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明禮：貨幣權力與美歐競爭
作者：劉明禮，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院歐洲所副所長、研究員
來源：《世界政治研究》 2020 年第三輯總第七輯；人民大學國政評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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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提要
貨幣強國能夠獲得主導國際貨幣體系、干預他國經濟安全、影響他國外交與安全政策、威脅國際貨幣體系等權力。這些權力不僅是國家實力的體現，更是實現國家利益的工具，因而極具吸引力和誘惑力，成為大國、強國（國家集團）爭奪的對象，彼此間會由此產生競爭行為，本文稱為“幣權競爭”。回顧近代歷史，幣權競爭主要在美歐之間展開，主要體現在佈雷頓森林體系的建立和解體、歐元誕生及對美元的衝擊、美國金融危機後向歐洲轉移風險等重大事件中。本文認為，美歐之間的幣權競爭的性質是“合作性競爭”，而不是零和博弈的“破壞性競爭”。展望未來，在全球市場中，兩者的競爭將持續激烈，雙方都會竭力增強自己貨幣的吸引力。但在政府間關係層面，這一競爭尚不至於演變成“高政治”領域的外交對抗。當然，風險不能完全排除，潛在的衝突點可能是歐洲在中東推廣歐元走得過遠，以及長遠看其在支持人民幣國際化問題上的立場。
【關鍵詞】：美元；歐元；貨幣政治；幣權競爭；美歐關係
貨幣作為一種經濟現象，長久以來都是經濟學家研究的課題，但經濟學家常常是在既定的框架下研究效率問題，也就是如何利用匯率、利率、貨幣供應量等工具實現經濟效益最大化，而在貨幣問題的背後，是複雜的政治利益博弈。本文利用國際政治經濟學方法，從理論上分析貨幣在國家間或者國家與國家集團間會衍生出哪些權力，探討美歐作為兩大國際行為體，圍繞這些權力如何進行競爭，以及從這些競爭中可以總結出哪些規律，用於幫助我們對未來做出判斷。
一、理論探討
從國家層面看，政權要保持穩定，必須牢牢控制貨幣權力，包括確定本國的貨幣體制、貨幣發行量、利率水平、匯率機制、外匯管制，等等。很多國家都把國王或者開國元勳的頭像印在貨幣上，以象徵權力。但從國際層面看，一個國家完全享有貨幣主權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種“幻覺”。隨著歷史進程的推進，尤其是全球化進程的發展，國與國之間的聯繫愈加緊密，實際上絕大多數國家都無法完全掌控自己國家貨幣的匯率、利率和發行量，也就是說喪失了部分幣權。中國工商銀行副行長張紅力認為，較高的專業門檻和技術含量實際上掩蓋了一個事實，即國際金融市場和國際貨幣體系的運轉在一定程度上是由霸權力量推動的。幣權不僅存在於國家層面，也存在於國際層面。從近代史看，國家之間圍繞幣權歸屬，進行著激烈的競爭。一個國家如果能掌控幣權，便可藉此對其他國家施加影響，推行對本國有利的對外戰略，實現自身的國家利益，這其中既包括經濟利益，更包括政治和安全利益。國家（國家集團）間圍繞貨幣權力開展的競爭行為，既包括貨幣權力的爭奪、維繫，也包括貨幣權力的運用，本文稱為“幣權競爭”。具體而言，貨幣權力可以歸結為以下四個方面，或者說是四種表現形式，也可以稱為“四大權力”。
（一）主導國際貨幣體系
從世界經濟的發展進程看，隨著國與國之間經濟聯繫的日益緊密，建立國際貨幣體系是處理國與國經濟關係的必然需要，而國際貨幣事務的主導國可以在這種安排中發揮關鍵作用，使得規則對自己更有利。國際政治經濟學家羅伯特·吉爾平認為，由誰來支配國際貨幣體系的準則和慣例，將對各國權力分配產生重大影響，因而各國都努力讓體系服務於自己的利益。
一個國家通過主導國際貨幣體系，可以獲得一定的權力和地位：第一，該國能夠主導國際貨幣體系的規則，使之服務於自己的戰略目標。遊戲規則至關重要，它決定了各國在遊戲中的地位以及利益分配。美國學者羅伯特·基歐漢的“霸權穩定論”可以說明這一點。這一理論對國際機制進行了深刻分析，認為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美國經濟實力相對下滑，但美元依然能夠處於霸權地位，這在很大程度上得益於國際貨幣體系的制度設計，制度的“慣性”讓美元地位得以保持。王湘穗教授從權力的角度分析了掌握規則制定權的重要性，認為每一個時代都有自己的代表性權力，金融全球化時代的代表性權力是幣權，也就是核心貨幣國家和世界性金融機構通過全球貨幣體系的設計和運行去控制及影響當代世界體系的權力。
第二，主導國能夠有自主的宏觀經濟政策，追隨者的貨幣政策在很大程度上要受到主導國的影響。除了世界核心貨幣發行國外，絕大多數國家都無法完全掌控自己國家貨幣的匯率、利率和發行量，並承受著國際貨幣市場波動帶來的匯兌損失和金融風險。更為重要的是，普通國家的貨幣主權受到跨國界流動資本的不斷侵蝕甚至喪失，而核心貨幣國家和金融機構則得到了支配當代世界的權力。比如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美國主導的國際貨幣體系中，美聯儲一旦進行貨幣政策調整，全球都勢必受到影響。而其他“不重要”的經濟體調整貨幣政策，對美國的影響可以說是微乎其微。
第三，主導國可以享受“鑄幣稅”的好處，特別是在使用信用貨幣的今天更是如此。美國鑄幣局“生產”一張百元美鈔成本僅幾美分，但其他國家要獲得一張百元美鈔，需要提供價值相當於10美元的實實在在的商品。這意味著，這些商品將被美國長期無償佔有。不僅如此，除了現金和電子貨幣外，由於美元的特殊地位，美國還可以以低利率向世界發行國債和機構債券，這實際上也賦予了美國政府和機構低成本融資的權力。
從歷史上看，崛起的大國，甚至是中等強國，一旦有機會也都嘗試了建立屬於自己的貨幣體系。英國是第一個主導建立國際貨幣體系的國家，也是運用這一權力的經典案例。英國在產業革命的幫助下崛起後，利用其主導建立的國際貨幣體系在世界層面推行其倡導的“自由貿易”。在“不列顛治下”時期，在英鎊主導的國際金本位制下，全球貿易迅速擴展。在這一案例中，我們可以看出，英國利用自身主導的國際貨幣體系，成功幫助其實現了在“全世界”推進自由貿易的戰略目標。除英國外，在世界範圍內算不上最強大，但也有相當實力的強國，也紛紛嘗試建立自己主導的區域性的貨幣體系（參見表1）。
（二）干擾他國貨幣穩定
