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4年3月3日晚上9点，狗仔队摄影师Mark Saunders和Glenn Harvey在西伦敦的肯辛顿喝咖啡。这对拍档已经花了一天试图拍摄世界上最著名的女人，但没有成功。Harvey的手机响了：黛安娜与一名身份不明的男伴一起开车进入切尔西港，Saunders和Harvey火速赶到现场，Saunders向值班守卫说谎，声称要接他根本不存在的女友。
黛安娜的奥迪汽车在现场，可是人不在，接着一名不明身份的男子出现，将她的车开到地下车库。根据Saunders的回忆录《跟黛妃一起玩命：英国皇家追击者惊奇的冒险》中记载，Harvey此时大叫：「去后门！」。
两秒钟以后，他们就开始追黛妃，闯过一个个红灯，或在卡车前加速，直到她开始要驶入肯辛顿宫的入口。Harvey从车上跳下，手上拿着相机，抢在汽车消失在视线内按下快门。「拜托拜托，一定要让照片很清楚。」他祈祷着，而照片后来洗出来真的很清楚，Harvey拍下黛安娜载着已婚的百万富翁暨艺术品经销商Oliver Hoare进入肯辛顿宫（Kensington Palace）的照片，以独家的方式卖给了英国小报《世界新闻》，进而引起了轰动。
这无疑是黛安娜不时会经历的一个场景，直到三年后一场在巴黎地下道的飞车追逐令她丧命。超速跑车载着黛安娜逃离狗仔队，接着撞上柱子，夺走了她和未婚夫法耶兹（Dodi Fayed）的性命。1997年9月的葬礼上，她的哥哥查尔斯・斯宾塞让现场哀悼者很清楚地知道，这一切要怪罪的对象是谁，他将妹妹描述成「现代受到最多追捕的人」。「今天，她会希望我们保证能够保护她心爱的男孩——威廉和哈利远离类似的命运。」他说：「我们不会让他们再承受经常让你哭泣的绝望。」
查尔斯的悼词中谴责的恶人，很明显地就是狗仔队和他们在舰队街上的赞助者——这些臭名远扬的恶毒小报，目前仍然是英国人生活的主要一部分。从媒体大亨梅铎拥有的《太阳报》及其竞争对手《每日镜报》与《每日星报》，到中级市场的姐妹报《每日邮报》和《每日快报》，这些报纸为读者提供充满道德训诫和羞辱的日常新闻与体育消息，反映出英国广泛中产阶级的着迷。
名人消息仍是最抢手的，即使过了二十年，黛安娜「心爱的男孩们」仍然是最热门的目标。然而，黛安娜走向人生终点的方式改变了媒体接近王室的方法，反过头来也影响了王室接近媒体的模式，下面要讲的就是这一切是如何发生的。
「编辑永远不会嫌黛安娜的消息多」
1961年，《TIME》向读者介绍了一个相对新的术语「狗仔队」。该篇文章让这个词更加普及，到了今天同义词就是一群入侵他人生活的摄影师通过任何必要的手段追逐名人。1961年的那篇文章提到：「没有人是安全的，甚至连王室都无法幸免。」
1960年代后期，媒体大亨梅铎进入英国报业买下营运不善的《太阳报》，他们知道该报纸的消息来源稀缺，在新闻上一定比不过人家，加之当时电视观众剧增，于是把重点放在演员在幕后的生活，Kim McNamara在他的书《狗仔队：媒体实践与名人文化》中写道：「他的报纸内容转向对名人的感情和私生活的兴趣。」其他报纸也跟随《太阳报》，包含了2011年因英国手机骇客丑闻而撤掉的《世界新闻》，在1984年从单页印刷品，变成小报。
被称为「红顶」的小报，发展成为英国社会的主角，以其既无理又有趣的独特方式著名。伦敦大学城市国际新闻研究所主任James Rodgers告诉记者，「从18世纪起，英国就没有很尊重报纸的权威度。过去半个世纪以来，小报被认为对英国公众有很大的影响力。除了梅铎旗下的报纸过去在大选中都会支持胜选者的传统外，小报被认为领导大众情绪，让英国在脱欧公投的议题上决定离开欧盟。
太阳报
从1960年代末期由《太阳报》打先锋开始，小报的到来创造了狗仔队的拍摄需求，到1980年代中期，当时刚结婚的黛妃和查尔斯王子开始一同参与公开活动，名人照片遂成为英国印刷媒体的主打。黛安娜一步步发展成国际时尚的指标，受到英国人民的爱戴，称她为「人民的王妃」。
