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球化大潮之下，有一些重要问题是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共同面临的，那就是社会问题和环境问题。
今天只说社会问题，也就是“1% 与 99%”的社会差距和贫富差距进一步扩大，现在疫情来了，加上疫情前已经开始的反全球化浪潮，是不是这种情况要改变呢？情况可能还比较复杂。
先看看疫情前的相关情况：2011 年 9 月及以后的几个月里，以年轻人为主的数千群众聚集在纽约华尔街，举行静坐、抗议以及示威游行，这就是著名的“占领华尔街”运动。这场声称“我们就是那 99%”的抗议活动迅速扩展到了美国甚至世界各地。此次抗议反映了严峻的现实状况，比如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导致曾经处于社会核心的中产阶级逐渐没落，可以从抗议游行的绝大部分参加者是白人看出来，金融危机以后失业率从 5% 持续上升至 10%，特别是有四成高中或者大学毕业生也找不到工作。年轻人的就业难问题也是欧洲和日本的共同现象。
另一方面，根据时任美国总统奥巴马的 2012 年经济报告，美国最富有的 1% 人口在总收入中所占比例增加了两倍，从 1973 年的 8% 上升为 2010 年的 24%，可见贫富差距显著扩大。贫富差距增大是全球普遍现象，也是中南美洲急剧变动、阿拉伯之春及日本2009政权更替等政治变动的重要背景。2013 年，埃及、土耳其、巴西等中等收入国家都发生了年轻人及失业者阶层的大规模抗议，埃及在军方的介入下发生了政权更迭。
面对贫富差距的扩大，美国奥巴马政权实施了一些新的政策，例如向富裕阶层征税，用来创造就业岗位。然而存在同样问题的日本却是安倍经济学大行其道，试图通过让富裕阶层和大型公司获得更多财富来带动整个经济增长。
“我们就是那 99%”现象已经超越了富国和穷国的界限，在世界各国成为问题。这给市场万能的风潮敲响了警钟，提醒人们反思建立在新自由主义思想基础上的全球化，促进政府转变政策，重视社会公平和就业问题，实施关注家庭和区域社会的政策，实行欧盟计划征收的金融交易税等限制投机的制度。
特朗普上台后实施了一系列经济政策，其中的重振制造业，对经济进行目的极强的指导性干预，支持贸易保护主义、抛弃多边主义、与他国开展贸易战，以及配套的降税、限制移民等等，均与反全球化有关，其目的主要还是表现为对社会热点问题的关注和改革，提高民众满意度，保住自己的选票仓。
再看疫情的影响：新闻不断爆出，美国和日本均有意撤回其海外工厂，这可能会增加这些制造企业的成本，但对高端制造业来看，只是降低了利润，应该是有利于减缓贫富差距的。但是中低端的制造业可能会有很多日本和美国企业在竞争中出局，就会导致一部分资本家和中高层重新回到“99%”的队伍中，会不会变成99.5%就不可预知了。
前几天新加坡首富次换人，从海底捞老板换成卖呼吸机的老板，张勇换成李西廷，在疫情的背景下，生产呼吸机等器械的迈瑞医疗估值继续走高，目前公司市值已经突破3000亿元。因此，作为创始人的李西廷，其财富数字一路上涨。这样疫情会不会导致贫富差距加大又成了新的话题。
疫情的影响的复杂的，短期的影响，特别是发达国家通过财政赤字或者印钞向民众撒钱等措施可能会缓解贫富差距；长期的影响就是加重和缓解都有，这个只能边活边看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