貨幣穩定對於一個國家的經濟安全至關重要，比如穩定的物價水平、匯率水平、外匯儲備、資金跨境流動等，如果其中某一方面突發混亂，決策當局都可能措手不及。而擁有幣權的國家，則有能力左右其他國家的貨幣穩定，進而危及其他國家的經濟安全，比如令目標國通貨膨脹率上升、資本外逃、投資吸引力下降、匯率波動、債務上升、居民生活質量下降，等等。干擾他國貨幣穩定是一種簡單而強有力的策略，尤其是在針對一些相對弱小的目標時。這種攻擊也可以是“溫和的”，即通過緩慢釋放信號，有限度地影響目標國貨幣。具體做法包括：在市場上大量拋售目標國貨幣；精心設計一場謠言，讓市場感受到某種貨幣的弱勢前景，促成投資者撤離；通過操縱本國貨幣和對象國貨幣的匯率，迫使對方中央銀行進行政策調整。這一權力也可以理解為一種能力，雖然沒有法律上的授權，但也沒有其他力量能夠予以制約，因而在實踐中可以實施，而且頗具殺傷力。以外匯儲備下降為例，曾有官員這樣比喻，目睹外匯儲備的減少就如同“看著一個孩子失血致死卻無能為力”。
運用這一權力的典型案例是1956年的蘇伊士運河危機。1956年10月31日，英國和法國軍隊進攻埃及，宣稱要奪取蘇伊士運河控制權，但美國不支持英法的軍事行動。1956年11月初，在美國財政部長喬治·漢弗萊的命令下，紐約聯邦儲備銀行開始大量拋售英鎊。數據顯示，當時英國外匯儲備面臨“異常”壓力。在英法宣佈要動武之前，英國外匯儲備在9月減少了5700萬美元，10月減少了8400萬美元；而在宣佈要動武之後，英國外匯儲備1月驟減了2.79億美元，幾乎相當於前兩個月總和的兩倍。歷史資料顯示，當時英國首相艾登的高級顧問巴特勒和麥克米倫給美國財政部長漢弗萊打了電話，得到回覆是“除非英國按照聯合國的決議撤軍，否則總統也愛莫能助”。麥克米倫向內閣遞交了詳細數據，認為美國的行為是對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宗旨和精神的“不可饒恕的背叛”。在蘇伊士運河問題上，麥克米倫也從強硬的鷹派轉為溫和的鴿派。麥克米倫的傳記作者費希爾指出，“英國撤軍的真正原因是英鎊遭到拋售”，另一位傳記作者霍恩也認為，英鎊問題是“決定性因素”。此次行動的結果是，美國在未動用軍事力量的情況下，通過貨幣手段，就阻止了一場已經動員起來的戰爭。
（三）影響其他國家外交與安全政策
這一權力盡管不是法律賦予的，但卻是一種客觀存在，享有這種權力的是國際貨幣體系或者區域貨幣合作區中的主導國。與前面的利用貨幣手段干擾他國經濟安全相對應，如果一個國家在貨幣方面實力足夠強大，在金融危機中可以對其他小型經濟體施以援手，甚至可以扮演“避風港”的角色，從而增強本國對其他國家的影響力。這種權力得以存在，其邏輯關係與干擾他國經濟安全相似，都是一個國家貨幣實力強大到一定程度，可以對其他經濟體直接施加影響，前面所說的主要是對對手的干擾或者打擊，這裡是指對“盟友”的保護。
對於貨幣區而言，那些追求區域性或全球性貨幣秩序領導地位的國家，除了經濟因素外，也都有政治上的考慮，希望藉助這種貨幣秩序安排來獲得更大的政治影響力。王湘穗教授從幣緣政治的角度對此做了闡述。他認為世界呈兩大幣緣圈，在美元圈和歐元圈內部，各國基本利益的一致性導致相近的政治態度，隨之而來的是對國際事務包括應對金融危機的一致立場，而最終將著手建立幣緣圈的共同安全體制。
貨幣區中，小國對貨幣體系貢獻較小，卻可獲得可觀的經濟收益。這些收益包括：第一，保障貨幣穩定。貨幣區中，不僅成員國之間匯率保持穩定，而且成員國加起來規模變大，這樣可以降低受區外其他強國貨幣干擾的風險。第二，消除貿易壁壘。即便在經濟衰退的情況下也可以保證區內的市場準入，免受保護主義的影響。這意味著小國有了制度保障，不會輕易受到區內其他國家的經濟制裁或者其他歧視性措施的影響。第三，享受區內特權，如貨幣支持、融資渠道等。貨幣區要穩定運轉，一般有應對債務、匯率危機的手段，而小國往往是受益者。所以，小國一般都希望成為貨幣區的參加國，或者說是追隨者。
小國經濟上好處多，但會形成依賴，而這種依賴會賦予主導國在政治上和安全上影響目標國行為的權力，使之符合自己的利益和戰略目標，或者說是在政治上和安全上控制目標國。比如，如果一個小國退出貨幣區，本國貨幣的聲譽將會受到損害，造成資本外流、貿易量萎縮、貨幣急劇貶值、外匯儲備減少、融資成本上升甚至償債困難，失去貨幣區庇護的小國形單影隻、孤立無援，甚至會付出巨大的代價。小國為維繫在貨幣區的資格，或者說享有貨幣區的好處，其利益和立場會“不知不覺”地向主導國靠攏。可見，貨幣區的建立從來不是單純的經濟問題，而具有深刻的國際政治意涵。
（四）威脅國際貨幣體系
這種權力的突出特點是，實施的主體是貨幣體系的參與國，而針對目標卻是主導國，這與前面的三大權力剛好“反其道而行之”。如前所述，主導國希望貨幣體系穩定和持續存在，但如果其他國家在貨幣領域實力足夠強大，尤其是擁有破壞貨幣體系權力的時候，就會對貨幣體系的主導國形成威脅，進而在貨幣體系中發揮影響力。喬納森·科什納將這種權力按照實施程度和目的不同，分為兩類：一是“顛覆性破壞”，二是“策略性破壞”。“顛覆性破壞”是指貨幣強國（非主導國）運用自身的貨幣實力，摧毀整個貨幣體系。它不是談判桌上的討價還價，而是孤注一擲、視死如歸的搏殺。這種權力的運用極少發生，一個國家在運用這種權力時也十分慎重，原因在於這種權力的運用如同一場核戰爭，結果可能是雙方同歸於盡。相對而言，“策略性破壞”在實踐中更為常見。這種權力運用的目標並非摧毀貨幣體系，而是通過讓體系的一部分發生“震盪”，讓對手意識到自己權力的存在以及可能造成的影響，進而實現自己的目標。即便體系破壞沒有成功，目標國也可能付出沉重代價。
最善於威脅貨幣體系的國家是法國。在“英鎊時期”，每當法國和英國在重大國際問題上有分歧時，法國就會不時運用這種權力要挾英國，希望英國遷就法國的立場。在20世紀30年代的金融危機中，由於法國拋售英鎊，黃金從英國流向法國，這場金融危機導致英鎊最終脫離了金本位。在“美元時期”，1962年至1966年，法國共向美國兌出28.64億美元黃金，佔同期美國外流黃金總額的85.5％。同時，法國還公開在國際社會打擊美元信心，1965年2月4日，戴高樂將軍在記者會上公開表示，美元的國際地位所依賴的基礎已經不復存在，美國遲早將面對美元兌換成黃金的困境，法國建議對這一體系進行改革。可見，法國雖然不具備主導全球性貨幣體系的實力，但兩次國際貨幣體系的“推倒重來”，也就是英鎊體系的瓦解和佈雷頓森林體系的崩潰，都和法國有直接關係。
二、案例分析
從國際層面看，幣權只能掌握在少數國家手中，因而競爭只能在具有經濟、金融、政治、軍事等強大實力的大國、強國中展開。回顧歷史上的重要案例，我們可以發現，幣權競爭基本是在美歐這兩大強者之間展開。
（一）佈雷頓森林體系與美歐競爭
