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93年英使马戛尔尼晋见乾隆，带来欧洲最先进的仪器
中华文明是古代六大原生文明之一，由于所处的独特地理位置，中华文明的发展一直具有极强的独立性，较少受到其他文明的影响。但随着历史向前发展，中国与世界的联系也更为密切，直到明末清初“西学东渐”，中国人才第一次系统地接触到西方文明。在中国传统世界观和西方新世界观之间，士大夫们如何应对？
一、从天下到万国
“天下观”、“华夷观”自春秋战国形成以来，便一直是中国人认识世界的一种观念。这种观念说来也很简单，似乎每个民族发展之初，都将自己当作世界的中心，中国也不例外。传统天下观，“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天圆地方”，天笼罩之下的区域便是天下，而中国则位于天下之中，处于中央，是华夏，四周则是各种小国四夷，他们与中国犹如众星拱月。
随葬墓中常见的玉琮，即蕴含天圆地方的理念
其实中国古代对真实的地理世界已经有了较为清晰的认识，但这似乎只停留在实用层面上。到了对外交往与自我认识时，我们总喜欢带入自己是“天朝上国”的思维中。中国是文明的象征，而四夷则是野蛮的代表，他们需要到中国来接受教化，并对中华文明心悦诚服，如此便诞生了传统观念中的“华夷秩序”。尽管这是一种文化意味大于政治意味的观念，但在传统士大夫的眼中，这就代表“天经地义”。
中国天下观
这种对自然世界的认知观念，进一步下沉到对社会秩序的认识上。传统中国一切知识思想的理论依据，都离不开“天经地义”，也就是传统的宇宙秩序。比附于现实秩序中，就如同孔子所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君王居于中心地位，继而又发展出“君臣父子”、“尊尊亲亲贤贤”等一系列现实秩序。
万国来朝
从汉到明，这种思想观念与知识体系一直没有受到大的冲击。虽然宋朝的国力不足以使它成为真正的天朝上国，但天下观始终不曾动摇。但这种情况到了明末却发生了变化。
一方面，中国航海业有了很大的进步，对外探索的能力大大增加。宋代的海外贸易、明初郑和下西洋、明末的民间贸易等，都在冲击着原有的天下观念。另一方面，也是更为重要的，通过新航路的开辟，西方已经探索并开始主动接触中国。与西方人开始密切接触、新的知识传入，甚至于中外爆发冲突，都使得中国人原有的世界观开始崩塌。曾经处于中心的中国开始边缘化，世界也从曾经的天下时代，进入到万国时代。
坤舆万国图
二、天崩地裂：西方天学与地学的传入
最早与中国接触的人群是西方的传教士，他们来华的本意是传播“基督福音”，但在中国最先引起巨大反响的，却是他们带来的西洋知识。明末清初，从西方传入中国的知识不可谓不多，从利玛窦开始，就不断将西方的各种技术知识传入中国，如数学、天文学、地理、军事技术等等，但对当时士大夫产生最大震撼的，还是天文与地理。
利玛窦与徐光启
对天地宇宙秩序的深信不疑，是中国传统知识的基础，如果这个基础受到质疑，士大夫心中恪守的道义也就失去了存在的合法性。利玛窦在解释《坤舆万国全图》时说道：“地与海本是圆形，而合为一球，居天球之中，诚如鸡子，黄在青内。有谓地为方者，乃语其定而不移之性，非语其形体也。”这开启了对传统“天圆地方”观念的冲击。
中国古代一直相信“天道左旋”，而西方传教士却说地球向右转；中国古代坚信的“地为诸天之心，心如枢轴，定是不动”的理念，被西方科学的地球自转所否定；古代中国通过观察二十八宿及十二星次，对应地面的各个区域的“天文分野说”，也遭到了质疑。西方天文学对中国传统知识体系的冲击是全方位的。
古代天文望远镜