经估计，全球有7.5亿人观看黛安娜王妃和查尔斯王子的婚礼，从那之后，狗仔队便开始记录她的一举一动。黛安娜慢慢成为世界上被拍最多照片的人，即使是模糊不清的照片，狗仔队也能卖到高达50万英镑（也因此获得了「销售王妃」的昵称）。
最著名的狗仔之一Jason Fraser靠着黛妃和多迪的照片赚了超过100万英镑。摄影机构Silver Hub和前《每日镜像》图片编辑Ian Down告诉记者：「她可能是我所有拍过最上镜、最有影响力的人，编辑对她的消息从来不嫌多。」
在黛安娜去世之前，王室法律的保护力十分微弱。黛安娜在声名大噪时起诉一家媒体公司：镜报集团在1993年刊登她在健身房锻炼的秘密照片。「黛安娜王妃诉诸法律的这项决定，对王室成员来说是新的做法，毕竟过去王室传统是抗拒用法律反击。」当BBC报导的同时，此案也在庭外和解了，而黛安娜也避免作证。
尽管黛安娜一般都不会对这些侵入生活的摄影师采取法律行动，但无可置疑地，狗仔队毫无止境的追逐令她感到痛苦和羞辱。在她去世前的一年，她不断地遇到一些最穷追不舍的狗仔，有次还对某一位大声尖叫：「你毁了我的人生！」但包含Saunders和Harvey等追着她的人，并不对她感到同情，Saunders和Harvey甚至在回忆录里称自己为「时代最伟大的猎人」。
一些最顽固的跟踪者甚至戏称黛安娜的泪水是「愚蠢的攻击」，冷酷地对比他们曾「被戏弄」的时代。Harvey在回忆录写道：「另一种更糟糕的愚蠢攻击，是黛安娜只站着不动，眼睛里充满着泪水，头低低的，陷入沉默。这通常都是在她看完心理医生后会出现的景象。」Harvey拒绝了《TIME》的采访，Saunders没有回应。
1997年8月，当黛安娜在巴黎发生车祸时死亡，陪审团裁定她的司机和跟随她的狗仔队的鲁莽驾驶行为是行凶杀人，这犹如一记警钟。盖洛普投票于1997年的调查显示，43％的英国民众认为狗仔摄影师负有「极」大的责任，而33％的人认为司机是同样的罪魁祸首。
黛安娜去世时在BBC工作的Roggers描绘了大众在葬礼的情绪表现「令人难以置信」。「你会看到人们在大街上啜泣，是我过去没有看过的方式，那是个真正的改变。」他说：「如果有人问我英国人有哪个时候没那么压抑情绪、内敛，我会说就是那个时候。」
大众的心理上开始反对狗仔队和媒体，结果英国小报《太阳报》和《镜报》的销售量达到自1962年以来的最低点。黛安娜去世后八天，大概是为了保持人气，《每日邮报》承诺不刊狗仔队的照片，但20年后来看，该报纸和相关网站看来并未兑现这个承诺。「我是（而且永远都是）黛安娜王妃的崇拜者，时时嘱咐我的编辑，保护她抵御强大的敌人。」当时每日邮报和通用信托集团董事长罗斯米尔在黛妃过世时说道。
1997的下半年，大众对于媒体应对黛妃之死负责的愤怒继续燃烧。现任《Radio Times》的编辑主任Mark Frith说道：「黛安娜去世后的几个月，我都不会说自己帮刊登狗仔队拍摄照片的杂志工作，因为我们真的是低下到不能再低。」他也曾任几本著名出版物的编辑，包括《Smash Hits, Heat!》和《Now》。
而担任皇家摄影师25年的Tim Rooke则表示：「那时候的氛围和感觉似乎会一直延续下去。」他曾亲身体验了这种敌意，「大众的敌意真的很高，黛妃去世之后，我曾去白金汉宫外拍照，还被民众追打，他们不知道我是皇家摄影师，这让我很震惊。」
隐私和保护王子
黛安娜去世后，英国新闻界和摄影界发生了巨大变化。Howard Kennedy事务所的媒体法专家Mark Stephens表示：「人们认为发生在黛安娜身上的事是错的，因此，过去我们陌生的隐私权概念，现在以新的方式被应用。」在戴妃和James Hewitt的绯闻出现时，他的公司曾代表男方。Mark说，个人隐私权法律在黛安娜过世之前并不存在。隐私只存在于像手术、教堂忏悔、夫妻之间和进棺材后。
媒体法律专家和律师Robin Callender Smith也说到：「《免受骚扰法》（PHA）是在黛妃过世当年通过，而直到6月16日才生效，是黛妃过世前的两个半月，这个领域的法律本能帮助到她，但一切都太迟了。」只有等到黛安娜去世后，PHA才能成为「名人面对狗仔队和媒体追逐的补救措施。」