佈雷頓森林體系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新的歷史條件下，美國和歐洲——主要是英國——進行幣權競爭的結果，該體系確立了美國的貨幣霸權地位，也確立了此後美歐幣權競爭的基本框架。
（1）美英競爭與佈雷頓森林體系的建立
從政治學角度看，佈雷頓森林體系的建立是美國把能力變為權力的制度化過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資本主義世界，在美國的主導下，資本主義國家建立起“佈雷頓森林體系”。1943年，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尚未結束之時，美英兩大國就開始規劃戰後的國際經濟秩序，分別提出了各自的方案，也就是英國的“凱恩斯計劃”和美國的“懷特計劃”。
兩個方案相比，“凱恩斯計劃”更為強調機制和原則的作用，不論實力如何，不論是順差方還是逆差方，都有調節國際收支的責任，霸權國家並不享有明顯的特權。而“懷特計劃”將國際收支的管理權更多交給“基金”，而美國憑藉經濟實力可以主導“基金”，事實上也就是將國際經濟問題的主導權更多地交給了美國。英美兩國提出兩個方案後，雙方進行了激烈的爭論與較量，鑑於美國在實力對比上的明顯優勢，英國最終不得不接受美國的方案。當然美國也對自己的方案有所調整，根據英國的訴求做出一定的讓步，雙方最後達成一致。1944年7月，在美國佈雷頓森林召開的“同盟國家國際貨幣金融會議”上，通過了以“懷特計劃”為藍本的《國際貨幣基金協定》和《國際復興開發銀行協定》，也就是“佈雷頓森林協定”，根據這一協定所建立的國際貨幣體系我們稱為“佈雷頓森林體系”。佈雷頓森林體系的建立使美國獲得了史無前例的超強貨幣霸權。美元的特殊地位成為美國權力的主要來源，美國也藉此解決了全球霸權的經濟負擔。
除佈雷頓森林體系外，美國與英國還有一個競爭點，就是如何對待英鎊體系。英鎊體系是美國向拉美和亞洲市場滲透的障礙。比如，根據英國與阿根廷1933年簽署的協定，阿根廷在英國市場上出售商品獲得的英鎊收入，在償還外債等合理扣除後，剩餘部分只能用於購買英國的商品、支付英國船隻的貨運費，或者支付英國持有的阿根廷債券的利息。美國解決這一問題的方法是與英國簽署美英貸款協定，以提供戰後英國急需的貸款為條件，迫使英國在戰後談判中在重要問題上做出讓步。從美英的博弈可以看出，美國憑藉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超強實力步步為營，英國則因為國力衰弱不得不屢屢退讓。
（2）美法競爭與佈雷頓森林體系的解體
“佈雷頓森林體系”在一定程度上為國際經濟活動提供了可使用的國際貨幣、穩定的匯率機制，以及國際支付危機的應對工具，有利於維持國際金融穩定和國際貿易增長，但其也有自身難以克服的缺陷。美國對外負債增長快於黃金儲備增長，也就是國際流通中的美元數量增長快於黃金的增長速度，美元要維持與黃金匯價的穩定越來越困難。隨著世界經濟增長，美國要保證參加國不斷增加的對美元儲備的需求，但卻面臨黃金因為產量制約而供應不足的困境。同時，美國要給不斷擴張的國際經濟活動提供流動性，需要保持國際收支逆差，而持續的國際收支逆差又會引發外界對美國經濟風險和美元兌換黃金承諾的擔憂，這似乎是一道無解的難題，也稱為“特里芬難題”。
法國對美國的貨幣霸權素有不滿，認為美國濫用了貨幣特權。戴高樂總統經常抱怨，美國人隨心所欲地印美元，用於越南戰爭、收購外國公司以及維護在歐洲和其他地方的政治霸權。法國人也率先意識到美國長期經常項目逆差所掩蓋著的美元危機。法國利用手裡的外匯儲備，向美元發起攻擊。1965年以後，法國、德國央行幾乎每個月都將手中結餘的錢兌換成黃金。美國中央情報局的報告顯示，“法國政府的態度以及法國一些官員的舉動，是引起大規模投機美元的重要因素”。20世紀70年代初，美元的內在難題加之外部衝擊，終於導致了佈雷頓森林體系的解體，以及之後牙買加體系的建立。
（二）歐元誕生對美元的衝擊
美國在牙買加體系中依然獨攬霸權。1999年歐元的誕生，被視為國際貨幣史上的重大事件，歐洲通過統一貨幣整合了內部力量，美國的貨幣霸權迎來“旗鼓相當”的對手，美歐的幣權競爭進入新階段。
（1）歐元誕生是美歐幣權競爭的產物
歐元的誕生是人類的一個偉大實踐，此前從來沒有貨幣統一先於政治統一的先例。歐元之所以能從幻想走向現實，是多重因素共同促成的結果。
從經濟方面看，歐洲國家經濟相互依賴，聯繫緊密，客觀上確實需要一個穩定的貨幣合作機制。從歷史的角度看，歐洲國家曾嘗試多種形式的貨幣合作。歐洲央行前首席經濟學家奧托馬·伊辛認為，歐洲統一貨幣的準備工作可以追溯到20世紀50年代的“歐洲經濟共同體”。從安全角度看，發動兩次世界大戰的德國再次實現統一，必然會引起其他國家的警惕，也將引起歐洲內部的複雜博弈。德國放棄馬克和其他國家一起使用歐元，既有利於消除歐洲國家對德國重新崛起的顧慮，也有利於德國在歐洲擺脫孤立。從幣權角度看，歐洲國家打造歐元，也是不甘臣服美元霸權，力求掌握自己的經濟命運的努力，是美歐幣權競爭的一個結果。丁一凡研究員認為，如果沒有美元危機以及其對歐洲的衝擊，歐共體國家在貨幣一體化上也許不會走得這麼快。王湘穗教授也認為，歐元幣緣圈的出現，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於美元體系推動的金融全球化侵蝕了歐洲的利益，並威脅到歐洲各國的生存，歐元體系是保護歐洲經濟利益的城堡。
就歐洲而言，雖然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經濟得到有力恢復，但依然缺乏取代美國、奪取國際貨幣體系規則制定權的實力。但歐洲意識到，團結起來爭取經濟政策的自主權，還是有可能的，而且也是必要的。因為在經濟政策自主方面，歐洲受美國影響太大。或者說，美元的不穩定和政策失誤促使歐洲人創造單一貨幣。從20世紀60年代起，美國不僅要與蘇聯爭奪霸主地位，在天上開展人造衛星、宇宙飛船、太空探險等競爭，還在地上打了一場曠日持久的越南戰爭。這些龐大的政府開支使得美國財政捉襟見肘，預算赤字不斷擴大，公債節節攀升。
當美元出現問題導致資金流出美國市場時，這些資金不會均等地流向歐洲各國市場，而主要會流向聯邦德國，因為德國馬克是歐洲乃至全世界最堅挺的貨幣。德國馬克對法郎升值使德國出口商失去競爭優勢，資金流入也加劇德國通脹的壓力，而德國人對通脹的警惕又根深蒂固。讓德國人更難以接受的是，美國還把美元危機的責任推給德國，認為資金從美國流向德國的原因是“德國利率過高”。1971年6月，時任美國財政部副部長保羅·沃爾克在國會聽證時表示，“近期的危機不是美元外逃，而是湧向德國馬克”。德國聯邦銀行前行長奧特瑪·埃明格爾稱，對歐洲來說，與美元共存就好比與一隻大象同船，即使它只是小心翼翼地一側身，整條船都會讓人頭暈目眩地搖晃，擺脫困境最重要的辦法是歐洲國家採取共同行動。