地理学特别是舆地图的发展，也不断冲击着中国人的世界观。地图虽然不是文字，但它却始终传递着一种观念，例如地方志总是凸显出行政区域与宗教区域。中国古代传统的地图虽然不乏相当精确写实的科学记载，但大多传递着天圆地方与天朝上国的思想。当西方的世界地图传到中国后，士大夫们大为震撼。“地如此其大也，而其在天中一粟耳，吾州吾乡，又一粟中之毫末”，曾经的中国处于世界的中心，现在的中国却成了世界的一角。利玛窦在献图时，十分注意将中国的比例扩大，但万历皇帝似乎并没有对这种大逆不道的地图表现出强烈的排斥，反而十分喜爱。无可否认，这种舆地图向时人传递出了“小中华而大四夷”理念。
看似被视为实用技巧的西方天学、地学的传入，其实恰恰打中了中国传统知识体系的七寸，使得“天经地义”走向“天崩地裂”。基督教教义和西方哲学思想，士大夫们尚可利用“忠孝仁义”的理念进行批驳，但经过西方科学所证实了的天学和促进了海防交通发展的地学，却让士大夫非常难堪，因为他们根本无法反驳。这种情况下，士大夫们会做出什么反应呢？
三、批驳与融合：士大夫对冲击的回应
面对新知，士大夫中不乏肯定与接受的人。如徐光启、李之藻、张京元等人，他们与传教士来往密切，接受并传播着这种知识，包括皇帝在内，其实都对新知识充满了好奇。
徐光启画像
但这种与中国传统知识体系可谓方枘圆凿的西洋知识，想要被接受，仍然需要一个缓冲期，特别是天朝上国的自信仍然存在，华夷之辨的观念仍然占据主流思想之时。所以，时人采取了两种巧妙的做法来对待新知识：
第一，凭借历史记忆，将这些新知都归于中国古代所特有的知识中，这就是所谓的“西学中源”。这一理论也与传统知识相关，“天子失官，学在四夷”、“礼失求诸野”为之提供了依据。他们将各种西方知识与古代传统知识相比附，例如，地理知识已经有邹衍的“大九州”说，数学知识来源于《周髀算经》。康熙帝就曾说：“古人历法流传西土，彼土之人习而加精焉”。为西学找到中国历史的依据，不失为一种折衷妥协的做法，也能够让传统的中国知识分子心理好受一些。
影视剧中的康熙帝
另一种做法就是完全将新知识当作实用性知识，也就是说，将西方新知视为形而下的“器”，而坚持中国传统是形而上的“道”。这种做法可以理解，当新知识冲击到传统思想的基础，而我们又没有做好准备时，这样的逃避或许可以避免更大范围的“三观”崩坏。
但问题是，当形而下的“器”不断发展壮大，以至于冲击威胁到了形而上的“道”时，国人又该如何自处呢？
康熙帝师南怀仁
于是反抗抵制的思想应运而生。他们拒绝西方的知识，将其视为蛮夷的胡言乱语。这其中包括许多明末著名的思想家，如王夫之便说利玛窦是“身处大地之中，目力亦与人同，乃倚一远镜之技，死算大地为九万里”，直斥其为“呆狂”。或许这才代表了当时大多数士大夫的心态，对这种“离经叛道”的指责与对“天经地义”的道的维护，本就是士大夫的任务。好在当时处于明末清初，中西冲突尚不剧烈，而西方真正改变中国，则要等到200年后的“鸦片战争”，此后天朝在面对西方科学时，就真的毫无招架之力而濒于崩溃了。
文史君说
明末清初的第一波“西学东渐”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系统地接触西方的知识与思想，虽然是被动的接受，但也为中国的知识界注入了一股新鲜的活力。但可惜，由于不断涌入的新知对中国传统思想体系造成了极大的冲击，康熙“礼仪之争”禁教以后，这一进程即告中断。到了1840年后，西方文明以强权和霸道的姿态出现在国人面前时，我们却表现得更加手足无措，在保持自我与近代化的道路上走得异常艰难。如果在明末清初我们就能扭转天朝上国的既定思维，接受、学习、消化西方新知，清朝和近代中国的路或许不会如此屈辱。
参考文献
葛兆光：《宅兹中国》，中华书局2019年版。
葛兆光：《中国思想史》，复旦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
李忠林：《西学中源说论略——从夷夏之防到师夷长技》，《史林》2018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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