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家口西面長城
這些摘自《明實錄》的記載，是嘉靖三十八年農曆三月，北族打破明朝邊關潘家口，入塞擄掠的戰事記載和朝廷的處理結果。因為涉及到本地的歷史，本次入寇的規模又比較大，史冊有載，把它白話寫出來參考。
嘉靖三十八年二月丙辰，公元1559年3月22日，農曆二月二十四日，正是大地回暖，野草返青的時候，總督薊遼保定軍務的王忬已經得到了北族把都兒辛愛聯絡其他部落，屯兵會州（今平泉），準備入寇內地的消息。
朝廷也做了相應的軍事佈置，並調來了相鄰軍鎮的士兵增援薊鎮，命令嚴加防守。
不幸的事情還是發生了。二月庚午，陽曆4月5日，農曆二月二十八，把都兒率眾數萬攻破今遷西縣的潘家口（現在關口已經被潘家口庫水淹沒），渡灤河西進，劫掠了遵化、薊州、玉田、遷安四個州縣，於三月己卯，4月14日，農曆三月初七的晚上，從遵化市的鯰魚關、大安口出關返回北地。
朝廷得到了消息後，皇上說，已經調集了宣府、大同等鎮的兵馬支援，責令嚴加防守，為什麼還是打進來了，令巡按、巡關御史據實調查，什麼原因造成的，是從哪個關口攻進來的，哪天從哪裡出關回去的。
初步調查得到的結論是：明軍隊主官們對敵情掌握不明，臨陣無謀、防禦失策，導致敵人趁虛而入。
三月丙戌，4月21日，農曆三月十四，一週時間過去後，朝廷初步的處理結論出來了。
巡撫順天僉都御史王輪降職二級，調到外任；薊鎮總兵歐陽安、參將高延齡、徐枝、提調李廷鎮革職下獄審問；兵備副使伊介夫、副總兵馬芳各降二級，照舊管事；作為大軍區“司令員”的總督王忬暫停俸祿，戴罪練兵，待防秋事務完畢後再做處理。
兩天後的4月23日，薊鎮總兵的空缺由提督京城巡捕署都督僉事李廣充任。
到了嘉靖三十八年五月辛巳，6月15日，農曆五月初十，經過進一步的調查，出來了新的處理結論，王忬就不是停俸、戴罪練兵那麼輕鬆了。
巡按直隸御史方輅以高度的責任感總結了王忬三大失誤，四大可罪。總結的還十分有道理，讓看的人直覺就引起怒火，總督所為真是不堪，真是不稱職啊！
王忬被總結的三失誤四可罪是什麼呢？
三失誤一，潘家口最當要衝，卻防禦鬆懈，虜寇乘虛而入。
三失誤二，虜寇已經西來，王忬卻指揮明軍往東，中了聲東擊西之計。
把都兒等屯兵會州後，知道薊鎮長城防線駐有重兵，防守嚴密，不易攻破，於是想到了一條聲東擊西的作戰策略。先是製造聲勢，派少量兵力向東，製造準備從薊鎮東面的義院口、冷口等處進攻的假象，主要兵力蓄勢待發，靜等進攻的機會。
薊遼保定總督王忬（yu），此人進士出身，從政多年，有指揮抗倭的作戰經驗，有戰功；也有修築城防工事的經驗，算是文武全才的人物。
但是這次可能大腦不在狀態，上當上大了，他連忙調動兵力向東防禦，導致中路防守空虛，疏於戒備。此時，把都兒瞅準機會，迅速從會州直取潘家口（兩地相距不足一百公里，騎兵一天餘即可到達），二月二十八日，潘家口關城盡失，韃靼騎兵緊接著攻下薊鎮總兵府所在地三屯營（距潘家口不足30公里），然後從三屯營向西、向南擄掠了遵化、薊州、玉田、豐潤四地。
三失誤之三，作為總督沒有全局調度觀念，被敵方牽著鼻子跑，顧此失彼。
王忬發覺判斷失誤，趕忙指揮軍隊向西迎敵。把都兒揮軍避開明軍鋒芒，從南部迂迴進入現在的遷西、遷安兩地，大掠之後，三月初從遵化的鯰魚關、大安口出關返回北地。韃靼兵這次入侵關內，賺了個盆滿缽盈。而明軍則是被人牽著鼻子，始終是被動應付，不得其功。
總結的三失誤感覺是客觀事實，以理服人，讓人信服。從以上分析，王忬確實缺乏一個帥才的韜略、心胸、氣度，對戰場的運籌，毫無可圈可點之處。
四可罪一，他的親信中軍張倫越權擅自更改主帥的命令，調動將官，對下屬約束不嚴，指揮無方。
可罪二，面對強敵，主帥無策，受制於下屬，徘徊觀望，不能決斷。
