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楼梦》（又名《石头记》），在流传过程中形成了不同的抄本（如甲戌本、己卯本、庚辰本、列藏本等）和刻本（如程甲本、程乙本等），由此形成了《红楼梦》版本学。每当有新的版本发现时，便会引起世人极大的关注。在现存诸抄本中，目前唯一存世的120回手抄本——“蒙古王府本”，对于《红楼梦》成书过程和曹雪芹的研究极为重要。
这个版本是怎样的来历呢？蒙古王爷的亲属向我们讲述了那段鲜为人知的历史。
人物简介：达理札雅（1905—1968），蒙古阿拉善旗第九代十任札萨克和硕亲王，童年时代在阿拉善王府中度过，10岁以后跟随父母居住北平。1925年，达理札雅在北平与末代皇帝溥仪的堂妹、载涛贝勒的女儿金允诚结为伉俪。1931年，父亲塔旺布里甲拉（即塔王）病故。同年底，国民政府正式任命达理札雅为阿拉善旗札萨克，继承亲王王位。回到阿拉善旗后，对当地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进行了一系列变革。1949年9月23日，宣布和平起义。达理札雅从一个封建王爷转变为新中国的革命干部，曾任宁夏省人民政府副主席、甘肃省人民政府副主席、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副主席兼巴彦淖尔盟盟长和阿拉善旗旗长等职。
蒙古阿拉善末代王爷达理札雅和夫人金允诚
一、王府捐书 国家一类文物京报的数量非常大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达理札雅去内蒙古自治区工作，并不时回北京居住。阿拉善王府九代十位王爷的藏书是非常丰富的，在正房的西屋有四间房子藏满了十位王爷收藏的书籍。达理札雅决定把书都捐赠到内蒙古自治区图书馆。图书馆派了几辆卡车，工作人员清点了图书，粗略概算，大约900多种，2万多册图书，包括非常珍贵的元史和邸报。邸报也叫“京报”，从同治、咸丰，一直到光绪、溥仪，跨了晚清的四位皇帝，皇帝的起居生活都有详细的记载。阿拉善捐献的邸报有两个特点：一是数量多，有5000多册（国家图书馆收藏的有3000册左右）；二是来源广，来自北京、陕西等四地的报馆。对于研究历史，尤其研究晚清史的学者来说，对这类东西是非常感兴趣的。现在是国家的一类文物，这是京报。
京报
书籍就更丰富了，书籍大部分是由多罗特色楞王爷（达理札雅的祖父）收藏的。多王爷是一个爱好画画，爱好收藏的人，他收藏内容丰富，从小的说，如养花、养动物、养鸟，大到生活起居，也包括自己的绘画，他都保存下来了，有好几筐。这里有个人必须要提一下，朱绍文，是相声界的鼻祖，绰号叫“穷不怕”。后来，他做了多王爷的管家，负责买书，买完了书呢，多王爷就在书的扉页上都签了字，写得非常清楚，朱绍文哪年哪月哪日从哪个地方购来的，用笔写得特别详细。几乎所有朱绍文买的书籍，像《镜花缘》这些小说，也包括一些政治书籍，还有当时社会上流行的一些书籍，许多是朱绍文到北京琉璃厂购得的，这些书现在都收藏在内蒙古自治区图书馆。
二、国宝《石头记》手抄本 低调捐赠北京图书馆（今国家图书馆）
这部手抄本《石头记》发现与捐赠的过程就更加曲折，像小说一样有非常曲折离奇的一段经历。
由于这次捐赠，有的同志看到了一部手抄本的《红楼梦》，当时封面上写的是《石头记》，用黄绫缎子包装的，里边全是手抄的。工作人员看到了以后，希望把这部书拿走，但是这部书是金允诚和达理札雅爱不释手的一部书，因为他们要经常翻看。在我们家里一共有三部《红楼梦》：一个是手抄本的《石头记》，后来叫蒙古王府本《石头记》；一个是道光年间的《石头记》，石印本的；还有一个是乾隆年间的《红楼梦》。其中的两个版本是有批注的，都有百年以上的历史，现在我们两个人还保存得非常好。
《石头记》被发现了以后，由于书已经随着金允诚带到了北京家里，一些红学家和北京图书馆的同志希望我们捐赠这部书。当时负责这件事的是北京图书馆的赵万里先生，他们做了很多工作。期间有一位研究契丹文的大家叫邢复礼，他毕业于北京大学，后留学日本早稻田大学，解放后和达理札雅在阿拉善旗做过一年的同事，之后成为内蒙古自治区文史馆的主要负责人和政协的办公室主任。邢复礼先生非常有才华，不仅是一位文学家，还是一位收藏家。他看到这部书十分惊讶，就跟达理札雅和金允诚说：这可是国宝啊，手抄本迄今为止一共没有几部，这部手抄本是全本的，120回本的，前面的80回又缺了几回，所以非常值得好好地去研究。因为邢复礼先生跟达理札雅和金允诚的关系非常好，又跟达理札雅同时在呼和浩特工作过，有时他们回北京探亲休假，都是坐火车一起回来。后来金允诚和邢复礼说，您把这部书带回家研究研究，看看有什么新的发现，也可以给我们提供提供，咱们一块儿探讨探讨。这部书就被邢复礼拿到家里去，他的女儿都见过这部书。
当时的北京图书馆
