螞蟻集團的成功,也是中國特色式“監管沙盒”實踐的成功

8月25日晚,蚂蚁集团同时向上交所科创板和香港联交所递交招股说明书,迈出A+H上市关键一步。#蚂蚁集团披露招股文件#


蚂蚁集团的成功,也是中国特色式“监管沙盒”实践的成功

2019年蚂蚁营收为1200亿元,大致低于平安银行1400亿元,远高于宁波银行、北京银行等区域性银行。

但是,蚂蚁不应当与银行来相比,因为蚂蚁是一家科技公司而非金融公司,登录的是科创板。2020年1-6月蚂蚁来自科技服务的收入超过64%,2019年技术研发是蚂蚁的主要支出,全年技术研发投入106亿元,相当于130多家科创板新股2019年研发支出的一半(中国新闻周刊数据),蚂蚁的员工64%是技术人员。

两者行业属性不同,因此能解释蚂蚁2019年的营收增幅为40%,而银行业中的佼佼者平安的营收增长为18%,两者处于不同的赛道。


蚂蚁集团的成功,也是中国特色式“监管沙盒”实践的成功

作为科技公司,将科技赋能传统金融业,蚂蚁的成长,却与金融监管有密切联系。可以说,从小蚂蚁成长为全球最大的独角兽,离不开金融监管对创新的容忍与支持。

在创新效率与监管安全方面,监管层总面临艰难的选择:在追求效率的同时,有可能导致风险,尤其是金融风险扩散性极强。但是,来自于“生产要素的重新组合”的创新,没有企业家去尝试,就没有新的产品、新的市场、新的方法、新的组织,就一定是零和博弈的存量市场竞争。没有熊彼特所说的“创造性破坏”,就没有生产效率的提高,生产力的提升。

中国金融监管允许创新的宽容监管,才造就了可能是近年来全球最大规模之一的IPO。支付宝开始于2003年,2011年第三方支付牌照才首次下发;二维码支付开始于2014年,2017年末人民银行才印发《条码支付业务规范(试行)》;花呗、借呗开始于2015年,2020年7月《商业银行互联网贷款管理暂行办法》出台。


蚂蚁集团的成功,也是中国特色式“监管沙盒”实践的成功

监管层对金融科技的应用已达成共识,上半年疫情更进一步催化了全社会对科技赋能的共识。在金融科技监管方面,2019年12月金融科技“监管沙盒”在北京落地,目前已经有9个城进入试点范围:上海市、重庆市、深圳市、河北雄安新区、杭州市、苏州市(2020年4月)和成都市、广州市(2020年7月)。首批试点中的科技产品项目,“手机POS创新应用”,是中国银联、小米数科、京东数科联合申请的,是金融与科技的结合。

短短8个月将“监管沙盒”推广到覆盖中国最重要的经济区:长三角、粤港澳、京津冀以及成渝经济圈,表明决策者和监管层推进、鼓励创新的勇气和信心。

蚂蚁上市,其实是中国式监管沙盒项目的成功展示。个人认为,我们也不用迷信国外的概念——监管沙盒的概念由英国政府于2015年3月提出。其实中国式监管沙盒早已经在实践:在某个安全空间内,金融科技企业可以测试其创新的金融产品、服务、商业模式和营销方式,而不用在相关活动碰到问题时立即受到监管规则的约束。

中国的移动支付、区块链的发展同样是中国式监管沙盒成功的案例,我们大可以总结自己的经验大胆创新走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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