美元給歐洲帶來的問題不止於德國，還有法國。不同的是，與德國馬克的升值壓力相比，法國法郎的貶值使法國決策者“失去面子”，戴高樂政府認為貨幣貶值就是失敗。美元的問題給歐洲國家帶來巨大麻煩，也促使歐洲謀劃應對之策。法國前總統德斯坦認為，歐洲共同貨幣可以成為美元強有力的競爭對手，而且法國將獲得該貨幣的控制權。法德等國共同的政治意志對歐洲貨幣一體化產生了決定性影響。
歐洲匯率體系的建立，部分原因就是歐洲對美國沒能管理好自身經濟並轉嫁給其他國家的一個反應。前聯邦德國總理施密特認為，推進歐洲貨幣一體化，讓歐洲其他國家的貨幣與馬克緊密聯繫在一起，有利於減小美元貶值對德國經濟的衝擊。歐盟首任駐華大使杜俠都曾表示，從經濟規模上看，歐洲國家都屬於中等規模國家，在經濟實力不夠強、貨幣覆蓋面不夠大時，貨幣主權實際上是一種幻覺，歐元區各國只有共同行使貨幣主權，才有可能採取有效的貨幣政策。
（2）歐元的成就及對美元霸權的影響
1999—2002年，歐元的啟動總體上是成功的，沒有遇到技術上的問題，順利取代了12個歐洲國家的主權貨幣。許多觀察家認為，美國對國際貨幣體系的主導將結束，世界將進入歐元時代，歐元取得與美元平起平坐的地位只是時間問題，甚至歐元將會超越美元。羅伯特·蒙代爾的觀點具有代表性，他認為“歐元將會挑戰美元地位，並改變國際貨幣體系權力的配置”。
作為一個新生事物，歐元站穩了腳跟。但從美歐幣權競爭的角度看，歐元取得的成就是有限的，美元的地位並沒有受到明顯的挑戰。歐元誕生後，在國際貨幣方面的份額，與歐元所取代的貨幣相當。正如經濟學家埃德溫·杜魯門所言，“目前為止，能夠證明積極的從美元向歐元轉換的證據是非常有限的”。總體看，歐元的誕生並沒有給世界帶來“驚喜”，既沒有像批評者所說的那樣引發災難，也沒有像支持者期待的那樣取得巨大成就。在歐洲經濟與貨幣聯盟之外的其他經濟體之間的貿易中，使用歐元結算的比例很低。歐元區雖然在經濟規模上可與美國相提並論，但也有很多不容忽視的缺陷。
第一，統一大市場尚不完善。不同國家使用不同的清算、結算系統，稅收體制不盡相同，會計準則和商業習慣也不一樣，銀行等比較敏感的部門也歸各國政府自行監管。尤其各個成員國都有自己的債券，不能像美國那樣提供單一的金融工具。債券市場的分割這一問題很難解決，這意味著交易成本高這一缺陷將持續影響歐元作為國際貨幣的吸引力。美國金融市場的深度和流動性，仍然是美元獨一無二的優勢。
第二，經濟增長慢。束縛歐洲經濟增長的結構性因素很多：人口老齡化趨勢日益嚴峻，根據歐盟委員會的數據，1960年歐洲人口占全球比例為11％，2015年已經降至6％，預計到2060年將降至4％；福利制度拖累嚴重，政府對勞動力的保護導致企業對解僱工人非常顧忌，因而在僱傭新員工時非常謹慎，降低了就業水平；創新活力不足，歐盟委員會設定每年研發投入佔GDP比例目標為3％，但歐元區這一數字基本徘徊在2％的水平（參見圖1）。受到這些因素影響，歐洲和美國在產出和勞動生產率方面存在鴻溝，而且這一差距還在呈擴大趨勢。
第三，歐元區的幣權主體不明確。在歐洲，沒有一個單一的機構能夠在國際事務中代表歐元區，這限制了歐元區作為一個整體在國際貨幣事務上的行動能力。比如在IMF和七國集團（Ｇ7），每個國家都在為自己而不是歐元區代言。政治學家凱瑟琳·麥克納馬拉和索菲·默尼耶認為，只要歐元區對外不能用一個聲音說話，就像美國財政部部長對外代表美元一樣，美元作為國際貨幣的領先地位就無可動搖。
總之，儘管歐元在其他領域取得了成功，但在應對外部挑戰方面沒有明顯成效，沒有給美國的貨幣霸權帶來衝擊，其根源在於內部分歧和機構設置困擾了決策，或者說，歐洲尚缺乏與美元相抗衡的政治意志。只要歐洲經濟與貨幣聯盟還是一個“非主權貨幣區”而不是一個真正的聯邦，結構性缺陷就會存在，也就難以對美國的貨幣霸權構成顯著影響。
（三）美國金融危機與轉嫁風險
2008年金融危機後，美國在進行內部調整的同時，還對“唯一的競爭對手”給予一定程度的打擊，以轉移自身壓力，繼續維繫貨幣霸權。
（1）美國金融機構做空歐元
美國金融危機後，歐洲爆發的債務危機始於希臘，而希臘問題又源於美國金融機構幫助其做假賬，並在希臘財政問題暴露後在市場上做空，導致危機一發不可收拾。2010財年美國聯邦政府財政赤字達到1.6萬億美元，創歷史新高，大約佔國民生產總值的10.6％。值得注意的是，美國政府公佈鉅額赤字預算之時，正是希臘債務危機發酵之際。這有效轉移了外界對美元的關注和不安。
美國金融機構唱空、做空歐元，並非完全是資本的逐利行為，而是與國家利益和國家戰略有關。雖然外界能觀察到的直接參與者都是金融機構，而不是國家政府，但美國金融界巨頭和政府有著緊密、複雜的關係，財政部和華爾街之間在人員上也存在“旋轉門”，很難相信美國政府對其金融機構在希臘問題上做假賬、做空歐元等事一無所知。
從邏輯上分析，通過打擊歐元，美國政府和金融機構可以實現共贏：金融機構可以通過做空歐元牟利；美國政府可以轉嫁風險，緩解財政和債務難題，維繫貨幣霸權地位。筆者傾向的觀點是，未必是美國政府設計一套計謀來指揮華爾街的金融機構做空歐元，但邏輯上講得通的是，金融機構在市場中覓得做空歐元牟利的機會並採取行動，美國政府對此採取了“縱容”態度，最終實現美國政府和華爾街的共贏，輸家是歐洲和歐元區。
（2）美國政府拒絕加強國際金融監管
作為金融危機的“受害者”，歐洲對美國危機迅速傳染到歐洲做了深刻反思，並提出體制、機制上的改革建議，其中之一就是加強國際層面的金融監管。2010年3月29日，時任法國總統薩科齊在美國紐約哥倫比亞大學發表演講時稱，希望美國發揮領導作用，制定新的全球性金融監管制度，以有效防止再次出現金融危機的威脅。但歐洲的主張並未得到美國的積極響應，這顯示出美國在自身仍未擺脫危機的情況下，無意阻止風險向歐洲的轉移。
雙方在對沖基金監管問題上分歧尤為嚴重。歐盟認為對沖基金是歐洲金融波動的直接推手，而美國財政部部長蓋特納稱，歐盟限制對沖基金是一種保護主義行為。2010年7月21日，美國雖然出臺了旨在加強金融監管的《多德—弗蘭克法案》，但這只是美國國內的金融監管改革，並沒有將任何監管權交給國際社會，或者說交給歐洲。
（3）評級機構打壓歐洲
歐債危機爆發的直接原因是國際評級機構發動的對希臘等債務國的“降級潮”。自209年希臘主權債務危機爆發以來，危機每次升級，背後都有三大評級機構下調歐元區成員國評級的舉動。
