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经记者：胥帅 陈星 每经编辑：卢祥勇 杜恒峰 王嘉琦
辉瑞、赛诺菲、GSK/葛兰素史克、强生、武田制药——它们都是响当当的全球前二十强制药企业，但他们都愿意与一家成都公司做生意。
这家公司便是成都先导。今天上午，随着“3、2 、1！”倒数的结束，一声锣响，标志着主攻药物领域的成都先导（688222，SH）在科创板上市，实现西南地区科创板上市交易“零的突破”。
4月16日9时15分，在成都先导的科创板上市仪式上，公司董事长李进表示，成都先导上市离不开政府打造的良好营商环境以及投资者的关注和肯定。在未来的发展中，公司将立足市场需求，以技术研发为驱动，继续巩固在新药发现领域的优势定位。
成都先导发行价格20.52元/股，今日开盘大涨94%，截至午间收盘，涨幅129.48%，报47.09元。
颇受顶尖药企们青睐的背后，因为成都先导的核心技术也被视为“黑科技”。公司依靠核心技术——DNA编码化合物库（DEL）的设计、合成及筛选，为客户提供早期药物发现阶段的研究服务。DEL技术近年又被视为全球生物医药领域的尖端技术之一。成都先导与全球前二十大药企做生意，且还把毛利率做到了80%以上。
如何理解DEL技术？没看过《2012》，也应该看过《流浪地球》，电影里都有人类最后希望的植物种子库或者细胞库。
成都先导实验室
成都先导已有对外公布的全球最大小分子化合物库之一，目前已有超过4000亿种DNA编码小分子化合物。这可称之为药物种子库，可帮助创新药企缩短研发时间。
成都先导成功上市背后，其所拥有的核心技术为何被视为生物医药领域的最牛“黑科技”之一？为何公司会受全球最顶尖药企们的青睐？为此，《每日经济新闻》记者试图找到答案。
划重点：药物发现领域“黑科技”公司上市
载着地球生物基因以及种子的飞行舱飘荡在太空，寻找下一颗宜居星球。因为《流浪地球》这样的科幻电影，我们见到储存着全世界所有植物种子的种子库。它们如人类基因库、细胞库一样，孕育繁衍物种，传递生命的希望。
而在科幻之外的现实之地，优秀的科学家、企业家已为治疗疾病等开发出众多的“种子库”。
成都先导的药物“种子库”，这样的“种子”就存放在占地10余平米房间中的一个个电冰箱内。现场，“种子库”被严防死守，一般人不得入内，每一个冰箱被一把锁锁住。
成都先导的工作人员说，“我们有严格的内控规范，开锁取样都要一一登记记录”。存放的不仅是成都先导贵重的资产“DNA编码化合物库”，也可能是未来数个新药产品的“胚胎”。
成都先导实验室
成都先导的主要业务为DNA编码化合物库（DNA Encoded Compound Library，简称DEL）的设计、合成和筛选。这一技术的主要功能和任务，就是从上千万个编码化合物中寻找出那些对疾病靶点最有效的药物“种子”——先导化合物，将它进行优化培育，并将“种子”送到新药孵化环节。
在人类2万余个基因中，破译生老病死密码，针对那些引起病变的基因及其对应的蛋白，找出最能攻克它们的“精兵强将”，这是成都先导要干的事。
2013年底，成都先导药物就合成了3亿个DNA编码化合物。目前，先导库拥有超过4000亿种DNA编码小分子化合物（通常跨国制药企业高通量筛选平台中的化合物分子结构为百万级），这是目前已对外公布的全球最大小分子化合物库之一。成都先导计划，到2020年，将库分子结构提升到万亿量级。
成都先导系李进2012年在成都高新区创立，目前其仍担任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按照李进的解释，平台分子数量级越高，对特定靶标或作用环节具有初步活性的化合物的发现几率就可能越大，特别是对于一些在传统意义上极具挑战性的靶点。
