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20年上半年受疫情影响的电影院，因为《八佰》的火爆，终于真的热闹起来了。
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5周年，电影《八佰》取材的是淞沪会战中最后一场战役——四行仓库保卫战，参加这场保卫战的中国士兵被称为“八百壮士”。
伴随着票房的一路高歌猛进，作为艺术改编的《八佰》也面临了一些关于史实的争论。但是不管评价者态度如何，有一点是公认的，那就是：这个电影，真的太好哭了。
电影中属于普通人的家国情怀，以及民族意识的觉醒让观众感动不已。也有很多年轻的观众在观影之后主动去了解四行仓库保卫战的历史。
抗日战争的历史记忆，对当代中国来说，是无法忘记的民族印记。不论是电影中的战士、看客还是电影外的观众，四行仓库中这支孤军的战斗都足够刻骨铭心。
记忆的背面是忘记。与中国努力铭记这段历史相反的是，很多人都不解于这样一个问题：战败的日本为什么不认错？
这个问题同样引起了荷兰作家伊安·布鲁玛的兴趣，在他的游历作品《罪孽的报应》中，布鲁玛探讨了战后德国与日本“应对”各自战时罪孽的不同方式。
一个是以悔罪的方式承受罪孽的重负，悔罪是德国人与罪孽相伴而生的方式；
另一个则是以不悔罪和抵赖来躲避罪孽的报应，但抵赖同样也是一种随时感受到罪孽重负，因此不得不与之伴生的方式。
布鲁玛不是第一个思考这个问题的人。在他之前，著名人类学家鲁思·本尼迪克特已经对此做出了“国民性”的人类学解释：日本人有亚洲人的“耻文化”，而德国人则属于基督教的“罪文化”。
但布鲁玛对这个解释提出质疑，他也不同意有些人关于“德国人和日本人是危险民族，民族性格中存在某种劣根性”的观点。
布鲁玛认为，问题的关键是“政治因素”，而不是“文化因素”。无论一个国家曾经在罪孽和灾难中陷得多深，出路还是有的，而出路就在于自由民主的价值和制度。即使在悔罪成为共识的德国，在自由民主价值和制度建立起来之后，仍然会有新纳粹分子从事政治的而非文化的颠覆。
他在分析日本不能像德国那样悔罪的根本理由时一针见血地指出：
没有对政治责任——准确地说，是对战争与和平的责任——的承担，日本就不可能产生一种面对过去的成熟态度。必须先有政治变革，接着才会有心态变化。修宪只是一部分努力；更换政府起码同样重要。因为只有一个新政府才能与战后秩序一刀两断，而这一秩序至今仍然受到战时政权的玷污。
具体地，战后德国与日本在悔罪问题上的差异，可以从四个方面展开思考：
01 政治上的不成熟
国家政治制度的改变可以成为转变国民价值观和行为准则的条件和推动力量。然而，国家政治制度的改变主要是通过内部的力量发生，还是由外部力量逼迫着强制发生，这二者间有着极大的不同。
战后的德国和日本便是这样两种不同的情形。德国战后的政体重建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德国人自己主导的，而战后日本的宪法是由美国人出于自身利益主导的。
这就造成了德国与日本在战后政治发展和国民政治成熟上的差异。德国战后有明显的文化断层，德国人通过广泛而积极的宪政讨论，在政治上迅速成熟起来，相比之下，日本人则一直处于政治幼童阶段，迟迟没有成熟起来。
布鲁玛用两个片段展示了这种区别：
德国电视里，唇枪舌剑的讨论节目比比皆是，人们围坐在圆桌旁，就时下热点问题展开辩论。听众坐在小桌边，边小口呷饮料，边听嘉宾们滔滔不绝的发言。气氛一般很严肃，有时争论会趋于激烈。人们很容易嘲笑这类节目的一本正经，但是其中自有值得称道之处。部分得益于这类谈话节目，大批德国人才对政治辩论熟悉起来。