主權債務危機的爆發也引起人們對信用評級機構道德標準和結果準確性的質疑。歐盟委員會負責內部市場與服務的委員米歇爾·巴尼耶曾表示，“這些評級機構所擁有的權力已經不僅對企業，而且對國家也會產生嚴重影響”，並警告國際信用評級機構要“謹言慎行”；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米爾頓·弗裡德曼形象地描述了評級機構的破壞力，“美國可以用炸彈直接摧毀一個國家，穆迪同樣可以用債券評級間接毀滅一個國家”。
從1975年開始，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對評級機構實行認證制度，也就是“全國認定的評級組織”（NRSRO）。在這一制度下，美國認可的信用評級機構只有標準普爾、穆迪、惠譽三家，同時要求外國籌資者在美國金融市場融資必須接受NRSRO評估，由此確立了三大評級機構的壟斷地位。但華爾街金融危機後，這三家評級機構引發了強烈的爭議。無論是1997年的亞洲金融危機，還是2008年的美國次貸問題引發的危機，所謂最有信譽的三大評級機構都未能“先知先覺”。恰恰相反，就在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爆發前，三大評級機構無一例外地給予美國國際集團及其金融衍生產品最高信用評級。
就如同對沖基金做空歐元一樣，評級機構對歐洲國家評級的打壓客觀上也有利於維繫美國的貨幣霸權，這也是處境不佳的美國政府所樂見的。安盛公司（AXA）投資戰略主任帕里斯·奧爾維茨甚至懷疑標準普爾對希臘、葡萄牙、西班牙的降級時機是經過精心選擇的，對債務危機的擴散具有不可逃避的責任。
（4）美國輿論唱衰歐元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美國稱霸全球，英語也成為全球通用語言，英文媒體對世界的影響力無可否認。輿論會影響人的心理，進而左右人的行為，最終在市場上會有所體現。當國際輿論（其他語言的輿論氛圍也很容易受到英語媒體的影響）鋪天蓋地都是對歐洲的負面報道和評論時，投資者很難對歐洲保持信心。當然，歐洲的一些媒體對英文媒體的報道嗤之以鼻，其中也不乏一些有理有據的反擊，但其影響力無法形成“對沖”。英文輿論唱衰的結果是歐元資產被拋售，最終放大了危機，加大了歐洲應對危機的難度。美國對外關係委員會高級研究員彼得·凱南稱，“我們要謹記，貨幣衰落的威脅或貶值的謠言，都可能引發資本的外逃”。
在美國的打壓下，歐洲爆發了嚴重的主權債務危機，但歐洲並沒有奮起反擊，可能是出於以下一些原因：第一，歐元區的機制缺陷、歐洲央行政策目標單一、福利體制負擔沉重等問題確實存在，而且也到了必須著手解決的時候，這場危機促使歐洲必須在這些方面採取行動。第二，幣權競爭具有一定的隱蔽性，很多部門甚至沒有認識到這一問題的存在，只是在技術層面尋找辦法。第三，歐洲實力尚不足以與美國抗衡，如果針鋒相對，很可能受到更大打擊。第四，美國對歐洲的打壓並不是致命的，美國的目的是轉移自身風險，並無意置歐元於死地，在關鍵時刻美國甚至願意出手幫助歐洲，避免歐洲經濟、金融或者貨幣崩潰。第五，幣權屬於政治層面，只能在領導人層面解決，歐洲在危機中實力受挫，國際事務上更加依賴美國，不願因為這一問題開罪美國，影響美歐的戰略合作。
三、規律總結
在上面理論和案例分析的基礎上，筆者接下來嘗試對美歐的幣權競爭做一些規律性的總結，並展望未來的發展前景。
（一）美歐幣權競爭的性質
在全球化時代，美歐作為世界前兩大經濟體，經濟聯繫緊密，在很大程度上是一榮俱榮、一損俱損，雙方還有維護世界經濟和國際貨幣體系穩定的共同利益。雙方為了幣權，競爭是客觀存在的，但為了共同利益也需要相互合作。下面將分別從美歐的角度，對其各自追求的目標進行分析，總結雙方幣權競爭的性質。
（1）美國追求的目標
在前面我們提到的“四大權力”中，美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已經獲得了第一大權力，也就是國際貨幣體系的主導權。可見，美國的目標並不是獲得，而是維繫已經取得的國際貨幣體系主導權。對於第二大權力，也就是對他國貨幣予以打擊的權力，美國事實上也掌控著這一權力。幣權已經成為美國重要的地緣政治工具，這一工具的運用次數雖然不多，但卻效果顯著，美國當然也不願失去。對於第三大權力，也就是影響其他國家外交與安全政策的權力，美國則在全球多個區域建立起了“美元湖”，主要分佈在環太平洋區域，佔世界經濟總量的65％。這些國家由於對美元的依賴，其國家利益和外交政策也很大程度向美國靠攏。對於第四大權力，也就是威脅貨幣體系的權力，這一權力並不適用於美國，因為美國是體系的主導國，其目標是維持體系的存在和穩定，並繼續從中獲得好處，而不是通過威脅體系來獲益。
從以上“四大權力”來看，前三項是美國已經獲得的權力，已經是“超級權力”，甚至被稱為“囂張的特權”，很難進一步擴大，第四項不適用於美國。因此，美國在幣權上的立場應該是守成，維繫既得的權力，而不是積極主動地採取行動與其他國家進行競爭。
（2）歐洲追求的目標
對歐洲的分析，我們也從四大權力入手。第一大權力，也就是國際貨幣體系的主導權，這是歐洲爭取的目標。佈雷頓森林體系的建立，就是美國和英國競爭的結果。雖然佈雷頓森林體系解體後改為牙買加體系，但貨幣格局沒有實質性變化，美元的主導已經是客觀現實，歐洲無意挑戰和取代美元在全球範圍內的主導地位。但歐洲與美國存在競爭，因為歐盟力求掌握歐洲地區的貨幣合作主導權。創建共同貨幣——歐元，並讓歐元在歐洲貨幣合作上處於主導位置，這有助於抵禦美元波動對歐洲造成的打擊，而且歐元區周邊國家由於本國貨幣盯住歐元，也會提升歐元區的地位和影響力。
第二大權力，尚未成為歐洲國家追逐的目標。歐元區成立至今，還很少見到以歐元作為武器或者說是外交工具，以實現自身戰略目標的實例。主要原因在於：歐洲雖然經濟規模大，但在貨幣問題上的實力與美國仍有較大差距，還不具備將貨幣作為地緣政治武器打擊其他國家的實力；歐洲在外交上奉行有效多邊主義，主張通過國際談判、設計合作框架來解決問題，相對來說更為注重“軟實力”；歐元背後缺乏明確的國家主權支持，要將其作為武器使用需要歐元區所有國家同意，而這是極為困難的。
對於第三大權力，這一目標是歐洲極為看重的，歐洲對這一權力的運用，應該說也是十分成功的。冷戰結束後，歐盟面臨巨大的地緣政治挑戰，原屬於蘇聯的國家獨立後，其國家穩定和外交政策走向是歐洲的關切，因為這涉及歐洲的周邊安全，如地緣政治紛爭、走私、販毒、販賣人口、非法移民等，這些不安全因素都可能向歐洲滲透。為了應對鄰國帶來的安全挑戰，歐盟以“軟實力”為手段，對這些國家進行改造，如經濟市場化、政治民主化、外交西方化，等等。歐盟所運用的“軟實力”，主要是指通過一體化獲得的經濟繁榮、政治穩定、社會融合，這對周邊國傢俱有極強的吸引力。加入歐元區更是很多國家追求的目標，為此周邊國家願意按照歐盟和歐元區的要求，對本國的政治體制、經濟制度進行改革，外交政策上更是倒向西方，這正符合了西歐的戰略意圖。因此，歐洲成功利用歐元區資格作為“外交工具”，影響了周邊國家的政治、經濟和外交政策，而且這一影響還不是強制的，而是被影響的國家主動要求的。