李进
这意味着，随着成都先导“DNA编码化合物库”的壮大，发现新药的土壤也就越来越肥沃，将有更多新药的“种子”在成都发现、孕育、培育并输送到全球各个药企及患者手中。
“分子结构是药物的起点，但它与种子的区别是它不会自己生根发芽，必须靠后天扩充与培育。”李进虽然区分了分子结构和种子的异质性，但不妨碍它们在哲学意义上的共性，即“种子”的生命源启示。毕竟在分子结构设计里，理论上有无穷多的可能。
“20余年前，组合化学开始在工业上投入运用，其目的主要在于在短时间内合成大量的、多样性的化合物，并从中发现药物分子。而在众多的组合化学方法中，DNA编码化合物库技术一直备受重视并在工业中得到广泛运用。”知名跨国药企默沙东欧洲化学部的一位高管对《每日经济新闻》记者表示。
实际上，自2012年开始，DEL技术的研究与应用在全球范围内开始呈上升趋势，众多基于该技术的新药研发成果及大型交易合作，以及从事该技术的公司也更多出现。
到目前，DEL技术已被越来越多的药企所认可。数据显示，全球排名前20大药企中已有18家在应用该项技术，DEL技术正逐步成为制药公司和生物技术公司获得苗头化合物的标准方法之一。
话发展：成都高新区的产业环境、营商环境助力公司快速发展
成都先导则是亚洲首家拥有全球最大DNA编码小分子实体化合物库之一的公司。
目前，成都先导的办公地点位于成都天府国际生物城。到目前，生物城所在的成都高新区在研Ⅰ类新药73个，同比增长40.4%，其中27个进入临床阶段，占全省比重超60%。2019年，高新区生物产业规模首次突破500亿元，医药工业主营业务收入243亿元，连续三年保持近20%的增长率。
成都天府国际生物城夜景 图片来源：成都天府国际生物城供图
据了解，成都天府国际生物城由成都高新区与成都市双流区合作共建。经过四年建设，目前生物城“4链条1社区1体系”产业生态圈不断健全，公园城市建设已具规模。
今年2月，成都市出台《关于落实新发展理念，加快建设高质量发展示范区的实施方案》，将形成“一源双核四带”生产力布局。成都天府国际生物城作为双核之一，将建成前沿创新核心引擎，强化企业、大学和科研院所支撑作用，加快聚集世界一流创新平台、科研机构、研发团队和人才，打造国际创新高地。
目前该生物城在金融支持、产业支持、人才支持、配套支持、招商奖励等方面给予企业支持及优惠。不只是天府国际生物城，李进还表示，企业发展过程中，高新区也从各个方面支持了企业。
成都先导文化墙
“我们从2012年两三个人到现在几百个人，这就反映出高新区创新创业和良好的营商环境。”李进表示，高新区对公司的支持令他印象深刻，从开始跟他们接触到最后落地，高新区都是非常专业，“政策各方面都非常明朗，而且一些政务服务非常到位。”
李进还认为，现在成都和高新区打造生物医药的产业功能区，这个也是非常好，未来发展空间还非常大。
成都先导登陆科创板，这意味着这家扎根成都、服务全球的创新药“种子库”企业成为西南科创板“第一股”。
然而成都先导的上市并非一蹴而就，董秘耿世伟仍记得公司最开始那段时间，“公司在2012年刚成立时，基本都在做研发、打基础，没有什么商业收入”。
2016~2019年，成都先导的营业收入分别为1642.91万元、5321.87万元、1.51亿元和2.64亿元，对应的净利润分别为-2297.42万元、-2308.07万元、4496.05万元和1.2亿元。
成都先导实验室
耿世伟表示，一直到公司建立起一定客户群后，公司的财务指标才相对而言比较好看。
然而根据当时的财务指标，公司还无法在主板、中小板、创业板上市，成都先导一度想去境外。
“按照上市的标准要求，我们最开始选择的上市地是美股纳斯达克，也想过去港股上市，主要是跟随政策变动来选择上市地。”耿世伟说，随着科创板的推出，成都先导决定冲击A股。
