首義、光谷、洪山三個院區，總計開放病床5200張，在職職工6000餘人。而華中科技大學同濟醫學院附屬協和醫院亦有三個院區，職工8000餘人。
中國科學院院士、上海交通大學副校長陳國強教授撰文表示，重要原因在於傳染病醫療資源儲備不足——武漢市戶籍人口及常住人口共1400萬,而專門的傳染病醫院僅金銀潭醫院和肺科醫院兩家，床位總共900餘張，即0.64床/萬人，遠低於我國傳染病醫院床位數按城市非農業人口1.2-1.5床/萬人設置的標準。
在這次疫情早期，武漢其實應該啟動醫療機構分區診療、全面隔離確診與疑似病例、有效切斷傳播途徑，然而卻顯得力不從心。
《三級傳染病醫院評審標準（2011版）》明確指出，傳染病醫院的功能、任務和定位明確，規模適宜，“能承擔突發傳染病公共衛生事件的緊急醫 療救援任務”，“建立應急安全保障支持系統，合理進行應急物資和設備的儲備”。
然而，在此次疫情早期，武漢兩家傳染病醫院的應急能力均顯不足，除了醫用防護口罩等防護物資緊缺，還缺少動力新風系統、供氧系統等。
據湖北衛視報道，武漢大學人民醫院（首批支援金銀潭醫院的醫療機構）重症醫學科副主任醫師李光在1月17日參與金銀潭醫院重症患者救治工作中即呼籲，該院需要為醫護人員提供動力新風系統，因為醫護人員在給重症患者進行插管等治療時，空氣中會產生大量病毒氣溶膠，但這種醫療物資比較緊缺，他們有時不得不手工製作來應急使用。
同時，武漢市綜合性醫院內傳染科體量亦有限,更缺少可在突發情況下快速改變用途、“平戰結合”的感染病房。
其三，來傳染病醫院就醫的患者數量少、財政投入不足，傳染病醫院運營艱難。
陶紅兵介紹，傳染病流行有季節性的傳播規律，所以傳染病醫院的患者來源不穩定。
前述中部某省傳染病醫院雖然有幾個品牌科室，比如兒童手足口病（一種由腸道病毒引起的傳染病），患者多的時候醫院床位不夠，少的時候只有十幾個。柳冰表示，因此他的兒科同事們就很頭疼，“傳染病醫生苦不堪言，也就是這個原因”。
而且，長期以來，傳染病醫院的發展面臨著病員分流嚴重的問題，比如，綜合醫院開設相應的傳染病科室，收治傳染病患者。
同時，由於財政補償機制不健全，多數地方政府對傳染病醫院的財政投入亦是不足。因此，很多傳染病醫院都出現了運營艱難現象，一旦遇到突發公共衛生事件就容易出現應急響應滯後現象。
其四，“新醫改”給傳染病醫院帶來了更大壓力。
首都醫科大學附屬北京佑安醫院財務處孫蕊（刊發於2018年4月《經濟師》）撰文表示，2016年底開始實施的新醫改（取消藥品加成）後，某樣本傳染病醫院的業務收支在原本就虧損的情況下虧得更嚴重。因為該樣本醫院的患者多為感染、傳染以及慢性相關性疾病，治療週期長，需要長期服用藥物。實施醫改後，來自患者服用西藥的收入降幅高達24%。
濟寧市傳染病醫院總會計師邵士洪亦撰文（刊發於2019年第1期《經濟師》）表示，傳染病醫院主要收治內科傳染病，以藥物治療為主，藥品比例一直居高不下。以其所在醫院為例，新醫改前藥品佔比48%左右，明顯高於濟寧市公立醫院33%的平均水平。新醫改後，醫療服務收入偏低，近兩年醫療服務收入(不含藥品、耗材、檢查、檢驗收入)佔業務收入的比重在17%左右，明顯低於濟寧市公立醫院35%的平均水平。
其五，工作人員待遇差，醫護人員不足。
柳冰說，“不要說跟市裡其它綜合醫院的內外科比，就是跟市裡的精神病專科醫院比，待遇都差多了”。
待遇不好，就沒人願意到傳染病醫院去工作。一名北京大學公共衛生學院2008屆畢業生介紹，他的同學沒有去傳染病醫院工作的，主要是去衛生監督等政府管理職能部門，個別在醫院就職的，也是以科研和行政管理崗位為主，“去傳染病醫院容易受歧視”。
張定宇在其自述裡表示，在今年1月中旬的一天，50多名衛生員突然辭職，18名保安有一天也全部不來上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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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局：因地制宜，多維度發力
