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出生于上世纪50年代中期，幼年几乎都是在场部幼儿园里度过的，当时场里职工大多是从部队集体转业的官兵，因建制撤销前的番号是六军十七师五十团，所以投入生产建设后冠名为五〇农场，也就是现在的四师六十六团。
大约四五岁时，我才模模糊糊有了点记忆，只知道自己吃喝拉撒睡都在幼儿园，家在哪里？父母是谁？他们长啥样？概不知晓。发现小伙伴们总有妈妈或爸爸前来探望，见面时格外高兴，离别时哭鼻抹泪，渐渐地，我也产生了与父母相见的强烈愿望，经常趴在窗口向外张望，期待瞅见的男男女女中会有一个是自己的妈妈或爸爸，然而总是一次次地失望。一天睡午觉前，妈妈突然出现在我面前，她跟我想象中的一样和蔼可亲，身后垂着两根又粗又长的辫子，她含笑坐在床边，一边哄我入睡，一边掏出水果糖塞到枕头下面。一觉醒来，我先是四处环顾寻觅母亲，发现已无影无踪，又赶紧掀开枕头，寻找妈妈留下的糖果，不料枕头下面空空如也。思索了好一阵，才慢慢明白，刚刚与母亲第一次见面的情景，不过是在睡眠中做的一个梦。
懵懵懂懂中，我离开了幼儿园，成了场子校一年级学生，起初集体宿舍里还有个保姆照料我们，没过多久便没了这种待遇，头发长了，只好找高年级学生相助，大多推成了光头，不然就剪得如同狗啃那般。
衣服脏了洗不了，只能将就着穿，单衣外面满是汗碱印子，棉装里面爬满了虱子，捉不完就蒙在盆子里煮烫，不一会儿就把水染得通红，床尿湿了全靠自己用身体暖干，就这么瞎凑合到放寒假，总算见到了朝思暮想的妈妈。
我坐着连队派来接学生的马拉爬犁，第一次跟母亲回家，第一次看到外面的世界。马路被厚厚的积雪覆盖，爬犁沿着来时辗出的痕迹吱吱呀呀地行进，两侧不远处横亘着高高的梁子，上面除了芦苇就是歪七扭八的老榆树，龟缩在树上的寒鸦有气无力地叫着，似乎在抱怨冬日的难熬。天快黑时，爬犁在一排冒烟的大雪堆前停下，母亲领着我下到了一个黑乎乎的地窝子里，告知这就是我们的家。虽说家徒四壁冷冷冰冰，可对孩子来说，娘在的地方则无比温暖。躺在没有尿臊气的被窝里，很快进入了梦乡，却梦到母亲突然消失了，瞬间惊醒过来，在黑暗中摸来摸去找不着妈妈，吓得哇哇哭起来，却始终没有回应，只好摸黑穿上衣服，使劲推开被铁丝拧住的房门，跑到冰天雪地里寻找母亲。
在漆黑的夜幕中瞎碰乱撞，总算看见了个亮灯的地方。那里停着驾马拉爬犁，上面装着个大铁桶，赶车人一趟趟从食堂里拎出开水倒进大桶，直到把大桶装满才搭理起我来，张口就问我是谁家的孩子。我却说不出父母姓名，他说大人们都在搞平整土地大会战，催我赶快回家睡觉去。见他吹胡子瞪眼，我不敢再多说什么，得知他要去会战工地送开水，趁其不备我悄悄爬上爬犁，躲在了铁桶后面，心想到了工地就能找见母亲。不料去了那里仍旧两眼一抹黑，工地上亮着数不清的马灯，恰似一片星空，映照着密密麻麻忙碌的人群，男的要么挥镐挖土梁，要么挑着担子来回奔跑，女的无不埋头朝筐里装土，头上挂着霜花，根本分不清张王李赵。突然有人训斥起赶车人，责怪他把孩子带到了工地。他满肚子怨气，装罢破损的工具，就一把拽住我的衣领，一面骂着“小兔崽子”，一面把我拖拽上爬犁。返回的路上，我一直惶惶不安，生怕把我带到地方狠揍一顿。下了爬犁，我被拽到一个暖融融的大屋子里，四周摆满了儿童床，里面都是熟睡的婴幼儿，两个保姆坐在小板凳上正忙着修理破损的筐子。赶车人一把将我推了过去，气呼呼地抱怨道：这小家伙不知是谁家的，害得我挨了连长的训！一个保姆猛然脱口而出叫着我的小名，随即起身把我揽进怀里，此时我也看清了母亲的面容，依偎在她怀里伤心地哭了起来。赶车人颇有些诧异，声称刚才连长压根不认识这个孩子，所以才对他发了脾气。听了他的诉说，母亲先是表达了一番歉意，然后向他作了解释：当连长的父亲没认出儿子是因为好久都没跟儿子见过面了。
许多年以后，孩提时代看到的沟沟梁梁已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林网纵横、平平整整的沃土良田，草棚子、地窝子、干打垒土房子等建场初期的破屋陋室也都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一排排整齐壮观的新居。为了这种改变，老一代军垦人付出了太多太多，他们舍小家顾大家，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改天换地，用青春、汗水乃至生命，铸就了感天动地的兵团之魂。
来源：兵团日报
编辑：曹玲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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