成功上市，意味着成都先导将借助资本力量扩大自己的创新药“种子库”，也能让更多客户和投资者了解成都先导的“黑科技”优势。
说客户：强生、辉瑞、赛诺菲，全球“王炸药企”的共同供应商
成都先导药物“种子库”可谓高大上，但它的产业链定位于创新药企的外包服务。通常理解之中，外包服务行业就是钱少、事多、经常被老板“灵魂砍价”。比如富士康等苹果产业链的代工厂，这类劳动密集型的产业并没有太高的毛利率。
但药物发现的外包不同于上述外包，成都先导有点不一样。
因为它的客户集齐了全球创新药的“王炸天团”：
辉瑞，全球前二十强制药企业之一，一家全球性生物制药公司；赛诺菲，全球前二十强制药企业之一，全球知名的医药健康企业；武田制药，全球前二十强制药企业之一，非处方药及准药物消费的跨国药企；GSK/葛兰素史克，全球前二十强制药企业之一，全球著名药剂集团；强生，全球前二十强制药企业之一，全球领先的医疗健康企业。
除开创新药企之外，它的客户还有支持新药研发的基金会（盖茨基金会）以及非药物领域公司（巴斯夫）等。
出于成本和效率考虑，很多药企会尽量整合产业链或供应链。但这些全球最顶尖的药企，要把药物研发的某个阶段外包给成都先导，背后逻辑是什么？
“CRO的成本优势和效率优势”，李进说。
CRO（合同研究组织，是指通过合同形式，为制药企业的药物研发，提供专业化外包服务的组织或机构）节约的最重要的一项成本，是研发的时间成本，这正是创新药企的承受之重。一项新药，当排他性保护期结束后，就意味着站在“专利悬崖”边上。重金研发的药物将接受边际报酬递减法则支配，最暴利阶段宣告结束。而CRO将缩短创新药企的研发时间及人力成本等。
李进
在李进看来，这是医药市场现代工业化过程中，不同比较优势导致的分工细化。而传统CRO的一些技术筛选速度却还远远不够。
如大型制药公司建立和维持一个高通量筛选化合物库，需要花费数十亿美元，筛选也通常需要一对一进行，筛选500万个分子需要9~18个月时间，时间成本巨大。
成都先导种子库的容量更大、筛选效率更高，比现有CRO领域的一些技术能更快缩短药企研发时间和降低人力成本。更重要的是，即便放在全球，成都先导种子库都具有稀缺价值。
欧美各大药企均有自己大型的高质量化合物库，中国药企只能望而兴叹。
李进表示，DNA 编码小分子化合物库合成与先导化合物筛选创新平台建立了我国首个以此为基础的“药物种子库”，填补了原创化合物筛选的空白。而且由于其核心技术大大缩减了新药发现阶段的时间与成本投入，其得到了国内外制药业的充分肯定，成为新药创制的“新引擎”。
“扩展了化合物的多样性、缩短了药物发现周期、大幅降低了药物发现成本、节省了化合物优化阶段的时间和成本。”成都先导研发化学中心副总裁万金桥言简意赅地点出了成都先导DEL技术在创新药领域的效用。
从成都先导前五大客户收入权重来看，全球顶尖的药企逐渐认可这一技术。以辉瑞为例，成都先导2017年对其销售收入仅为1627.91万元，到了2019年，这一收入已变为3786.15万元；同期，对默沙东实现的收入从245.46万元增加至2019年的4418.82万元。
除了国外知名药企，近年来，随着国内从仿制药向创新药的转型过程，国内具有创新能力的大型药企也已开始使用DEL技术。
“特别是全球排名前列的大型企业，前20大药企中已有18家在应用该项技术，DEL技术将会逐步成为制药公司和生物技术公司获得苗头化合物的标准方法之一。”李进说。
而随着成都先导DEL技术被全球客户发现产业链价值，公司的市场地位也在提升。
“近年来，全球范围内在DEL技术行业内从事相关研发服务的公司超过10家，已形成规模化服务收入的公司主要为3家左右。公司具有较高的技术水平，在行业内排名相对靠前，属于行业内第一梯队企业。”公司董秘耿世伟称。