陳國強表示，武漢疫情初期所暴露的問題反映出，當地疫情防控戰一旦打響,醫政管理部門難以在第一時間組建有效的防控“預備隊”。
實際上，我國其他多數城市和地區也面臨同樣的問題。
新冠肺炎之後，傳染病醫院的地位必將改變，那麼，如何改變？
方案之一：由大型醫院合併託管
“讓一家三甲醫院來收購，我們作為他們一個分院”，柳冰的願望是希望被本省的一家大型醫院收購，而不是現在的“結盟”，他認為只有這樣才能夠真正的將資源整合到一起，減少重複投資。
筆者發現，這種模式在東部沿海省份已經有一些樣本。比如，江蘇無錫第五人民醫院（即無錫市傳染病醫院）被無錫第二人民醫院合併託管。無錫五院院辦趙洪順等人撰文稱，合併後的新五院在2017年10月至2018年3月的門急診、出院患者人次分別同比增加三成以上，人均費用下降了，床位使用率上升了，“既發揮了三甲綜合醫院的品牌優勢，又鞏固了傳染病專科醫院的特色優勢，總體取得了1+ 1>2的改革成效”。
值得注意的是，傳染病醫院要想與一家大型綜合醫院合併的阻力很大，主要來自兩個方面：一方面，傳染病醫院自身，行政級別、領導職數都會相應改變；另一方面，傳染病醫院無法滿足綜合醫院的要求，因為傳染病醫院經營能力普遍較弱，合併後會變成包袱。
因此，在沒有強大外力作用的前提下，這種合併很難實現。
方案之二：建立“醫聯體”
陶紅兵建議，傳染病醫院不妨放在醫療聯合體下。從國際國內形勢看，傳染病醫院是必須存在並且應該被更加重視的，但考慮到目前傳染病醫院的生存環境，獨自發展相對要艱難一些，因此，“可以在一個醫聯體內或醫療集團內，設置一家傳染病醫院”。
2016年12月，國務院下發的《關於印發“十三五”深化醫藥衛生體制改革規劃的通知》明確指出，要“推動建立醫療聯合體”“以資源共享和人才下沉為導向，將醫療聯合體構建成為利益共同體、責任共同體、發展共同體，形成責、權、利明晰的區域協同服務模式”“引導醫療聯合體內部形成順暢的轉診機制”。
浙江台州市公共衛生醫學中心（感染病醫院）即是典型。台州恩澤醫療中心（集團）主任陳海嘯表示，當初準備建設感染病醫院時，他們即主動要求將感染病醫院與新院區建在一起。“我們建了一棟像樣的、能夠預防急性傳染病的獨立建築。這次疫情發生後，我們收治了全市所有確診新冠肺炎患者，成為全省地級市中唯一（台州市確診病例數146例，全省排第四）”。
方案之三：財政傾斜
對於為數更多的獨立的傳染病專科醫院，北京佑安醫院財務處的孫蕊認為，傳染專科醫院承擔著傳染病防控任務，門診量低、藥佔比高，收入結構自我調節能力有限。她建議，政府增加傳染病醫院的財政投入，應建立分類、分級補償機制，對傳染專科醫院予以一定傾斜。
南方醫科大學衛生管理學院院長王冬表示，政府對傳染病醫院需對其合理定位，比如，明確傳染病醫院的公共衛生屬性，並由國家層面制定傳染病醫院改革規劃，加大對傳染病醫院的投入和補貼的力度。
其實，原國家衛計委辦公廳於2017年3月下發的《關於加強醫療機構傳染病管理工作的通知》明確規定，“各地要加大對醫療機構的支持力度，加強醫療機構傳染病診斷能力、醫院感染管理能力建設和相關設備設施配置。對於醫療機構承擔的傳染病防治、信息報告等公共衛生職能，要保障傳染病防治人員衛生防疫津貼等相關資金落實到位”。
然而，我國公共衛生的財政投入並不寬裕。2014年，國家“公共衛生專項任務經費”的項目撥款為5.29億，而到了2019年，這筆預算下降到4.5億，同比下降14.9%。同期，我國對公立醫院的財政撥款卻從2014年的36.19億漲到了 50.23億，同比增長38.8%。
新冠肺炎疫情過後，我們有理由相信，傳染病醫院會更加受到重視。
4月3日，中國醫學科學院武漢傳染性疾病診治研究中心在武漢金銀潭醫院（下稱金銀潭醫院）成立。當天，中國醫學科學院與金銀潭醫院簽署了合作共建的協議，強化傳染病疾病診療領域的協同創新。
這就是一個積極的信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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