黛安娜去世后，新闻投诉委员会（PCC）加强了其《编辑业务守则》，创造了所谓「欧洲最严格的新闻法规」。从1998年1月起，在「未经他人同意在私人场合使用长镜头拍照」被认为是「不可接受的」。此外，守则中第一次精确定义什么是私人场所：「具有合理隐私期待的公共或私人财产」。修订内容还包括一条：编辑将对出因穷追不舍所获得的出版材料负责，「无论材料是由报业的工作人员还是自由职业者取得的。」
该守则中最重要和最严格的修正案是涉及保护儿童的隐私权，新闻社协会的内部媒体法专家Mike Dodd告诉《TIME》：「这纯粹是为了在上学的哈利王子，还有特别是威廉王子。」守则的保护范围扩大到所有儿童，而不是只有16岁以下的儿童，还增加了一项要求，其中规定：「当和儿童私生活相关的新闻材料出版时，除了因其父母或监护人有名、恶名昭彰或任职因素外，发布者需要有正当理由解释。」
尽管母亲去世后大众对于15岁的威廉王子及12岁的哈利王子有巨大的兴趣，摄影师们知道最好不要冒着破坏与王室关系的风险，拍非正式的照片。Rex By Shutterstock的制作经理Christian Barrett说：「我们不会伤害这种关系，也能理解两位王子是在限制之内的。」
黛安娜去世时他是于英国新闻社工作，这是一家以皇家为重点的小型影像社。「市场上留下了巨大的差距，而公司那时候还蛮艰难的。没有办法拍黛安娜、威廉或哈利，事情就有巨大的不同。」由于法规的紧缩，威廉和哈利王子在青少年时期被拍到的照片非常少，其中一些比较有名的照片，比如威廉在他寄宿学校伊顿公学煮鸡肉饭，或是哈利和男舍监的狗合影，都备受瞩目。
但当威廉和哈利毕业后，媒体对王室的关注再次变得疯狂，威廉在2003年开始与凯特约会，媒体更陷入歇斯底里的高潮。王室在私人场所的秘密照片开始出现在世界各地的首页。2005年，当Harry在一个穿着十字星臂带，在朋友的服装派对上拍照时，新闻界并没有阻止。
2012年，哈利也陷入另一桩丑闻，美国网站TMZ.com发布了两张他在拉斯维加斯和六名年轻女子打脱衣撞球的照片，「看看他们所谓的严密保护措施多严密：哈利王子在拉斯维加斯游泳池派对的按摩浴缸中，旁边的保镖非常地放松，根本没能阻止女孩拍照片。」MailOnline当时的标题说。
随着媒体对年轻王室的关注度上升，王室也开始争取自己的隐私权，有一次是一场字面的战斗；当哈利20岁时，和一群在夜总会外面埋伏的摄影师发生的肢体冲突，还在嘴唇上留下了伤口。「哈利一直在夜总会外面受到伏击。」王室评论员和作者《和女王出任务：作为白金汉宫新闻秘书的那段日子》Dickie Arbiter告诉《TIME》：「他被视为绝佳的猎物，真的令人惋惜，就是有一些新的摄影师，没从1997年黛安娜的悲剧中学到教训。」
2009年冬天，王室与Gerrard Tyrrell进行顾问咨询，他是一名专门从事隐私和媒体法律的资深律师。他告诉新闻界，王室将不再容忍摄影师使用长镜头在「私人」情况下拍摄他们的照片，并警告摄影师，若摄影师的行为被认为是「侵入和不可接受的」，王室将准备采取法律行动。
同年的圣诞节，遵从王室的严格警告，摄影社Rex同意向慈善机构支付10,000英镑，以弥补他们刊登了一张凯特王妃（当时还只是威廉的女友）在英国西南方康沃尔郡Restormel庄园打网球的照片，这些照片只在海外发表，英国内并未刊出。。
同样的情况发生在2012年，法国杂志在普罗旺斯拍到去度假的凯特王妃上空照，当年五月有六人被指控侵犯隐私和共谋，因而入狱。代表威廉王子和凯特王妃的律师在法庭上代威廉王子发表声明：有鉴于母亲公开对抗侵犯隐私的摄影师，这些图像才「更加令人痛苦」。圣詹姆斯宫的一份声明说，这些照片「让人想起黛安娜王妃生活中新闻和狗仔队最严重的过失。」
自2009年以来，王室每年都向新闻界和媒体摄影师发出反骚扰通知，提醒大家王室也具隐私权；
黛安娜的儿子学会喂养野兽
现在情况有一点点不同了。2015年，由王室新闻秘书Jason Knauf撰写的公开信是感谢「英国媒体的一条政策，不再发布孩子未经授权的照片」，但依旧谴责无情的狗仔队行为。他们「越来越疯狂地观察和监视乔治小王子的行动，并且秘密地拍摄他的照片，将其卖给少数仍然愿意为此付费的国际媒体，」Knauf在信中引述一个例子：一个未具名的狗仔在儿童游乐区外面蹲了三个小时，只为了能够拍到当时才三岁的小王子。Knauf拒绝了《TIME》的采访请求。