没有流亡作家和艺术家返回故乡，拷问那些留下来的人的良知……在日本，所有人都留了下来。不少原左派人士在1930年代正式放弃他们的政治立场，过程颇为正规，被称为Tenko，直译是改宗的意思，但战争一结束他们就重新捡起马克思主义。有的作家曾在私底下表达过对战时日本状态的震惊，并在日记里嘲讽军国主义的粗鄙拙劣。然而，‘内心移民’差不多算是任何日本作家——少数共产党人除外——所能做出的最大程度的抗议了。
正是由于在政治上缺乏成熟，日本社会在对待国家之罪的问题上严重滞后于德国。与善于积极独立思考的德国公众相比，日本社会里却有许多沉默的大多数和糊涂的大多数。因此也就始终难以形成对战争罪责、人道灾难、记忆伦理、新型国家认同等重大问题的深入反思和公共讨论。
02 无法摆脱的浪漫民族主义
除了政治不成熟以外，日本也没有办法像德国那样摆脱战前和战时起过关键作用的浪漫民族主义。
布鲁玛在与许多德国人和日本人的接触中发现：
我经常从德国人那里听到‘典型德国做派’这句话，而且口气几乎清一色都是贬义。相反，日本人说‘典型日本做派’时，通常都带着一丝自我辩护和自豪。
战前的日本同德国一样，以知识分子和政客为首的精英人士往往感到有必要借助浪漫民族主义，来抵消某种民族自卑感。他们引进费希特的有机民族主义理论是为了振奋日本人的自尊心。但是战后的日本继续表现出强烈的民族主义恋旧。
有意思的是，日本人愿意觉得自己像德国人，但德国人却不愿意觉得自己像日本人，这是因为两个国家有了不同性质的国族自我认同。
对此布鲁玛也提供了一个有趣的例子：1987 年，位于柏林的日德中心正式对外开放。为了庆贺其诞生，日本人提议举办研讨会，探讨神道教天皇崇拜和日耳曼民族神话之间的相似性。这是东京一座神道教寺庙的僧侣出的主意，绝无批评和嘲讽之意。但德国人礼貌地回绝了。
战后，德国人以认同德国宪法来构建自己的国族认同，而日本人更多的是用抵抗“他者”——主要是“反美”——来构建国族身份的自我认同。
历史教科书中就可以看出这种区别。
德国教育法明确规定，教学材料“不应阻碍学生形成自己的主见”。以巴伐利亚州高中历史教材为例，这个规定得到了严肃的对待，“课本每一章节的提问用意不在考验政治正确性，而是鼓励学生独立思考”。
相比之下，日本教科书在文部省的监管下，被要求淡化和隐瞒日军的野蛮罪行。日本历史学教授家永三郎在1952年编写高中历史教材时，因为被文部省认为描写“一边倒”而被勒令多次重写，忍无可忍起诉政府违宪。
家永三郎（1913-2002），日本著名历史学家。
此后他又和政府分别打了两场官司。到了1980年代，他还被要求删除教材中有关南京大屠杀的内容。直到1992年，79岁的家永还在东京高等法院打官司，期间经历了不断的上诉和被驳回。在日本，像家永这样的人是绝对的少数。
03 自认“战争受害者”
日本有“受害者”的心态，而且还是“英勇抵抗的受害者”。从战前到战后的日本一直存在着“日本人领导亚洲对抗西方”的神话。
而记忆是有选择性的，就在日本人选择了“受害者”记忆的同时，他们消除了自己作为对亚洲其他国家人民“加害者”的记忆。
日本的“历史失忆”与德国对悔罪的念念不忘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其中特别有典型意义的便是“广岛记忆”。
日本人每年有两个纪念日：一个是 8 月 6 日的广岛原子弹爆炸纪念日，另一个是 8 月 15 日的日本战败投降纪念日。