對於第四大權力，如果歐洲要運用這一權力，目標毫無疑問是針對美國。法國是唯一公開威脅美元體系的歐洲國家。法國的這一立場源於其民族性格，法蘭西民族在世界舞臺上不甘寂寞，習慣通過“標新立異”“敢為天下先”來向世界展示法國的實力、地位和國際影響力，“挑戰美國”被視為法國展示自己國家力量和影響力的方式。法國不僅在貨幣問題上，在其他問題上也向美國霸權發起過挑戰，比如1966年，法國在戴高樂將軍的帶領下，退出了美國領導的北約軍事一體化組織。歐元誕生後，法國喜愛“挑戰美元”的特點並沒有改變，2008年美國金融危機後，時任法國總統薩科齊公開表示，美元對國際貨幣體系的主導已經不合時宜，並在訪問美國期間積極遊說美國對國際貨幣體系進行改革。但法國面臨的問題是，本國已經沒有自己的貨幣主權，要想憑藉歐元對美國施加壓力，還需要歐元區所有其他國家的同意。但法國挑戰美元的主張很難在歐元區得到廣泛響應。因而，法國威脅美元體系的立場在歐洲被弱化，在歐元區層面很難得到體現。從國際層面看，歐元的主要使命是掌握自己的貨幣主權，對周邊國家施加影響，並沒有表現出威脅美元的明顯意願。因而，威脅貨幣體系，並不是歐洲作為一個整體追求的目標。
（3）美歐競爭中的矛盾點和互補性
從以上分析中可以看出，美歐之間的幣權競爭既存在矛盾點，又存在一定的互補性。首先，從國際貨幣體系主導權來看，歐洲認可美國在全球範圍內的主導權，認可現行國際貨幣體系的基本規則，尊重美元在全球匯率體系、大宗商品計價、全球外匯儲備中享有的“特權”，並無意取而代之。但歐洲也有自己的訴求：一方面，歐洲追求貨幣政策的自主權，不願歐洲經濟和貨幣政策過多地受美國影響；另一方面，歐洲要主導本地區的國際貨幣合作。美元主導的是一個全球性的國際貨幣體系，歐洲則謀求主導區域性的貨幣合作，分屬全球和地區層次。
其次，從影響其他國家外交與安全政策權力的角度看，美國和歐洲對此皆有強烈的意願。區別在於，美國的範圍是全球性的，而歐洲的目標範圍是周邊，其中重點是中東歐、巴爾幹這些存在潛在不穩定因素的地區。兩者競爭的可能交集是歐洲周邊地區，因為在歐洲以外地區，歐洲無意也無力與美國競爭。對於歐洲試圖將周邊納入自己的勢力範圍，美國並沒有表現出明顯的反對態度，一則這一地區畢竟是歐洲的“後院”，歐洲的直接影響力要更大一些；二則歐洲利用歐元的吸引力對這些國家進行“改造”，如果能夠使這一地區安全、穩定和外交政策倒向西方，也符合美國的利益。
最後，從對其他國家實施貨幣打擊和威脅貨幣體系的角度看，由於歐洲並未將此視為目標，美歐之間也不存在競爭關係。從歷史上看，法國善於利用體系的不穩定因素威脅主導國。但在歐元成立後，法國在這方面的角色扮演似乎不如從前。當然，歐元成立的時間畢竟還短，未來是否在某個時間再次向美國就貨幣問題發起挑戰，還有待時間來檢驗。
從以上分析可以看出，美歐之間的幣權競爭主要在兩方面：一是國際貨幣體系主導權的競爭；二是對其他國家外交與安全政策影響力的競爭。對於前者，美元有明顯的既得優勢，歐洲清楚自己的實力和定位，爭奪目標主要限於歐洲範圍之內；對於後者，美國認可歐洲的“勢力範圍”，沒有強烈的意願將其奪走。由此可見，美歐之間的幣權競爭並非是全方位的國家間競爭，而是局部地區和領域的競爭，而且競爭中雙方根據自己的實力和勢力範圍，相互瞭解對方的底線，多數情況下能夠形成默契，避免直接對抗。
由於共同利益的存在，美歐在進行幣權競爭的同時，也在進行著合作。這主要體現於美歐共同主導的多邊機構和國家集團：比如在IMF和世界銀行，美國人當世界銀行行長、歐洲人當IMF總裁成為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不成文的慣例”；在七國集團，美歐定期就經濟形勢和貨幣政策情況溝通協調。此外，在緊急情況下，美歐之間還有其他合作方式，比如2011年9月15日，在歐債危機導致歐洲銀行業可能發生系統性危機時，美聯儲、歐洲央行、英國央行、瑞士央行、日本央行緊急聯手對銀行業提供流動性支持，以避免歐債危機演化成新一輪金融危機。可見，金融危機後，美國和歐洲的幣權競爭雖然激烈，但也是有限度的，雙方在競爭的同時還要合作，避免“魚死網破”。
總的來看，美歐之間的幣權競爭的性質可以說是“合作性競爭”，而不是零和博弈的“破壞性競爭”。這類似於國際關係中所說的國與國之間的“競合關係”。王湘穗教授關於貨幣政治的闡述也認為，兼顧彼此、兼顧博弈與合作是幣緣政治的核心。
（二）美歐幣權競爭的方式
美歐幣權競爭方式按照工作對象的不同，可以歸結為以下三類。
（1）通過完善自己提升市場競爭力
“四大權力”並不是通過國際協定、國際組織和相關規則等法律形式直接賦予某個貨幣強國的，而是在既定規則下，市場“自由選擇”的結果。比如在當前的牙買加體系下，沒有任何國際協定規定某國的外匯儲備必須是美元、歐元或者某種其他貨幣，一國貨幣當局以及私人投資者，理論上完全有自由選擇自己青睞的貨幣作為儲備或用於結算。市場之所以多數選擇美元，關鍵在於美國的國家實力，是因為美元是“安全貨幣”。
美國是一個危機感很強的國家，對自身的問題十分警惕，美國衰落論往往出自美國而不是別的國家。在貨幣問題上，美國也十分清楚，要可持續地享有“囂張的特權”，就必須維護自己的信譽。在經濟形勢較好的時期，美國也注意維持財政平衡，克林頓執政時期甚至一度實現財政盈餘。在華爾街金融危機後，美國大力整頓金融秩序，並拋出出口倍增計劃、能源革命、再工業化等重大戰略，希望儘快恢復各界對美國金融市場的信任。
歐元也是如此，要在與美元的幣權競爭中獲得立足之地，必須讓自己有強大的吸引力。歐元主要的傳統優勢有兩個：一是幣值穩定。歐洲央行的優先政策目標是“物價穩定”，具體設在“接近但低於2％”的水平。歐元誕生到歐債危機爆發前，也就是1999—2008年，歐元區基本實現了這一目標。由於歐元在管理上基本參考了德國馬克的模式，這讓市場投資者有理由相信，歐元的幣值可能像德國馬克一樣堅挺。歐元的第二個優勢是財政紀律。儘管歐債危機發生的直接原因是希臘等債務國長期財政赤字導致債務負擔過大，但實際上歐元區的平均債務水平是低於美國的。
但歐元的缺點也是明顯的，除了我們之前討論的單一大市場不完善、經濟增長慢、幣權主體不明確外，債務危機後，機制缺陷也充分暴露出來。歐元運轉後到債務危機爆發前這一段時間，歐洲沒有致力於解決這一問題，主要原因是這一問題沒有暴露出來，緊迫性並不是很強。當初歐元設計的初衷也是：機制缺陷必然會導致危機，等爆發危機後，順勢利用危機的壓力來解決機制不完善問題。債務危機爆發後，歐盟採取的應對措施中，主要也是解決內部的制度缺陷，如建立歐洲金融穩定機制、銀行聯盟等。歐元區清楚知道自己爆發危機的內因所在，所以應對重點也是在內部。