看行业：5年复合增长率可达30%
虽然DEL技术商业化应用时间尚短，但由于其明显的比较优势，不少国际巨头和国内CRO龙头企业都先后在DEL领域进行布局。
成都先导的可比公司包括X-chem（美国）、Nuevolution（丹麦）和国内CRO龙头企业药明康德。在与这三家同类企业对比时，成都先导的合作模式最为丰富。包括筛选、定制库和项目转让等，在2015年至2019年8月的对外公布合作数量中，成都先导的数量也在4家企业中居第一位。
巨头们的争相布局显现出对DEL行业发展前景的正向预期，但也彰显着潜在的激烈竞争。
安信证券医药分析师马帅表示，CRO行业的高景气度主要是来源于国内创新药的蓬勃发展和全国产业链的国内转移带动。而无论是国内创新药发展带来的CRO服务需求，还是国外创新药企业将更多业务委托给国内企业来做，都对国内CRO企业的服务能力、技术水平提出了更高要求。
有业内人士表示，目前我国药物发现CRO企业全国约一百家左右，整体呈现龙头企业引领，中小企业创新特色发展局面，其中大型药物发现CRO通过与企业在药物发现阶段建立源头合作，提供药物发现一体化服务。
成都先导实验室
类似成都先导的CRO企业则过特色技术平台或服务构建核心竞争力，在各个细分领域实现突破。也有业内人士预计，至2022年中国药物发现的市场规模将达到220亿元，2018至2022年复合增长率约为30%。
当然，成都先导面临来自DEL技术内部和外部竞争的挑战。其一，先导库规模的扩大并不一定代表公司 DEL 库综合质量会随之提升；其二，DEL技术发现的新药最快仍处在临床二期阶段，需要时间观察。
正如李进所说，“DEL技术真正成熟的时间还相对比较短，只有10年左右，而主流的高通量药物筛选技术已经有二三十年的时间了。”
谈未来：“不满足于生产‘螺丝钉’，加大自有新药研发”
李进坦言，作为企业来讲，必须考虑长远。一个是保证业务不脱离主线，二是考虑主营业务可以做哪些方面的拓展。“不能说我生产一个螺丝，我就永远只生产一个螺丝。”
创新药的产业链延伸是成都先导上市后重点考虑的事情。
成都先导上市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为“新药研发中心建设项目”，将构建起高标准的新药研发平台，创新药物的研发实力将得到显著增强。公司目前内部在研新药项目20余项，其中：有2项已进入临床Ⅰ期，其余项目处于临床前研究阶段。根据公司的发展战略规划，预计会在2020年将IL-17A项目推进至临床前研究，将CD155项目推进至苗头化合物优化阶段。
成都先导做创新药的方向是市场潜力巨大的小分子药。
从长期趋势来看，小分子药物仍然会长期占据药品市场的主要份额，预计2018至2023年的小分子化学药市场的平均复合增长率约为3.5%，其市场规模将有望在2021年突破1.1万亿美元。
李进表示，根据公司的业务定位，对于新药项目的研发主要目的是在临床前及临床阶段进行项目转让，但不排除在条件成熟及资金允许的情况下，继续向临床后期推进至成功获批上市。公司新药研发项目转让业务目前有多个项目正在进行商务谈判，其中部分项目潜在受让方正在进行尽调工作，但由于新药项目的复杂性、研发周期长以及不确定性高，因此转让过程时间较长。
眼下，成都先导共有2个肿瘤类药物进入临床1期阶段，另有多个肿瘤药物和2个其他类新药在研。
本文图片除了署名外，均由王昊毅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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