广岛成为美国“战争罪行”的证明，也成为“和平”反对一切战争的“民众抵抗”旗帜。广岛记忆把广岛用作日本是二战受害者和牺牲者的象征。
在广岛，日本是受害者的看法被小心翼翼地守护着，人们坚称广岛死者是无辜的，这种“无辜受害者”的记忆排斥了日本是侵略者的记忆。
但是布鲁玛指出，“和平广岛”是一个神话。“广岛根本谈不上无辜。1894 年，日本同中国打响‘甲午战争’时，部队正是从广岛出发、开赴前线的，明治天皇也把指挥部搬到了广岛。这座城市因此变得富有，十一年后的日俄战争则让它更加富有。广岛一度还成为军事行动的中枢。……在遭到核打击时，广岛是帝国军队第二大本营（第一在东京）。简言之，这里遍地都是军人。”
当然，广岛市民确实是受害者，但害他们的基本上是他们自己的军事领导人。1987 年，当广岛当地一伙和平活动人士向市政府请愿，要求把日本侵略历史纳入和平纪念馆展览内容时，这个要求被拒绝了。
当日本人把目光从广岛转向南京时，相当大的保守势力人士却坚持，平民伤亡是战争必然会造成的结果。
04 “无罪”的天皇
日本独特的天皇制度是阻碍日本充分认识侵略战争和人道灾难罪行的又一个政治因素。日本国内对南京大屠杀的看法和立场就涉及天皇制度。
对左翼和自由派来说，南京大屠杀是由天皇崇拜所支撑的日本军国主义的主要象征，要避免另一场南京大屠杀，就有必要坚持《和平宪法》第九条。
民族主义右派的看法恰恰相反，他们认为，要重塑日本人的真正认同，必须恢复天皇作为国家宗教领袖的地位，并且修改第九条，以使日本重新成为一个具有合法性的军事强国。
《日本宪法》第二章第九条 【放弃战争，战争力量及交战权的否认】
也就是说，否认南京大屠杀不是一个简单的历史认识问题，而是涉及维护天皇制度的合法性和权威。
战后德国与希特勒的纳粹极权制度完全切割，战后日本则无法与天皇制度完全切割。而日本之所以难以与过去断绝，一个主要的原因是暧昧不明的政治体制——日本并不是一个真正的“法西斯”国家。
“它既没有法西斯或国家社会主义执政党派，也没有希特勒式的元首。最接近这一角色的是天皇，但不管他有过哪些头衔，他算不上是法西斯独裁者”。
同样的，日本也没有德国那种明确的责任制度，在日本起作用的是一种被称为“不负责任的体制”。既然要保留天皇的权威，那么天皇裕仁的过去就不能沾上任何污点。
所以，东京审判时，裕仁天皇不仅逃脱了制裁，法庭甚至都不能传唤他出庭作证。日美两国达成协议，最高“神轿”不得受一丝牵连。
这是一笔政治交易，牺牲了战争受害者的正义，其非正义的后果一直延续至今。只要天皇还摆在这个位置上，“日本人就会在坦白过去一事上扭扭捏捏。因为天皇对发生的一切均负有正式责任，而通过免除他的罪责，所有人都得到了赦免”。
任何一个国家和民族都应该铭记历史，不管是正义还是非正义的一方。这是因为历史并不仅仅是历史，它决定了今天我们站在哪里，未来要走向何方。
把历史与现在割裂，并不一定指向客观的通途，而可能让“冷眼看待”变成“冷漠旁观”，甚至让旁观者因为“理解”加害者而对他们产生认同感，认同加害者是不道德的，也是非正义的。
而铭记历史，也不仅仅是一种个人道德的选择，我们可以从中有意识地改变旧的思考习惯和偏见，也就是布鲁玛所说的在政治上成熟起来。这也是中国人常说的：以史为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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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丹怡 黄泓
观点资料来源：
《经典之外的阅读》