美元與歐元在市場上的競爭，如同微觀經濟學裡所講的，兩個生產同質商品的廠商，要靠產品質量來爭取市場份額。由於市場是“聰明的”，不論美國還是歐洲想要獲得更多幣權，都必須做同樣的事情，就是把自己的貨幣做得更好、更安全、更方便、更有吸引力。自從歐元成立後，這種競爭就一直存在，因為市場一直存在而且是持續的，是一種“常態”。
（2）通過外交手段影響第三方行為
外交手段雖然在市場之外，但卻能影響市場主體的行為，讓市場參與者不僅從經濟利益角度選擇貨幣，而且有更多的戰略考慮。與在市場競爭中“做好自己”不同，外交手段的目標是通過改變第三方的行為，提高自己的競爭優勢。
在這方面，美國的做法包括：第一，國際大宗商品以美元計價。國際大宗商品出口國主要為資源密集型國家，美國憑藉自己的經濟、軍事實力和這些國家的政治關係，通過各種手段促使國際大宗商品基本以美元計價，這樣相關交易也在美國的結算系統進行，相關國家也須儲備美元，結果是鞏固了美元的地位，給歐元作為計價貨幣留下的空間十分有限。第二，利用國際金融機構為美國的幣權服務。美元能維繫貨幣霸權，還仰賴IMF和世界銀行兩大國際金融機構在國際貸款、投資、援助中大量使用美元，並推動欠發達國家“門戶開放”，在全世界範圍內推行“華盛頓共識”，增加對美國的依賴。歐元區國家雖在兩大機構中代表權總和超過美國，但難成合力，未能有效助推歐元國際化。
歐元區的做法主要體現在對周邊政策上。如前所述，歐元區的一個問題是在對外方面難以形成合力，因而難以像美國那樣在全球範圍內利用外交資源爭奪幣權。但在歐盟的周邊，比如對中東、北非和中東歐地區的政策，歐盟國家相對容易達成共識，因為這還涉及其至關重要的共同安全。歐洲一體化帶來了人員、資金、商品、勞務的自由流動，這對經濟發展有利，但如果非法移民、有組織犯罪、恐怖主義從歐盟外部滲入，也會在歐盟內部“自由流動”。歐盟在周邊推廣歐元的戰略取得了成功，但其利用外交手段獲取幣權的成績也主要限於歐盟內部以及周邊，而不像美國那樣遍及全球。
（3）通過直接交鋒壓制對手
與市場競爭和外交手段相比，直接對抗發生的次數較少。市場競爭是一直存在的，尤其是在牙買加體系下，這種競爭幾乎每天都在進行，美歐都想方設法提升自己貨幣的吸引力。外交手段屬於長期性戰略，選定戰略方向後，按照既定方向落實和推進，也是一直存在的，只不過變動不會像市場那樣頻繁和明顯。而重要的直接交鋒在歷史上出現的次數有限，第二次世界大戰後主要有美英圍繞戰後國際貨幣體系、美英圍繞蘇伊士運河危機、美法圍繞美元兌換黃金以及美歐圍繞金融危機這幾次直接交鋒而已，平均超過十年才發生一次。但這種競爭方式最激烈，影響也最深遠，比如美英競爭的結果決定了戰後的國際貨幣體系，美法競爭的結果導致了佈雷頓森林體系解體，金融危機後美元和歐元競爭導致了舉世矚目的歐債危機。這種競爭是最值得關注和警惕的，如果雙方處理不好，導致升級成更為嚴重的雙邊對抗，可能會影響到整個跨大西洋關係。
（三）美歐幣權競爭的前景
關於美歐幣權競爭的前景，核心問題是未來競爭是否會變得更為激烈，是否會導致全面的政治對抗。
（1）競爭的邊界
如果美歐幣權競爭的性質是“合作性競爭”，而不是“破壞性競爭”，那麼競爭應該有邊界或者說有底線，雙方都想把競爭控制在一定程度和範圍之內。
綜合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美歐之間發生的各種形式的幣權競爭，我們可以發現，儘管競爭一直存在，有時還很激烈，但競爭的結果往往都是以雙方達成某種妥協而結束，沒有演化成無法收拾的全面對抗，也沒有影響跨大西洋雙方的戰略合作。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美英競爭中，雖然英國的“凱恩斯計劃”完敗給了美國的“懷特計劃”，但美國也根據英國的意見做出一定修改，並獲得了英國的支持。蘇伊士運河危機中，雖然美國藉助貨幣手段威脅英國撤銷軍事行動，但英國並沒有將雙方的這一衝突公之於眾，這一危機日後也沒有持續影響美英“特殊關係”。法國拋售美元最終導致佈雷頓森林體系解體，但在佈雷頓森林體系解體過程中，美國與包括法國的歐洲夥伴之間仍是一種合作關係，1971年美國宣佈美元停止兌換黃金，但固定匯率維持到1973年，這期間在美國的遊說下，歐洲夥伴還是支持了美元的匯率穩定。2008年之後的美歐競爭中，歐元雖然深受打壓，但在關鍵時刻美國也對歐元提供了一定支持。可見，美歐作為傳統盟友和戰略伙伴，雖然在幣權上天然存在競爭關係，但由於存在龐大的共同利益，雙方都不想影響戰略合作。
在前述三種競爭方式中，市場競爭是最常見也是風險最小的，這種競爭在很大程度上被理解成市場行為而不是國家戰略，一般也不會引發競爭對手的敏感和過度警惕。雖然給對手的壓力是有的，但不至於引發外交關係的持續緊張，更不會觸及影響雙方戰略合作的底線。外交手段是明顯的政府行為，而且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幾十年，美歐都形成了自己的勢力範圍，任何打破既定格局的外交嘗試，都可能引發雙方關係的緊張。本傑明·科恩認為，歐元區會想盡一切辦法提升歐元的市場吸引力，樂見周邊國家政府對歐元形成依賴，尤其是中東歐和巴爾幹地區，但這不會激怒美國，除非歐洲試圖將影響力擴大至更大範圍。歐洲將對自己的渴望加以限制，儘量不觸碰美元的勢力範圍。
直接交鋒是最可能觸及競爭底線的競爭方式。2003年的伊拉克戰爭，雖然原因不全是幣權競爭問題，但還是給雙方關係埋下深深的裂痕，並用了數年的時間才得以修復。不過這一危機也沒有觸及美歐安全合作的底線，美國為歐洲提供安全保障的立場並未動搖，歐洲也未曾嘗試在安全防務上甩開美國。2008年金融危機期間，美歐又一次展開了直接交鋒，但這次與其說是交鋒，不如說是一攻一守，因為歐洲的應對辦法主要還是“修煉”內功，解決自己的財政、債務、增長、機制等問題，而不是直接對美國發動反擊，因此不至於影響雙邊的戰略合作。
總之，從以往的競爭中可以看出，不影響雙方戰略合作、不發生政治對抗是雙方共同的底線。
（2）可能的衝突點
幣權競爭不能越過影響戰略合作的底線，過去沒有發生，但並不代表未來不會發生，有一些潛在衝突點值得關注和分析。
