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10日下午，首屆莫干山國際詩歌節之“詩歌與翻譯：遊子國際化”論壇今在同濟大學舉行。在論壇上，詩人王家新和多多就保羅·策蘭與現當代詩歌進行了對談。
保羅·策蘭 資料圖
多多：近些年更多讀到的是策蘭的吞吐、結巴、把話咽回去
王家新談到他與策蘭的“相遇”是在1990年，讀到他的英譯本，他講到那次相遇是他生命中一次極其重要的甚至決定性的相遇。當時，國內對於策蘭的翻譯極少，上世紀八十年代也沒有人談論策蘭。到了1991年秋天的一個夜裡，“晚上我無法入睡，腦子裡全是策蘭，而且我當時非常喜歡，策蘭的詩給我更刺激、更強烈、更尖銳的感覺，我一口氣翻譯了二十多首詩。”
一個詩人為什麼放下一切去翻譯另一個人詩人的詩？在王家新看來，就是因為生命的召喚，生命的難以忘懷。“你讀了他，就揮之不去。他的聲音、他的臉龐就在你生命之中揮之不去，你必須把他翻譯出來，你不睡覺，你必須把他翻譯出來，作為翻譯最終就這麼簡單。”
講座現場，左一為王家新，多多正在發言。
王家新談到，在翻譯策蘭之前自己身上可能攜帶著策蘭的血，或流著與他同樣的血。“阿赫瑪託娃有句話說，翻譯那是兩個天才之間的合作，我不敢說我是什麼天才，我是最怕說這句話的。如果你不具備那樣的天才，最起碼你身上要流著同樣的血，這樣才能翻譯策蘭這樣的詩人，否則你千萬不要去翻譯。這有某種必然性，這是我二十多年的經驗。”
王家新說他翻譯策蘭本身也經歷了一個長達二十多年的漫長過程。他談到德國漢學家顧彬的一個觀察，顧彬說，在德國五十歲以上的人適合做翻譯，在中國二三十歲的人就做翻譯了。顧彬這句話暗示了一個看法：翻譯需要經驗，需要經驗的成長過程、訓練過程。而王家新自己翻譯策蘭二十多年，也經歷了這樣一個過程。“我反覆讀他、體會他，要求自己進入他內在的起源，知道每一個字詞，每一個細節，這要求高度的精確性、忠實、精確，這種內在的起源等等都是我最初要求自己的。”
而這些年，詩人多多閱讀策蘭的體會是，他越來越讀到策蘭的沉默：“他通過空白、停頓，然後顯露了沉默。有人問我，說我2000年以後的詩風就不太使用蠻力了，力量減少了。沉默、空白是比較高級的，使用蠻力的話還是在追求某種顯性的語言效果，造成震驚，或者（顯示）我寫得多麼有勁，多麼刺激。”
多多說，他更多讀到的是策蘭的吞吐、結巴、把話咽回去，他說得少，但效果呈現得多。策蘭的“少”要達到何種陌生處？多多拿蘭波和策蘭進行對比，蘭波所到達的至高之境是混沌，是不可認知，而策蘭到達的所謂陌生處並不只是混沌，還仍然在認知。
王家新：我絕不可能用信達雅那一套來翻譯策蘭
詩歌翻譯非常難，而策蘭則是難上加難，按照王家新的說法，一個原因是策蘭很少用傳統的德語詩歌的詞彙，他認為德語被汙染毒化了。策蘭詩中有三分之一都是他製造的詞，都是世界上沒有的詞。王家新談到一個例子，策蘭有一個詞是“烏鴉”和“天鵝”兩個詞拼在一起，那怎麼翻？王家新翻譯成“烏鴉之天鵝”。為什麼策蘭喜歡造詞？在王家新看來，策蘭是在試圖顛覆。“因為我們無論是語言的命名還是思維習慣都被固化了，比如說烏鴉是烏鴉，天鵝是天鵝，烏鴉是黑色的、陰沉，天鵝是個白色的、優美的高貴等等，怎麼命名，都在詩裡固化了，他用這種語言重新命名，對我們造成衝擊刺激，他都是絕不那麼簡單和表面的，他的語言上，這個也深深吸引了我。”
王家新
王家新有一本詩歌隨筆集叫《在你的晚臉前》，“晚臉”這個詞即來自策蘭，意即晚上的臉，但在中文裡，沒有“晚臉”這樣的構詞，王家新其實是強譯。王家新說，從“晚”這個字眼，就能看出策蘭是一個具有高度歷史感的詩人。“他有一個詞叫晚詞（德文：Spaetwort；英文：late-word），我翻譯這個詞的時候一下被他吸引，我就是故意把晚和詞拼在一起，我就翻譯成晚詞。”
對於王家新這樣的強譯，多多深表認同。“王家新的翻譯觀是否定信達雅，就是確立了一種策蘭是怎麼說話的，就是直接把它譯過來，這樣我們才能參考，如果完全變成了美文的、中文式的，那麼策蘭就消失了。”
多多
多多非常欣賞王家新對於“晚詞”“晚臉”的翻譯，“他譯得非常好，晚詞、晚臉都非常好。他不止是突破一個表面的字意，其實這個是觸及到詩歌最神秘最隱秘的部分。詩歌如果從心靈出來的話，像狄蘭·托馬斯也是，他的朗誦沒人聽得懂，他的詞組結構，他那種長句子，風一樣的東西，人們不可能在短時間內就全能達到所謂的理解，但是人們全懂，抵達了你的心靈，我想對於策蘭的閱讀恐怕也是這樣子的。”
王家新嚴格遵循策蘭的句法構成，他講求精確。“我翻譯策蘭還是非常嚴謹的，花了大量的心血，必須達到這種精確性的建築學，一個錯了這個大樓就會垮掉，這不是開玩笑，每一個字詞，每一個細節，都要高度精確。德國的精確是世界上眾所周知的，是很恐怖的可怕的精確。你別看策蘭神秘，但他也很精確。所以我一定要達到那種精確性，這是從開始到現在都如此。”
他談到《死亡賦格》的例子，“翻譯成《死亡的賦格》不對，就是死亡賦格，把死亡、賦格拼在一起，一個新的語言烙印打在德國語言文化身上，它中間沒有一個‘的’，它是一個特殊的構詞，沒有正常的句法、邏輯關係。”
同時，王家新也談到，他之所以要摒棄信達雅的翻譯觀，是試圖為中國當代詩歌帶來一種異質性、陌生性的東西。“所以我絕不可能用老的那一套來翻譯策蘭的詩，不可能。我有意追求這種異質性。”
而這種異質性也恰恰是策蘭自己的詩歌創作和詩歌翻譯時所自覺追求的。王家新談到策蘭一方面繼承了德國的詩歌傳統，後來他完全走上一條反日爾曼的道路，朝向一個東方的家園。在策蘭看來，他要從西方文明的統一性、同質性中掙脫，要消滅這個同質性，而他的詩作是對於阿多諾那句“奧斯維辛之後，寫詩是野蠻的”回應。奧斯維辛的悲劇就是西方文明同質性的造成的惡果。奧斯維辛之後還能寫詩嗎？策蘭的回答是能，但他是要朝向人類之外的歌，人類之外有歌依然在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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