可罪三，親信張倫怙勢凌眾，擾亂軍心，敗壞軍紀，引起軍中公憤。
這三個可罪都共同指向王忬的識人、用人的問題。
可罪四，入援的外地官軍乘著戰亂，冒充虜寇搶劫百姓，王忬不能約束。
官軍乘亂為匪事，這是古代官軍都有的事情，也最為可恨，錯在軍隊紀律鬆懈，主帥無能。
有此三失誤四可罪，作為主帥的王忬必須要受到追究，不值得同情，雖然他以前有過抗倭、修建軍事工程的一些成績。
方輅的彈劾，終於改變了嘉靖皇帝的態度，皇上認為：王忬“官久志怠，調度失宜，致賊深入畿輔，生靈被慘”。這個結論終結了王忬的仕途，錦衣衛差官奉命逮捕王忬和他的不爭氣的親信中軍張倫到京治罪。
三天後的6月18日，對二月潘家口失事罪的薊鎮責任人的判罰結果是：總兵歐陽安，太平寨等營參將高延齡、徐枝，提調李廷鎮等九人論死繫獄；玉田知縣等地方官五人受到杖責仍履原職；柴鐙等把總、指揮等下級軍官七十七人，宣府副總兵劉漢等二十九人，均下獄逮問。
明朝對事件責任人的罪罰之嚴苛，追責範圍之廣都讓現代人驚悚。
總督王忬、中軍遊擊張倫經過審判，最後判決充軍戍邊。
這個判決結果上報給皇帝，沒有得到批准。皇上認為：作戰失利，導致將領被判死刑，都是指揮失誤造成的，戰事的最高指揮不判重罪，法律就不稱其為法律，責令對二人重新議罪，最後王忬以失陷城寨的律條，張倫以貽誤軍機的律條均判斬刑。
也有人說，一個最高戰區司令因為戰事失利，真的就應該判死刑嗎？據說作為薊鎮總兵的直接責任人歐陽安等九人雖然“論死繫獄”，最後還是被放了出來，最高“軍區司令”為何終被執行斬刑，這其中有貓膩嗎？
有的記載說，王忬有個兒子，叫王世貞，在朝為官，也是當時的文壇領袖，是古代文學史中明代“後七子”的領軍人物，在後來文學史上有名位。
王忬，尤其是其子王世貞與嘉靖朝權傾朝野的嚴嵩、嚴世蕃父子有很深刻的矛盾，王忬的死刑與嚴氏父子的運作有關係。
據說王世貞哥倆為救父親，到嚴府門前長跪求免，終無結果，這又和朝廷的內鬥聯繫起來了。
世事無常，嚴氏父子最後垮臺，結果更不堪，還被歷史譽為奸賊的“榮譽”。歷史演變翻覆有時真的如霧裡看花，《白鹿原》裡稱作“翻鏊子”。
二十八年後的萬曆十五年五月，在嘉靖朝被斬的薊遼保定總督王忬得到平反，追贈兵部尚書；是他的兒子王世貞積極爭取的結果。
“萬曆十五年五月癸丑，贈原任總督薊遼右都御史王忬為兵部尚書。忬累樹邊功，構罹讒禍至是，其子世貞奏請，故有是命。”
真的應該平反追贈嗎？因為王忬的戰場指揮失誤，用人失誤造成的軍事失利，百姓塗炭，生靈流血，就忽略不計了嗎，誰知道呢！
當然，我們從另一個角度分析，作為戰區司令的王忬被判死刑，那麼直接責任人的薊鎮總兵歐陽安等九人也應該被判死刑吧。實際是，歐陽安等九人雖然判了下獄論死，不僅沒死，後來又都被啟用，軍隊職務復了原職；尤其薊鎮總兵歐陽安當時的外號就叫“草包”，以草包充總兵，人事的潛規則也是有歷史的。
所以，從這個角度說，王忬的被判斬刑，除了其自身的過錯外，與他和兒子王世貞的政敵，嚴嵩、嚴世蕃父子有關係也是一定的，畢竟嚴嵩當時受到嘉靖皇帝的寵信，權傾朝野。
世事的曲直隨著人心的善惡而伸屈，當然還要看你做了什麼事。
遷西縣的西莊村南山的一個石洞壁上有石刻，當地文史人考證，就是這次嘉靖年間北族韃靼入侵的民間記錄。
石刻如下：“嘉靖三十八年三月初二。達賊過景。西莊魏恩。劉廷貴修理白巖山貝兵。石匠徐汗。”
因為有個別的錯別字，修正過來，原文可能是：“嘉靖三十八年三月初二。韃賊過境。西莊魏恩。劉廷貴修理白巖山備兵。石匠徐汗。”
民間的記述與官史相佐證，有時會收到較好的考證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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