富裕的石油出口地區中東，可能是美元和歐元對抗之地。原因在於：第一，石油出口給中東國家帶來巨大財富，包括沙特阿拉伯、科威特以及波斯灣周邊國家，這些財富大部分直接或者間接地由國家政府支配，要麼以中央銀行外匯儲備的形式保存，要麼由公共部門投資於國外。這些國家如何保存和使用其財富，將對國際貨幣的命運有重大影響。第二，這一地區的大國博弈複雜。在歐盟的周邊，美國願意尊重歐盟；反過來，在拉美和亞洲，歐洲承認美國的戰略主導；而中東地區形勢複雜，大國競爭激烈。美國在這一地區的影響力無可否認，而歐洲國家與這一地區之間也存在著緊密的經濟和文化上的聯繫，一直致力於在這一地區發揮重要影響，也普遍怨恨美國排擠歐洲過去對這一地區的主導。第三，歐洲是中東最大的石油出口市場，也是最大的進口來源地，但金融上卻為美國和美元所主導。美元佔據了這一地區國家中央外匯儲備和官方對外投資的絕大多數，在許多人看來，這是不匹配、不正常的，甚至是不理性的。人們經常問這樣一個問題：與歐洲這一最大的貿易伙伴做生意，如果用歐洲的而不是美國的貨幣，是不是更合理呢？2018年，在美國的制裁壓力下，尤其是被美國踢出SWIFT（環球同業銀行金融電訊協會）的情況下，伊朗決定本國石油出口不再使用美元，歐洲則將用歐元支付從伊朗進口的石油。第四，從歐洲的角度看，與美國爭奪中東是有誘惑力的。由於涉及的資金數額巨大，有利於歐元成為“大歐元”，也有利於強化歐洲在中東的影響力。2018年，時任歐盟委員會主席容克在“盟情諮文”中公開表示，歐盟只有2％的能源從美國進口，但80％卻用美元結算，這是“荒謬的”，歐洲應該努力提升歐元的國際使用。
由於涉及美國的重大利益，由此導致地緣政治衝突的可能性不容忽視。美國攻打伊拉克，就被視為美國應對歐元對美元威脅的表現。有一個廣為流傳的評論，“這是一場石油貨幣戰爭，美國真正的目的是阻止歐佩克國家用歐元作為結算貨幣的趨勢”。
除中東外，美歐幣權競爭還有一個敏感點，就是人民幣國際化。作為貨幣霸權國家，美國對任何其他貨幣的國際化都不會歡迎，但歐洲的立場與美國不同，歐洲對人民幣國際化持歡迎、支持、合作的態度。原因在於：一方面，金融危機後歐元與美元競爭的動力更強。金融危機中，面對美國的貨幣打壓，歐洲鑑於實力差距以及對美國安全保障的依賴，沒有奮起直接反抗，但心中對美元不滿明顯增加。另一方面，人民幣國際化可能更多擠佔美元的地盤，而不是歐元。如前所述，美元和歐元已經基本上劃定了勢力範圍，歐洲的“後院”在歐元區周邊以及撒哈拉以南非洲。而中國遠在亞洲，人民幣國際化剛剛起步，無意進入歐元的傳統勢力範圍，因而人民幣國際化對歐元並不是威脅，歐洲也樂見多一種貨幣力量對美元霸權形成制衡。法國國際問題專家弗朗索瓦·戈德芒認為，美國將自身安全置於首要位置，不顧盟國利益，歐洲只能更多使用歐元和人民幣。
中歐貨幣合作已經取得了不小的進步，這一動向尚未觸發美國的公開反應，一則可能因為中歐貨幣合作邏輯上並無不妥之處，美國不好公開表態；二則可能因為人民幣國際化尚屬初級階段，國內金融市場尚需完善、資本項目也未完全對外開放，人民幣佔全球外匯儲備的份額仍然較低，短期內不至於對美元形成現實威脅。此外，美國經濟已經在金融危機後明顯恢復，強勢美元格局基本形成。在這種情況下，美國危機感不強，打壓其他貨幣的動力也不足。
問題在於未來，如果中歐貨幣合作的趨勢持續下去，隨著人民幣實力的不斷增強，以及可能的美國經濟實力相對下滑，人民幣國際化遲早將引起美國的警惕。而歐洲作為美國的戰略盟友，在貨幣問題上支持美國的競爭對手，可能引起美國的不滿。歐洲是否會因為美國而放棄與中國的合作？這一點很難預計，屆時會有複雜的博弈，這是美歐雙方幣權競爭中的一個潛在衝突點。
（3）最可能的態勢
展望未來，美歐之間的幣權競爭將呈現愈加激烈的態勢。有學者認為，冷戰結束後，世界發展進入虛擬資本主義階段，“西方”的概念消失，美歐矛盾的焦點就在於貨幣霸權的爭奪。在以往的美歐幣權競爭中，歐洲幾乎都是輸家。美國加州大學經濟學家巴里·埃森格林認為，歐元要想在國際舞臺上挑戰美元，以下兩種情況必須出現其一：第一，歐洲對主權的態度必須改變，必須向更深層次的政治一體化發展，需要發行歐元債券；第二，美國經濟政策出現重大失誤，導致其他國家失去對其貨幣的信任。就這兩方面看，二者並不是沒有發生的可能。
就第一種情況而言，此次金融危機和債務危機已經成為歐元區進一步深化一體化的催化劑。金融危機後，面對美元打壓，歐洲自知在內部機制缺陷沒有彌補的情況下，並無還手之力，因而在應對舉措方面，基本上都是圍繞著機制建設展開的，另外還有諸多籌劃中的規劃，包括法國提出的“歐元區政府”、歐委會主席等提出的“五主席報告”等。雖然這些機制建設不會一蹴而就，但較債務危機之前已經進步很多，歐元區已經走上“通往財政聯盟的不可逆轉的軌道”。荷蘭政治經濟學家瑪德琳·赫斯莉認為，債務危機給歐洲帶來的不僅是風險和挑戰，同時也是改革和發展的契機。
從第二種情況看，美國經濟出現重大失誤的可能性不能排除。希臘、西班牙、葡萄牙等國家發生的危機說明，政府赤字時間越長，所支付的利息就越多，債務越滾越多。有一天，投資者可能醒悟，並得出結論：這些債務不可持續，美國政府支付的利息不過是“龐氏騙局”，美國政府將壓低債務的價值，於是開始大規模拋售證券，力爭在通貨膨脹之前拋出所有的頭寸，進而導致美元急劇貶值。從歷史經驗看，這一場景的發展並不是漸進式的，而是突變式的。
我們前面所說的競爭邊界仍然存在，美歐幣權競爭雖然會日趨激烈，但突破邊界引發全面政治對抗的可能性還是較小。作為貨幣霸權國家，美國對唯一的競爭對手的一舉一動都會加以關注。歐元區任何在歐洲之外建立有組織貨幣集團的嘗試，都會引起美國的警惕。尤其是涉及美元的傳統勢力範圍，比如拉美和東南亞地區。基於此，儘管很有誘惑力，歐洲最可能的是對自己的行為加以限制，避免與美國發生直接對抗。
總之，美元和歐元的競爭是相對溫和的。在全球市場中，兩者的競爭將持續激烈，雙方都會竭力增強自己貨幣的吸引力。但在政府間關係層面，市場競爭這一“低政治”領域的競爭，尚不至於演變成“高政治”領域的外交對抗，主要是因為歐洲並不急於挑戰美國。儘管雙方意願可能是好的，但錯誤計算的可能性總是不能排除的，歐洲在中東推廣歐元有可能走得過遠，在是否支持人民幣國際化問題上，長遠看也可能產生矛盾。幣權競爭無疑將會持續，但雙方都會竭力避免失控。最可能的是相互剋制，限制地緣政治的緊張程度。
數字經濟智庫
政治學與國際關係論壇
為了更好的服務數字中國建設，服務“一帶一路”建設，加強數字經濟建設過程中的理論交流、實踐交流。來自中國數字經濟以及“一帶一路”建設領域的專家學者們成立了數字經濟智庫，為數字中國的建設添磚加瓦。商務部原副部長魏建國擔任名譽院長，知名青年學者黃日涵、儲殷等領銜。政治學與國際關係論壇是數字經濟智庫旗下的專門平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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