既然这部书是国宝，对红学研究有那么大的价值，金允诚和达理札雅最后还是决定在1961年左右，把它捐给赵万里先生领导的北京图书馆，认为这对国家的红学研究是有好处的。金允诚和达理札雅就委托邢复礼先生捐赠这部手抄本，当时做了一个约定，虽然在捐赠记录上有金允诚的签字，但这件事不要对外公布，不要说来自于哪个王府。当时赵万里先生询问，这部书叫什么名字？金允诚说，就叫蒙古王府本吧，因为来自于蒙古王府。随后，红学家们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工作，并延续了“蒙古王府本《石头记》”的说法。这是有别于其他几个版本的另一部手抄本。这部书是由达理札雅的父亲塔王购置于琉璃厂，因为前80回缺了6回，塔王又组织很多人把它抄写和补齐的，后边补了40回，并把那6回也补了，如果看到这部书的人就知道，里面的笔体都不一样。
三、红学界的一件大事 《蒙古王府本石头记》的出版
1986年，书目文献出版社影印出版了该书。俞平伯先生特意题签——《蒙古王府本石头记》，周汝昌先生为此作序。书的《序言》称“是书收于一蒙古王府后人之手”，“第七十二回后,有‘七爷王爷’等字样，不知与此有关否。”说明这部书究竟来自于哪里一直不大清楚，做红学研究的人一直希望了解到底它是来自于哪个蒙古王府，红学家有的说是来自于怡王府，有的猜是别的王府，但是一直都没考证到非常准确的信息。
俞平伯题签
一直到2011年9月，以胡德平先生为会长的北京曹雪芹学会在纪念程甲本220周年的时候，我和爱人达锐（达理札雅和金允诚之女）为了感激胡耀邦同志当年为达理札雅平反，我们给北京曹雪芹学会的专家发短信，告诉他们，我们家里有两套程甲本，可以到我们家来看看。我们想参加这个会议，并愿将书拿到会上展出，算是助兴吧。
学会秘书处负责人李明新、位灵芝和版本专家杜春耕先生来我们家中验看版本，翻看了这两部书后很快得出结论：一部是道光年的藤花榭本，很老，将近200年；还有一部是王雪香的书评本，也很珍贵，但不是程甲本。这时候达锐说我们家还捐赠过一部《石头记》，杜春耕非常敏感，就问你们捐赠到哪里？达锐说：捐赠到北京图书馆了。杜春耕接着问，你们家有七爷吗？达锐回答说：我们家有两位七爷，一个是老七爷叫奕譞，一位小七爷叫载涛。然后他就仔细询问载涛的情况，又仔细了解了达理札雅和金允诚的情况。杜春耕当时就说，这部书可能就是现在北京图书馆收藏的《石头记》，你们说可能是出自于你们家，我们还得要确认一下。
学会秘书处负责人李明新、位灵芝一起到北京图书馆，也是在胡德平请北京图书馆提供帮助的情况下，北京图书馆把当年的捐赠档案找出来，确实看到了金允诚的签字，当时还给了三百来块钱吧，作为捐赠的一个报酬。专家们看到记录以后，他们就踏实了。因为跟收藏人有约定，这个是不能公开的，所以当时也不允许拍照。后来就通知曹雪芹学会的专家，这部书确实来自于阿拉善的达理札雅和金允诚家，这件事当时对红学界的轰动很大。
以杜春耕为首的一些专家，包括胡德平，还有其他一些专家们，对这件事非常重视，提出了很多的研究方向、研究建议。然后在我们的六舅，就是载涛最小的儿子、金允诚的弟弟爱新觉罗·溥仕的协助下，我们一起在当年载涛的王府（涛贝勒府）开了一次研讨会。后来，到杭州请张浚生（原浙江大学党委书记）先生做了鉴定，他的书法造诣很深，认为《石头记》上的题字“七爷王爷”和“七十而不富”等确实是载涛写的，无异议。这部书出自金允诚和达理札雅捐赠也无异议。他也提出了建议，希望把它再版。既然历史搞得那么清楚，在众多的手抄本里，这是唯一一部搞清来龙去脉的一部书，在红学研究史上应该有它的一笔。再版工作由杜春耕和曹雪芹学会负责，请华宝斋协助印刷，我们也都跟杜春耕到华宝斋看了，非常有实力。后来就把《石头记》整个手抄本，按照原包装、原式样、原格式，全部给它重新印刷、复印、发表，这也是曹雪芹学会的一个公德之事，成了红学界一个大事。
书影
2014年5月10日，《蒙古王府本石头记》首发式在全国政协礼堂西南厅华宝斋举行。邀请了在京著名学者和红学研究者，以及阿拉善左旗政府和学术机构的负责人，差不多有近百人参加。中央的一些直属的新闻媒体、内蒙古自治区的电视台对发布会做了报道。
达锐在首发式上发言
在这之后大家又建议，这部书既然来自于阿拉善，还是叫它回归于阿拉善，我们这些同志，特别是这些老的红学家都七八十岁了，大家又坐着火车一起奔赴阿拉善，在阿拉善组织了一次蒙古王府抄本的研讨会。阿拉善盟的盟长、盟统战部部长，旗里的旗长、旗委书记都参加了大会，并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与会者参观了阿拉善的王府、阿拉善档案局、九代十王留下的文物古迹，特别是康熙留下敕封的金印，给他们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也给了《石头记》手抄本一个非常完美的结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