与此同时，媒体环境也出现了显著的转变。愈来愈多名人转向社群媒体来控制和宣传自己，在媒体有机会报道前就先出手。「社群媒体让名人们能够从新闻媒体中获益，」Frith说，「它给了他们选择只发布想要发布的东西，如果有品牌交易，他们可以自己操作，不需要杂志和报纸的帮助。」
王室同样采用强有力的社群媒体策略，转向包括Twitter和Facebook的平台，发布记者最爱的新照片，包括女王、乔治小王子和夏洛特小公主。这种权力的再分配造成了王室与传统媒体之间的紧张关系。「肯辛顿宫认为他们可以自己控制。他们想忽略报纸，但报纸不会消失。当Twitter倒下后，我们仍然继续存在。」《太阳报》的皇家摄影师亚瑟·爱德华兹去年在《金融时报》上表示。
不只英国王室通过社群媒体了解自主权，Rooke表示，他五月份尝试拍摄希腊王储的50岁生日聚会，结果被希腊王室封锁。「我致电给王室想询问是否有任何管道，但他们拒绝我。然后他们就在Instagram上发布照片，这些照片是由杂志社拍摄，为自己出版的。」
虽然王室助手可能会争辩说王室没有足够的隐私，但新闻界和媒体界的许多人都有不同的看法。前《Hacked Off》的老板Joan Smith在Knauf的信发表后不久，于《独立报》的社论中表示王室期望太多的保护。她写道：「Knauf的信发表之后，没有人想要询问、知道王室，正是威廉王子和凯特王妃所烦恼的。他们觉得很烦，但并非是惊吓、震惊或痛苦。」
Stephens认为，王室对隐私的要求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太过了。他说：「在英国，我们正经历钟摆效应。国家一开始是没有什么隐私权法律可言的，但等到黛安娜王妃过世，又走向另外一端。人们意识到媒体在高度限制性的隐私法下，已经做的太多了（而且我们也已经觉得够了）。」
他接着补充说，英国在隐私权法上可说是世界上最严格的，特别是与美国相比。「名人在蔚蓝海岸的照片会不时出现在美国刊物上，但在英国可不行。这是一个可笑的双重标准，你可以在纽约航厦中的英国航空哈德逊新闻站找到美国版本的出版物，而里面刊载的图片在英国是违法的。」
在黛安娜逝世后的二十年中，媒体入侵的文化依然存在，但战线已经重划。英国媒体普遍尊重Stephens所说的「红地毯规则」：双方的默契在官方活动拍摄王室是合法公平的，但在过渡期间期望隐私权。
Rooke说，严格的隐私法律意味着狗仔队在拍摄年轻的王室成员时，要承受收到IPSO警告或罚款的风险，也意味着王室成员的非官方照片不再有市场。「现在，摄影社会问摄影师，报纸会问新闻社有关名人照片的问题：照片是在什么情况下拍的，摄影师站在哪里，他们是用哪种镜头拍。」前《每日镜像》图片编辑Ian Down表示：「这个工作程序并非在黛安娜一过世就出现，而是慢慢发展出来的」
但是，由王室向媒体发布的经常性警告，坚持认为他们要尊重王室成员的隐私（无论是乔治小王子去上学，还是哈利王子和女友相处时），都显示情况根本不是媒体界认知的进步状态。王室相关消息人士告诉记者，虽然媒体与王室的关系「明显比1990年代好，但仍存在『一些事情是没有像人们想的那样发生变化』。」
与此同时，社群媒体的扩散也彻底改变了隐私的概念。当人们独立选择贴出自己最亲密的时刻，可接受和不可接受的媒体权限界限将变得越来越模糊。媒体必须在这个暧昧的范围内生存，既不能超越到会侵犯隐私权，还要能满足编辑和消费者的胃口。
在他的悼念中，查尔斯·斯宾塞承诺，威廉和哈利王子的「血亲」将竭尽全力保护男孩，而通过反复争取自己的隐私，王室也坚持了这一承诺。虽然新闻界和媒体法界的某些成员可能会认为，王室对隐私的期望是不现实的，但是经由反复要求摄影师的尊重和礼仪，并对那些利用他们上位的特权获利的人采取行动，王室已经帮助新闻界加强集体良知。这在许多事物中，算是黛安娜王妃的遗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